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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京阳在学员队待了半年时间，那是一整个冬天和一整个春天的时间。到夏天的时候，学员队解散，除了少数几个学员兵被几个师的宣传队要走之外，学员队的那些男女少年兵们大部分进了军部宣传队。
这是关京阳盼望已久的事。
谁也没留意，少年关京阳的心早在夏天到来之前就偷偷飞往宣传队了。那里有一个让关京阳敬佩和仰慕的人，她叫余兴无，比关京阳大两岁，是舞蹈队的女主角，宣传队演《白毛女》她就是喜儿，宣传队若演（红色娘子军）她就是吴琼花，总之，她是舞蹈队的台柱子。她人长得很美，身材苗条，脸蛋迷人，嗓音甜润。关京阳看过她演的一场《白毛女》，他被舞台上一袭白衫一头银丝的她迷住了，他的一颗心被舞台上的她扮演的形象碾碎了。在那以后的日子里，他始终在暗地里注意着她。她曾为他们辅导过舞蹈基本功训练，她手把手地教他们，她蹲在软垫边护着他们翻小翻，她做了一个漂亮的倒踢紫金冠的芭蕾动作给他们看，她告诉他们，舞蹈是形、意、情的完美结合，比如喜儿从山神庙逃回山洞那一场独舞，她示范着，脸上渗透似的流露出阴悒和悲枪的神色，那是一种高贵的气质。他的心被她的那种高贵的气质刺痛了，收缩成一团，从此以后他就再也不能忘记她的样子。可惜的是他们不能经常见面，宣传队和学员队不住在一起，他们之间隔着一个操场，宣传队又有很多演出任务，他要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有可能见到她一次。有一段时间他很忧郁，不大开口说话，更不讲故事，就连季洁来找他，他也打不起精神来应酬。他整天躺在蚊帐里情绪低落地翻着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后来他听说宣传队下部队演出回来了，他一轱辘地从床上爬起来，他打定主意去找她，也许和她说一句话，也许什么也不说，反正他想见见她。他真的去了。他看到了她。她在水池边洗衣服。她洗一套军装外套，一件粉红色的的确凉衬衣，一件白色的衬衣。那件白色的衬衣雪白雪白的，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还要洗它。她把衣袖卷到手肘上，手臂光滑圆润，透着细磁似的光泽。她用力地揉着衣服，揉得肥皂泡溢了满满一盆子。他的脸红了，一直红到脖颈处。他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去，他说，我能给你帮帮忙吗？她听见有人说话，停下手中的动作，抬起脸来看着他，一绺散乱的长发从她的眉心垂挂下来。你是在和我说话吗？她说。她的嗓音好听极了，清亮清亮的像百灵。他说，是的。他有些心慌意乱，差一点儿就逃开了。她说，你是谁？是俱乐部来的新兵吗？他愣住了。她不可能不认识他，她不是给他们做过舞蹈基本功辅导吗？他说，我叫关京阳，我是学员队的。学员队的？她好看的大眼睛里流露出迷惑，我想想，我好像是见过你，我想起来了，你是跳洪常青的那一个小兵，对吧？她的眸子一亮，她真的想起来了，她冲他粲然一笑，可是他却生气了。她简直太目中无人了，她只记得那个跳洪常青的小兵，却不记得他，难道他不是学员队舞蹈组最出色的学员吗？难道他在她眼里仅仅是一部剧中的人物吗？他扭身就走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留下她一个人在哗哗作响的水龙头边摸不着头脑。
在整个冬天和春天，关京阳再也没有越过操场到宣传队的驻地去。他当然会去的，但不是作为一个想讨好女主角的小兵，而是作为宣传队正式的一员，他会让那个叫余兴无的女兵看到，他不是什么你是谁，不是什么俱乐部的新兵，他是他，他就是他。
现在，他在夏天到来的日子里等到了这个机会，他会做给她看的。
8 不打仗不洗脚
