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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为中央储备局持有55172吨的白银，市值约合2。73亿英镑，据统计占据当时中国国内白银总量的75％以上，在整个一战前期，张康仁不断抛售中央白银稳定住国际市场的银价，1917年，随着帝国大规模参战，国际银价巨幅飙升，张康仁选择果断在1918年底将白银抛售一空，用于购置英法美俄等协约国的国债和兑现黄金，籍此全面调整为金本位货币制度。
除此之外，在战争爆发前期，为了抵消战争导致银价提高的风险，中央储备局大量调用货币储备购置军工业股票和资产，而仅仅是在战争期间低买高卖这些资产，储备局从中获利就接近1。7亿英镑。
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1月，帝国央行和中央储备局在持有2714吨黄金的基础上（沙俄黄金可是不能公布的哦，怎么都不会认帐的，当年日本也一直不认帐啊，所以到今天，俄罗斯对日本还是很阴狠，这就叫报应），不仅偿还了帝国拖欠外国的债务，还持有英法美俄等国国债总额11。83亿英镑，法俄债务比例占其中的一半。
如果没有一战和财政大臣张康仁，帝国以如此大的国民资产规模和如此低的黄金储备。想要从银本位转变为金本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一战中的军费开支也将会异常困难。
如今的帝国不仅顺利转变为金本位的国家，货币储备率在各大国中位列 第 229 章 团，去哪里缔造能建造无畏舰的造船厂。去哪里缔造和欧美水平相当的汽车、飞机、电气、机车工业，去哪里缔造日益强盛的中国机床工业？
远东现在还不是帝国的危机，而是帝国的希望之所在。
一个远东财团，基本就相当于半个帝国。
当然远东财团也在逐步转变自身的经营范围，从过去垄断大豆出口到今天的六家特许出口商共同竞争，从过去以远东商行为龙头，日渐转变为以远东银行和中国通商银行为龙头，按照宋彪的意思，远东银行将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慢慢抹去中国财阀巨头的象征地位，但是被远东财团各家公司合股私有化和中资化的中国通商银行正在逐步成为新的金融巨头，并且在表面上和远东财团保持距离。
远东。
这个品牌将慢慢的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为的是更长久的生存下去，远东汽车公司改组为中华汽车总公司，远东钢铁、远东船舶这个帝国核心产业公司将会在这两年逐步改名为中国联合钢铁总公司、中国联合船舶工业总公司，以后还会继续保持远东之名的企业会越来越少，大体只会剩下远东商行、远东银行、远东航运、远东铁路、远东石油、远东武器六家特大型的企业，甚至连此时利润丰厚的远东纺织、远东矿业都会逐步改变名称，脱离远东系自立。
因为远东太大，它的存在本身就会让世界和国人感到恐惧，而它又必须存在，所以就必须学会隐蔽。
第 229 章 的要发红包，要大吉大利。过去，咱们总是学外国，学外国很好，政府还是要推行西化，但也要更多的保留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有我们自己的哲学思想，有我们自己的文化观念和生活、管理的方式。泰勒有一套科学管理思想，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可咱们立足于此，也要有人情管理的思想，东西合璧，咱们乡下种地顾个长工都要逢年过节买酒烧肉，朕觉得这种人情和睦，尊老爱幼。礼贤下士的人文观，对于中国企业本身是有莫大的帮助，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这种人文观吸纳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营中去。”
容星桥连连点头，提议道：“皇上不妨写个社评，让国人实业家们都有所启迪，此事利国利民，大利啊！”
宋彪经他这么一提醒。倒是觉得确实要写这个社评，就道：“这个东西别人写不了，你按朕的意思写个草稿吧。”
容星桥一口答应下来。
皇帝的社评很多。可90％都是别人所写的稿子，只有那10％是皇帝的思考，偏偏就这10％的思考最为重要。正是全文的价值所在。
时间正好不早了，宋彪要回去吃午饭，容星桥这么多年效劳下来，也堪称是皇室的大掌柜，而且这也是容星桥 第 229 章 上的事，增加自己对帝国工业水平的了解。
帝国工业要发展，还是要靠资本家的努力，政府也要倾尽全力的扶持，提高实业家和高级技术工人、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更大规模的推动教育，推动科技的发展。
在欧阳赓这一届总理任内，宋彪就计划在国家科技总署、中央科学院、中央军部科工部推出“中国国家科技项目研究计划”，用一个简单的201计划来统称，也就是要在20世纪推动帝国成为世界第一科技强国，在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要由政府拨出资金支持、资助和主持一些重点技术的研究，这实际上就是当初要设立国家科技总署的原因。
