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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品了一口茶，又感叹这祁门红茶确实不错。毕竟是精挑细选出来的贡品，品质更佳。难怪可以成为英国王室的珍选。
这里面的奥妙大概也只有真正迷恋红茶的人们才能品味得出来，而宋彪则还品味不出来。
没关系，只要是好东西，有人愿意买就行。
将茶杯放在旁边的茶几上，宋彪就和身边的唐绍仪宽慰道：“做大事要有大气度，别太纠结那些小问题。袁世凯的问题自然由我来对付。你和他折腾，未必是对手，我让你来当总理，是要将政府管理好。将国家治理好，不是来给我清除对手的嘛。”
听到这样的话，刚才还被宋彪敲打了一番的唐绍仪不免长松了一口气，心里也落下去一块大石头，道：“皇上圣明，臣下多虑了。”
宋彪续道：“当皇帝要有重点，当总理也一样。175项大工业规划是你该抓的事，1540教育规划是你该分出精力多过问的，政府正在规划的帝国一五计划才是重点。要抓到放小，小事该给谁办。就给谁办，只要别人依法办事，按原则办事即可。”
唐绍仪连连称是。
此刻的唐绍仪听着批评，心里却像是吃了蜜汁一样的甜，只要皇帝信任他，愿意一直将总理的职权交给他，他的地位自然就是稳固的，不用担心别人对付他。
宋彪话题转过来，道：“我昨天下午和容星桥、张康仁见了一面。谈了很多事，我听容星桥的意思，他对你在175规划中的一些决定不是很满意，虽然没有告你这个老同学的状，可那心情颇有点不舒坦啊。他是内阁政府的大财神，没有他给央行放高利贷，央行不给你放贷，你不给军队支付军费，这仗还怎么打嘛。如果有争议，那就协商解决，不要连这种事情都闹到我这里来。”
唐绍仪点着头，解释道：“确实是有些争议，有些企业是他不想经营的，我看别人办不了，逼着他去做，有些企业大家都想做，也都能做，利润不错，他想做，我简直是求他让一条活路给其他的民族商人。”
宋彪哦了一声，他对这里面的事情知道的并不多，也没有具体过问。
因为中日辛亥战争，去年的远东年会没有召开，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正式决定，而宋彪基本也就是看了看年报，确认远东财团运转良好，利润相比去年又有大幅增长即可。
既然唐绍仪说到这里，宋彪就随口问道：“他想做什么项目，你不给的？”
唐绍仪道：“他提出远东那边已经做了决定要投入重金做大化肥、玻璃两个业务，航运也要大投入，纺织、钢铁、冶金、机械、电气、船舶、水泥……全部要上，而且只想做龙头，不肯做基础的原材料投入，这真是让我很为难。得罪不起，又不得不得罪。”
宋彪哈哈一笑，道：“你看看，这就叫恶人先告状，他说财团资本不足，很多项目没有足够的资本投入进去，说穿了就是不想投资，只想投资赚钱的买卖。”
唐绍仪感叹道：“是啊，皇上，容董事长未免将业务范围开的太大，我看国外企业多半都不是这样，很多都是集中精力做好一两项而已，如此大范围的扩张业务，恐怕有很多不妥和风险，当然，这只是我一家之言，也是忠心之言。”
宋彪嗯了一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175项关系到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工业之崛起，不能义气用事啊。远东虽然是皇室资产，可你也知道，只要他们不违法经营，我一贯是不过问太多，让他们自己尽情发挥才干。在这件事上，你可以坚持自己的原则，从大局考虑，全面布局。只是我要在这里提醒你，政府扶持不代表否定竞争，不代表支持垄断，政府之基础原则是要维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一切依法办事。我们通过一五、二五计划将这些大企业都扶持起来，后面就要撒手不管，务必要维持公正之原则，使得其他企业也可以一起竞争。在175项之内，容星桥他们愿意办的很好，政府和企业合作为民族产业服务。如果政府不同意，他们看中利润执意要做。政府也只能随之自由。同样的，企业不愿意做。你也不要强求，企业有企业的生存之道，你不能说容星桥是你朋友，你就可以拜托他去做那些不合乎企业利益的事，对不对？”
唐绍仪道：“皇上圣明，臣下这几日一定要找容星桥好好谈。将这个事情谈妥当，争取做到既利国又利民，而且利企业。”
宋彪纠正道：“首先要利企业，企业办的好。既交税，又创造就业，这本身就是利国利民之大事。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尊重客观规律，顺势而为的办事方式才能顺利。”
他显然很能理解容星桥想将远东化肥厂纳入175计划的原因，中国有那么多耕地和农民，政府一五计划又要将平均粮食产量增加30％，这里面是多少的市场空间，容星桥怎么不清楚？
唐绍仪则道：“皇上圣明。臣下必定用心调理此事，确保175计划能够顺利的实施，用十年时间为中国建立现代的工业体系，为三十年光复的大革命奠定基础。”
宋彪沉默了片刻，从茶几上的烟听里抽出一根烟点上，思索了一段时间才道：“好好做吧，如果此次宪法通过，你最长也就只能做两任总理，即便还能担任其他职务。主持大局的机会终究是没有了。一五、二五规划实施到位，175项和1540学校两个大项目抓好，你在咱们光复革命的历史上就是治国第一名相啊。”