正如那句没有什么诗意但却实实在在的话所说的，日月如河流。关山林一家人的生活，一直像河流那样流淌着，终日不曾停顿。在路阳重返部队和京阳当兵离家之后，这个大家庭有过一段时间的失落，但很快就恢复到它原来的轨道上来了。
1969年冬天的时候，一六一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队进入工厂实行再度的军管制，革委会主任由军代表担任，从各派组织的领导人当中选举出革委会成员，同时也解放了一批问题不大、表现较好的走资派，结合进革委会班子，工厂的生产开始逐步恢复。乌云属于问题不严重，过去工作中有过一些政绩，群众愿意原谅的当权者之一，所以，当职工医院成立革命领导小组的时候，乌云就被解放出来，成了领导小组有名无权的一名成员。
乌云回厂上班的第一天就知道了胡祥年被猛虎兵团枪毙的消息。
乌云回家后断绝了和工厂的一切联系，关山林根本就没有告诉她差一点儿就成了人家枪下的靶子这件事，当时关山林把乌云带上华沙牌小轿车后只对她说了一句话：回家待着去，这个革命咱们不闹了。
乌云是被关山林硬从家里撵走的，又是被关山林硬从猛虎兵团的死牢里抢回来的。乌云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乌云不知道工厂里发生的事。
胡样年要求造反派最后一个打死他。和胡祥年一同被打死的还有他的妻子储云芳。储云芳是一六一厂厂俱乐部主任，是十三军文工团转业到地方的干部，人长得漂亮，能歌善舞，工作认真，待人热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被揪了出来，理由是她爱臭美，是资产阶级的狐狸精。储云芳本该不死的，猛虎兵团去掳走资派那天雨夜，在一片混战中他们夫妻俩分开了，猛虎兵团害怕吃包抄，在黑暗中掳了几个人就走，储云芳本来没被掳走，但她发现丈夫不在了，她在黑灯瞎火中到处找胡祥年，她摸了一手的血，她喊，胡祥年正被推操上已经发动了的卡车，他听到了大楼里妻子的呼喊声，他回应了一声，储云芳跌跌撞撞地从大楼里跑出来，有个受了伤的造反派躺在地上冲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她，她奔到了已经启动的卡车边，朝丈夫伸出手去，胡祥年拽住了她，她在车后被拖了十几公尺远才被丈夫拉上了车，他们在颠簸的卡车上紧紧地搂抱着，浑身发抖，同时又为着不曾分开而感到庆幸。储云芳那时已经怀孕五个月了，那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胡祥年知道他们将要被猛虎兵团枪毙的消息时差一点儿就要发疯了。胡祥年希望妻子能够活下来，储云芳却不。储云芳说，我不想做一个寡妇，我不想我的孩子做一个孤儿。胡祥年还是背着储云芳找了高过。胡祥年要高过放了他的妻子。高过说这不可能。胡祥年说他们可以在他身上打一百个窟窿，直到把他打得稀烂，如果他们愿意他们甚至可以用炸药包来炸他，那种方法很解恨，但是请留下他的妻子。高过说我又没疯，我费那个事干什么！胡祥年说既然这样，我的妻子已经怀孕五个月了，你们能不能等她生了孩子再枪毙她？高过瞪眼道，你这人烦不烦！事情就这么决定了。枪毙他们那天，在去刑场的路上，胡祥年不顾造反派雨点似的枪托挤到了储云芳身边。胡祥年把妻子搂在怀里，像搂着一只可怜的小鸟似的。他们的身边有个总厂的副厂长在哭，还有个老工程师一遍又一遍地在念叨着冤枉，一个对立派造反组织的头头在跳着脚破口大骂。他们对此毫不在意。他们一边被人推操着一边给未出世的孩子取名字。后来他们决定给孩子取名叫胡同。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求同年同日死。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不错，这名字真好。储云芳伸出一只手给丈夫轻轻地揉被枪托打肿了的额头，当造反派把她拉走的时候她不顾一切地扑过去在丈夫肩头狠狠地咬了一口。她回过头来流着泪大声朝他喊，我已经在你身上留下记号了，我在那边能够找到你的！