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文教部的两个万人计划的进度比预期的要差一截，可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大体也达到1。3万人的总规模，今年补偿性的增加的更快一些，在美国的留学生约占50％，法国其次，只是在俄国和德国的留学生前几年都被迫中断了学业，目前在欧洲各国都有留学生，也有去墨西哥、智利这样的国家，这主要是考虑一些特殊的长期合作，在日本的数量还是比较多，占10％左右，这是因为去日本留学确实比较容易和便宜。
随着和德国重新建交，赴德国留学的学生会在后面几年大幅增加，总体而言，德国的大学教育还是在世界上保持着最高的水平，德国的中等职业专科教育更是非常有特点的很出色，其他国家几乎比不上。
按照欧阳赓的计划，他打算将德国对华的赔偿主动削减掉一部分，余下的则全部设做德国留学基金，对德国来说可以免于外汇和黄金的流出，对中国而言也没有任何损失，利于中德关系的复苏。
在英法两国，他也打算将留学基金扩大，争取在他任内彻底完成两个万人计划，而且，他还考虑设立专项基金，从亚洲国家招揽留学生赴华留学，培养亚洲的亲华和知华力量。
得益于整个世界的环境、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外国知识分子的避难式涌入，国内的大学和中等职业专科教育倒是办的很不错，1540计划基本是在唐绍仪两届内阁的二五计划中完成了，7个省和直隶府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21个省份完成了六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化。
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帝国的201计划才有真正的实施可能性，也许在三五、四五计划中，201计划还是要大量依赖外聘专家的协助，但是预期在第五、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本国专家和科研人员就会陆续达到更高的比例、水平。
帝国需要时间。
二十年的时间基本够用了，用这二十年的时间，缔造一个伟大帝国的百年之基业，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欢迎您来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227章 尚武、光复、现代
1920年的中国已经有了很深的宋氏烙印。
皇帝个人的思想、风格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和影响着这个古老而重获新生的帝国，荀子在中国的升华和圣化，本身也是伴随着皇帝在帝国之中的神化而同步进行的。
简而言之，帝国有八字真诀——隆礼尊贤，重法爱民。
遵循礼教，崇拜圣贤，重视法律，爱护民众。
此乃宋氏中华帝国之根本，也简单而可靠的改变着帝国，催生了新帝国的新文明。
庐山会议对于帝国的影响从1920年的8月份之后就开始逐步显现，梁启超、章炳麟、蔡元培、陈宝琛、严复等一大批社会名流都是汉教的积极推崇者，帝国各省各府都开始有步骤地在建设天坛公园和地坛公园，平时是公园，节假日则用于祭祀天地，祭天则同时祭拜炎黄帝，祭地则拜祭圣贤。
实际上，汉教是一种从儒教和道教中脱离出来的新宗教，但又缺乏宗教上的明确的神灵崇拜，乃是更为原始的天地崇拜和祖先崇拜。
在名义上，汉教也不是帝国所公开承认的宗教，它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称谓，整套崇拜体系的是由祭天地、祭圣贤、祭先祖三个层次组成，这就将整个国家、民族、家族和个人都通过一种血缘上的关系联合起来。
中央宗教部不负责管辖汉教，而是由文教部负责。国家另外设立“中国汉文化委员会”的社会性民间机构负责统筹，预计会是由梁启超和章炳麟负责这些事务。
全国大部分的省都有了本省的国学院。推选一位本省籍的国学大师负责担任院长，负责组织研究、改良和推广国学。只是在方向上日渐从孔子转向了荀子和韩非子，国学讲究正本清源，推《劝学》、《论语》、《孟子》为前三书，荀子的《劝学》是全国中学生的必修科目，初中生的国学课分期三年要读完荀子的《劝学》和其他百章诸子名篇，高中生的国学课则必须要系统修读《论语》、《孟子》、《孙子》。大学生的国学课必修《大学》、《韩非》、《中庸》，此为后三书。
其实真正能影响国学昌兴与否的关键还是在公务员考试和科举这样的方式，在国家公考中，单独设立国学科目考核。以《劝学》、《论语》、《孟子》、《大学》、《韩非》、《中庸》六书为应试范围。
宋彪身为皇帝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推动了《劝学》的地位，强硬而通彻的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定为国家之根本国策，这种国策思想正是推动《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的源动力。