唐绍仪暗喜，道：“皇上过赞了，此皆是皇上之功，臣下岂敢私据。”
宋彪沉静的抽着烟，并没有回答唐绍仪的这番话。
1540学校计划是指每个省都要有一所国立综合大学和理工、师范、医学、财经、法律五所专业学院，以及分布在全省的40所中等专科学校。
教育这边除了1540计划外，还有“两个万人计划”，即每年公费派遣两千名留学生，通过私立奖学金、勤工俭学、家庭出资等方式再鼓励两千名自费留学生，持之以恒，使得每年在海外欧美列强和日本等国的公费、自费留学生都有一万人的规模。
这两个教育计划同样是以十年为期限，十年后初步完全。
计划。
这是中国新政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力量，推动社会前进的方式主要还是依赖政府的前瞻性的大规划和投入。
宋彪当然希望这些计划都能圆满的实现，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道理不强了。
将手里的这根烟抽完，宋彪喝了口茶，这才准备和唐绍仪将其他的一些小事也顺道商量一番，一等内侍官张富田却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和宋彪禀告道：“陛下，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求见。”
宋彪微微有些诧异，这样的行程至少应该是通过外交部门提前几天告之，等外交部和内务部安排之后再说吧，他是皇帝，哪里能说见就见？
宋彪看了唐绍仪一眼，似乎觉得唐绍仪能给出一个合适的解释。
唐绍仪匆忙道：“回禀陛下，内阁政府这边确实是没有收到有关的请求。”
宋彪当即很有点厌恶的回复张富田道：“你让他等内务部安排，难道他们大英帝国的公使就高人一等，他想见我，我这位皇帝就拍着马的去见他吗？胡扯，让他滚。”
张富田当然不会让朱尔典公使滚出西海，可这番话里的讽刺意味总还是要巧妙传达的，他默默点头，这就转身离开。
既然宋彪让他滚，朱尔典公使也只能团成一团滚出西海。
没有办法，虽然中国还没有重新崛起，但只要有了宋皇帝和东北军，这也就算是一个基本的大国了，即便是英国公使又能如何。
宋彪很是不高兴，总觉得英国就是做天朝上国惯了，这件事办的真是目中无人。
唐绍仪的和宋彪询问道：“皇上，不如让臣下去接见朱尔典公使？”
宋彪摆了摆手，道：“不用，你回政府之后再说吧，这段时间要乘热打铁，没有德国和俄国的相助，我们也很难取得这样的大胜，你要派外交官员去俄国和德国公使馆拜会。俄国排在前面，德国排在后面。后面继续安排德国公使见你，将事情搞的隆重点。摆出要和德国继续加深合作的姿态。最后呢，美国公使那边也要另外派专员去洽谈，也要隆重点。至于英国，你什么时候见一下朱尔典都没有什么关系，提前接见之后，后面就别谈太多了。让他们慢慢琢磨吧。”
唐绍仪默默点头，道：“皇上圣明，臣下明白皇上的圣意，必当谨慎办妥。”
宋彪嗯了一声。继续喝茶，在心里寻思到底该如何对付英国。
中英在理论上也属于一种交战国的姿态，虽然英国自称是中立，可若是没有英国的鼎力支持，日本也未必敢于冒然发动这场辛亥战争。
日本战败之后，中英该如何处理外交关系，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双方都想办法慢慢琢磨着，绝对不是朱尔典仗着私人的交情和大英帝国的辉煌光环直接面圣就能解决的。
所以说，资深外交官的朱尔典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他就是太熟悉中国了，以为人情大于天，只凭私人关系好歹能见到皇帝。
宋彪此次如此之快返回京师就是来正式登基的，此时不登基，还要等到何时？
接见了内阁总理唐绍仪之后，宋彪此后几天又和蔡元培、陶成章、宋教仁、梁启超、张謇等国会的风云人物见面，亲自出面调解，推选蔡元培为第一任国会议长，促成光复会正式改组为中国光复党。
在国会之中。宋彪身为皇帝所控制的力量并不局限于光复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都有他的一部分人选。
新政强国会以前朝遗留的新派官员为主，宋彪自身就是新政强国会的创建者之一，另外两位重要的创建者则是张之洞和袁世凯。
立宪会的组成是最为复杂的，其中有张謇所代表的中央集权派，也有其他地方乡绅代表的地方自治派，主体则是各地商绅，如张弼士、虞洽卿、朱葆三、渠本翘、乔景彦、孙梅堂等人就以立宪会成员的名义列席国会。
梁启超的维新进步会虽然乏善可陈，但在理念上和光复会基本一致，强调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和开明**，完全支持帝党一派是没有问题，眼下只是拼了命的想在内阁政府和国会中找位置而已。
1911年6月10日，身为内阁政府外相的欧阳赓和中央陆军东北军参谋长陈其采代表中央政府，在平壤和日本政府签署《中日停战条约》。