胡祥年在最后的时刻说服了高过，他要高过第一个处死他的妻子。高过同意了，但是作为交换条件之一，他把胡祥年安排到最后一个，他认为这样做才显得公平合理。他们把储云芳第一个押了过去，枪响的时候这个美丽的舞蹈演员是斜着身子倒下去的，她怕压着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其实她这样做是徒劳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被造反派命名为八·一五式的试验型冲锋枪，这种枪是大名鼎鼎的苏式AK47型冲锋枪的改装型，使用由 N·M·耶里萨罗夫和 B·W·瑟明发明的 7。62 X 39毫米中间型全金属被甲枪弹，这种不符合日内瓦条约精神的枪弹威力极大，在2000米处还有杀伤有生目标的性能，在贯通处能产生一个巨大的撕裂面，由于火力的作用它能使人的整个内脏器官都受到强烈破损，包括子宫。好在他们枪法很准，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当过兵，他们只用了一个点射就结束了她的生命。接下来是另外的人。胡祥年是最后一个，他的目光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他妻子那姿势优美的尸首。他们一共枪毙了七个人。六个成年人，一个孩子。
乌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为胡祥年的死伤感着。他们是同事，他们相处得一直很好。她忘不了胡祥年的快人快语和连篇笑话，他总是不分场合地开玩笑，现在她听不到他的笑话了。乌云尽量克制自己不去想胡祥年和他那个美丽而又忠贞不渝的妻子，尽量不让自己的感情长久地纠缠在这种噩梦之中。有人死了，有人活着，她是活着的人中的一个，她还得继续活下去。
乌云在职工医院革委会领导小组中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领导小组开会她参加，决定或不决定什么，没人征求她的意见，她只用举手就行了。平时没有给她布置别的工作，她就自己到药房去帮忙。她是学药剂的，在充满普鲁卡因和氨基比林混合味的药房里她显得更自在一些。
医院领导小组的负责人是白淑芬。白淑芬是一六一厂最早的造反派之一，为一六一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也有人提到过她反水的问题，但是对立两派都是军管会承认的革命组织，都是结合对象。高过是在一次紧急集合出发攻打对立派的时候被炸死的。高过当时正在吆喝人上车，从院墙外飞来一枚木柄手榴弹，手榴弹砸在高过的屁股上，掉在他脚下，高过以为谁的枪托撞着了他尊贵的屁股，他想破口大骂，但没等到他骂出来，手榴弹就爆炸了，高过当场被炸成一堆烂肉。关于劫掳和枪毙走资派的事，只有高过和白淑芬两人知道它是怎么动意和被决定的，高过一死，天地都被蒙在鼓里了，这样，白淑芬担任职工医院领导小组负责人就不存在任何疑义了。
乌云回工厂上班的第一天，她在办公楼的楼梯口和白淑芬撞上了。她们两个人都有些发呆，都有点儿尴尬，或者说，都在心里有了一种下意识的惊悚和发毛。白淑芬救过乌云，乌云对此感激不尽，后来白淑芬撒手不管身处困境的乌云，对此乌云也能够理解，毕竟她们俩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造反派，水乳不相容。白淑芬没有剪乌云的头发，打乌云的耳光，冲乌云吐口水，这就足够了，这就相当不错了。乌云甚至还庆幸自己当时原谅了白淑芬，帮她调动了工作。但是不知为什么，乌云在楼梯口再度见到白淑芬时，她有一种强烈的隔膜感，一种发自灵魂的战栗。她打了一个寒战。白淑芬首先从发呆中缓挣出来，她热情地从楼梯上走下来拉住乌云的手，她说，哎呀，你总算回来了，你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她说；为了结合你的事，我和厂革委会那班人吵了几架，吵得天昏地暗，最后还是我吵赢了。