帝国的宋氏烙印也就在此，一方面是追求西化，积极学习西方，吸收西方思想、管理、科技和教育的优势，一方面是遵循古典国学中的仁政思想，追求荀子的“重法爱民”的法政和仁政之兼济。
宋彪执着于此的意义在于，非如此。帝国根本不可能在二十年后同时与苏德日三国抗衡，虽然那是最糟糕的一种极端情况，但是身为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永远都当考虑应对最坏的极端情况，只有这样，国家和民族才能永远昌盛不衰。
帝国不仅要在经济和科技上强大，不仅要在军事和外交上强大，更在内部的思想文化、凝聚力和外部的影响力上无比强大。
只是在另一个方面，宋氏皇帝的烙印在庐山会议之后的1920年下半年也开始显现。在他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后，帝国内阁总理唐绍仪率先从基督教徒转变为东正教徒，帝国宗教部出资在京都县修建圣马可大教堂。
帝国之所以如此明确的支持东方正统教派，正在不管是天主教和新教都严格禁止图像敬拜，而这和皇帝、汉教的冲突过于厉害，双方根本不可能兼济，东方正统教派则是允许图像敬拜。
天主教的教宗管制制度对帝国来说同样是不可接受的，帝国宗教部必须有权指定自己的教区牧首，虽然帝国不会明确禁止天主教会，但是各种压制措施还是在庐山会议后变得异常明显，各地不得再增批天主教堂。
从唐绍仪之后，一直归属新教派的皇后和欧阳赓、张康仁也陆续成为东正教徒，并且从希腊正教会邀请牧首，用正教会摆脱西方教派——唐绍仪倒是被皇后逼着率先表态的，因为此事已经关系到皇权和神权之争的问题，虽然说现代国家思潮日趋普及，皇权和神权之间的竞争开始减弱，可在世界范围内，皇权本身也在逐步被现代国家思潮弱化，帝国皇室自然是不惜一切要维持皇权的至高无上，先将宗教的世俗神权踩在脚下再说。
汉教和正教的同时发展，实际上就是帝国在未来宗教领域的一个主导方针，佛教的各宗派也得到了较多的支持，但在具体的政策上已经开始限制僧人数量，藏传佛教在帝国疆域中的特殊地位，也决定了它的价值，但在具体的实权上，帝国皇帝拥有确认活佛转世灵童的最终认定权。
宋氏烙印对帝国的另一大影响也体现于对民族尚武精神复兴的追求，太祖、形意、太极、八极被正式确定为四大国术，要求各地小学、中学、高中作为体育教程中特殊设立的国术教育，以太祖拳为基础，逐步学到形意拳，太极、八极的学习则不在强制的要求类，属于选修科目，并且在很大层面上废除了传统的师承制度，采用总教练体制，各省设立国术学校。
在帝国政府的能力范围内，在经费可承受的范围内。最为简单的国术教育和初高中生的军训教育毫无疑问是最容易出效果的尚武复兴，北方有条件的省份则可以自行在义务教育中增加骑、射的科目。
为了增强对抗性的尚武教育。帝国还将摔跤手博作为一种普遍的群众运动推广，反过来吸取日本柔术的一些现代进步之处。重新恢复本国的柔术，甚至连宋彪都踊跃的参与这种柔术运动中，因为规则上和日本存在较多的区别，吸收了罗马古典摔跤的一些原则，所以也称作中式柔道和古典柔道。
随着这一运动的恢复和逐步的推广，宋彪考虑将柔术普及到初中教育中。从小锻炼学生的对抗意识，要不畏强敌，不畏对抗。
1920年。
看似平静的皇帝宋彪实则一直处于某种波澜不惊的巨大压力之下，因为只有他明白帝国此时的辉煌和昌盛背后究竟隐藏着多少危机。
尚武。
尚武。
再尚武。
光复。
光复。
再光复。
进步。
进步。
再进步。
现代。
现代。
再现代。
越是强调学习西方、效法科学的现代化革命。就越要更多的强调光复春秋、复古秦汉的汉文化革命，除此之外，帝国绝无一条真正的活路。
历史一再证明，再强大的国力也是虚假的，只有一个强大的民族才能战胜一切敌人。
帝国想要维持现在的疆域，想要保证未来几个世纪的昌盛不衰，想要维护民族的生存利益，帝国就只能在宋氏烙印上铭刻的更为清晰，成为一个现代的汉族，成为一个有根有思想的强盛汉族。帝国才有未来可言，才能打败最强大的敌人，甚至是同时打败几个最大强大的敌人，才能在最艰苦和恶劣的环境中凤凰磐涅。
庐山会议之后，敲定下一届总理的人选，宋彪就迫不及待的投身于汉教和古典柔道的推广中，亲自主持天坛祭祀，参加在天坛公园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古典柔道大赛。
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
皇帝也参加了10月份的第一届全国古典柔道大赛，这让很多选手不寒而栗。生怕遇到皇帝，不怕打不过，就怕打的过啊。
这一届的中央内阁还没有设立体育总局，全国古典柔道大赛和国术教育都还是归属文教部统管，原则上，宋彪不希望增加新的内阁机构，也不设立国家体育总局，而是将文教部改组为文教体育部，继续由文教大臣统管，以文化和教育之中轴统抓体育工作。
听说皇帝也要参加文教部组织的这次古典柔道大赛，原本就因为下一届内阁可能没有自己的事情而苦恼，此时便觉得希望来临，迫不接待的搞了一次劝谏，害怕伤了皇帝的龙体，等宋彪驳回他的提议，他又要搞一套积极护驾政策，不惜改变规则来保护皇帝。
所以说，梁启超也不适合继续担任内阁大臣了。
思路太老旧了。
其实梁启超根本不用担心，宋彪毕竟常年没有经过正规的锻炼了，虽然临参赛前搞了半个月的突击训练，效果也实在不怎么样，第三轮就被一个准职业水平的高手淘汰了。
下了场子一问才知道是北京天坛卖艺的摔跤手胡七拐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