在宋彪离开平壤之前，他已经和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就朝鲜半岛问题达成了“南北分理，共同监政”的原则，唯一的争议点是朝鲜的首都留在汉城，还是迁往平壤的问题，这实际上关系到中日两国到底谁来直接控制朝鲜的问题。
最后是中国让了一步，同意将朝鲜首都留在汉城，而中央陆军在汉城北部保留一个团的驻军，日本也保留一个团，两国在朝鲜势力以汉江为界，驻军也以此为界限，双方在朝鲜总驻军兵力都不能超过三万。
日本做出的退让是同意将西琉球群岛分割给中国，双方以宫古海峡为界，其余条款则一概按照宋彪离开平壤前段约定为准。
由于《中日停战条约》和《中日辛亥通商条约》是一起协商的，在《中日停战条约》签署之后，《中日通商条约》与1911年6月14日继续正式在平壤签署，在《停战条约》中，日本放弃了在华的一切特权和租界，两国重新签署新的通商条约保障中日经贸，约定日本在华的国际通商口岸享有商贸权，而中国在日本的国际通商口岸享有同等商贸权，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投资，并享有对方国法律权限内的一切权利。
和日本不一样，中国整体上是欢迎外商投资和外国资本涌入的，不管是英资、美资、法资，还是日资、俄资，只要愿意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那就可以在华自由投资。
在《中日停战条约》签署之后，中国在19、20世纪第一次作为战胜国取缔了外国特权，在国内，宋彪身为皇帝的声望自然高涨。
利用这样的一个有利机会，国会内部的帝党派议员乘机调整临时宪法草案中的部分条款。在1911年7月1日正式通过了《中华帝国第一宪法》，《第一宪法》的条款是非常有利于皇帝的。不仅正式的在法理上承认了皇帝对军事的最高统治权和指挥权，同时继续授予皇帝训政权。
训政权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有了这个权利，皇帝随时可以解散国会，罢免政府内阁，在战争、动乱、分裂等特殊局势中，皇帝还有权依据训政权重新组建临时内阁。
除此之外，中央内阁政府中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归属皇帝直接训政。并且拥有任命中央法院最高**官的权利。
简而言之，在20世纪前十年的各个君主立宪制帝国中，俄国沙皇拥有的实权是最高的，中国皇帝紧随其次。第三是德皇，而日本天皇实际上并无真正的权利，只是地位无比崇高，并且拥有整个国民和军人阶层的集体狂热效忠。
和沙皇的差别在于，沙俄杜马的国会议员都是沙皇任命的贵族阶层，而宋彪身为中华帝国皇帝只拥有不足国会议员总数1/3的直接任命权，即在每个省平均“推选”两位国会议员的基础上，帝国皇帝则有权按省再“选任”一名国会议员，在中央，帝国皇帝有权决定5名资深议员、7名陆军议员、3名海军议员。
只是和德皇相比。中华帝国皇帝的实权肯定还是要更大的多。
《帝国第一宪法》在国会正式投票通过后，宋彪也确定在7月15日正式登基称帝，在此之前，他开始搬迁到紫禁城内部居住。
宋彪的计划是在北京南侧的房山县、大兴县建立新的京都区，作为中央政府、军事、情报机关和其他全国性社会机构的总驻地，而北京则是名义上的首都，并不实际承担太多的政治任务。
只是临时也搬不过去，建立新京都是要花钱的，而中央政府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务。虽然建设皇宫的经费可以由宋彪自己支付，但那也需要六七年的时间才能初步建成。
通州肯定不适合中央政府和皇庭长期暂驻，正好这段时间里，京师内部已经肃清完毕，宋彪最终决定将中南海作为皇庭的长驻地，他和家庭住在原先的摄政王府，在中海地区办理公务。
因为他坚决不想迁入紫禁城，唐绍仪绞尽脑汁，将原有的摄政王府的围墙扩建，将紫光阁和时应宫划入皇庭，继续拆了庆王府扩建，将紫光阁扩建出东西两阁，时应宫扩建为宣政园，原先还未完工的摄政王府也继续建完，改称西庭，新扩建和新建的紫光阁、宣政园、裕丰园则统称为东庭。
紫光阁扩建之后归属内廷总署的集中办公区，以及较为正式的接待外宾之处，宣政园是宋彪日常办公的地方，裕丰园则是紧邻中海的景观花园。
在7月15日正式登基之前的一个月，宋彪举家迁入中海西庭居住，中央内阁政府早在年初就已经搬迁到南海和周边办公，国会在玉渊潭临时开会，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只等正式登基，
内廷总署的第一任内廷总长是袁金铠，内廷侍卫总长是张富田，内廷总礼官是章炳麟。
该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外相欧阳赓回来之后，同各国公使交涉后，再经宋彪同意，就提前安排主要的几个大国公使提前正式觐见皇帝。
在具体的排序上，因为俄国派遣米哈伊尔大公亲自抵达北京祝贺宋彪登基，自然是无可非议的排在第一位，德国外交大臣沃恩。哈道宁排在第二位，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排在第三位，其后是美国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