她说，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他们要说让他们说去，你只管抬头工作，什么也不要想，我相信你，我支持你，看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我就不信他们能把你怎么样！她附在乌云的耳边说，我们的战斗友谊万古长青。然后她笑着拍了拍乌云的手说，你找吴组长先谈工作，谈完以后你到我的办公室去——就是原来你的那间办公室，我们好好聊聊。然后她匆匆走了，去别处布置工作去了。乌云等她走了很远还站在那里发呆。她问一个从旁边走过的医生，吴组长办公室在哪里？那个医生说，乌书……，乌云，你刚才是在和谁讲话？乌云说，是和白淑芬呀，怎么了？那个医生神秘莫测地笑了笑，说，没什么，随便问问——三楼左手第二间，挂了牌子的——我说的是吴组长，不是白组长。医生说罢就走掉了，留下乌云在云里雾里。
乌云回厂上班，关山林既没有表示出高兴又没有表示出不高兴。在这个问题上他有过两次表态，两次都阴阳怪气的，令人无法理解。一次他说，结个什么合，不就是想吃狗肉吗？吃不上新鲜的吃腊的，总是一个吃，你也愿让他吃你？另一次他说，总有一天，逼上梁山，一把火烧了草场，大家都落个痛快！两次关山林说话，乌云都没有弄懂，狗肉的比喻她不懂，梁山的比喻她也不懂，不是不懂狗肉和梁山，光这两个词她是知道的，就是不明白他拿这两个词比的是什么。她知道关山林那段时间热衷于读书，关山林找了很多书来看，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文艺的、军事的、自然科学的，他把那些书都堆在自己的屋里，堆得乱七八糟，他整天躲在房间里读那些书，读得昏天黑地，自然也就读出了很多怪名词和怪念头。
关于读书，乌云也被关山林弄得头疼，倒不是读书本身，是读书带来的一些其它问题。关山林读书是不让人打搅的，朱妈有时候进他的房间打扫卫生，动了他那些书，他就闹。他说，你出去你出去！我这里不用打扫！我不打扫！朱妈被撵出来，很生气地对乌云说，休息就休息，休息就好好休息，安心休息，又不让他教书，他把那么多书弄到房子里，脚都下不去。乌云说，他想读书，你就让他读，房间不打扫脏一点儿不要紧。朱妈说，怎么是脏一点儿？是脏得没有王法了，他不爱洗脚，又不肯换衬衣，被窝里子得两天一换，再加上这一屋的书，这是脏一点儿的事吗？乌云拿认真较劲的朱妈没有办法，就说，好了朱妈，洗脚和换衬衣的事情我来办，他那个房间你若要打扫，就趁他出门的时间打扫，他在家时你就不进去，就当没他那个房间，好不好？
吃了晚饭后乌云就叫关山林洗脚，关山林不洗。乌云叫李部端一盆水到关山林的屋里去，关山林发火道，你们到底要干什么？我又没行军打仗，我洗个什么脚？你们真是乱弹琴！李部连忙把水端了出来。乌云对朱妈说，朱妈朱妈，你不要生气，他不洗，我洗，反正这盆水是不会浪费的。朱妈说，我生什么气？我一个当保姆的，主人爱怎么都不该我来说，我也没有说的资格，我就是不明白，他首长当到那么大，却总是和人拧着来，未必做大事的都是拧出来的？我看毛主席就很和蔼嘛。李部在一边说，谁说首长不和蔼？首长也和蔼，首长高兴的时候还和我下象棋。朱妈转向李部说，别提你们下象棋的事了好不好？你们不下棋的时候，家里安静得像座庙，你们一下棋，又是喊又是叫，好像屋里生出一支军队似的，吵死人。李部说，首长说了，象棋就是战场，下棋就是打仗，楚河为界，两军相争，冲锋的时候就得喊叫，不喊不叫，那像什么战场的样子？朱妈说，就算你说得有理，那他为什么不洗脚不换衬衣？李部说，谁说首长不洗脚不换衬衣了？朱妈说，倒是也洗也换，就像过节似的。李部得意地说，这你就不懂了，军人就拿这当过节，你想呀，行军打仗后烫个脚，打了胜仗后洗澡换血衣，不是过节又是什么？朱妈说，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