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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还要和日本开战，一旦规模扩大，没有三四亿两银子是绝对撑不住的，毕竟现代战争就是一场烧钱的军事，东北新军大量列装机枪、火炮，表面上火力强大，战斗力凶悍，可每一分钟的烧钱速度也同样更厉害。
如果宋彪所缔造的新帝国要在辛亥年和日本开战，这场辛亥战争的军费开支将远远超过清政府时期的甲午战争，日本政府肯定也算过这个账，而宋彪的新帝国此时还没有在中国建立有效的全面统治，中央财政来源是一个极其痛苦的问题。
很幸运，或者说很不幸的是宋彪手里恰好就真有这样一笔军费。
在张康仁简略的通报了帝国银行的情况后，宋彪沉默的想了片刻，再和张康仁追问道：“那么，远东银行那边的情况呢？”
张康仁想了想，低沉而轻声的答道：“远东银行那边显然要轻松很多，目前中央财政主要的奉票来源都是直接从远东银行拆借。就库存而言，远东银行现在还持有超过七千万英镑的外汇。随时可以在国际市场兑换成黄金，用于支付金圆券的发行。几天前。我刚和张弼士那边询问过，南洋银行目前也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的储备。如果情况紧急，他愿意拆借给帝国银行。”
宋彪从桌子上取过一盒盛京牌的军供铁听卷烟，抽出一根插在黄铜烟嘴的直杆式黑烟斗上点燃，稍作思量，他和张康仁吩咐道：“你给容揆打一个电话，让他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剩余股份全部转让。只要价格合适，立刻付款，卖给谁都不是问题。另外，你也联系一下康恩斯先生。就说我请他帮我推销帝国的国债，至少需要一千万英镑的长期借债，可以用东三省的煤税作为抵押。”
张康仁肃严的点着头，道：“微臣明白，那微臣这就去办理此事了。”
宋彪微微颔首，示意蒋作宾将张康仁送出办公厅，自己则提笔写了一封电报，让秘书局发给张弼士，请张弼士去南洋做好准备，若是中日再次开战。务必要在南洋华商中加紧捐募和推销战争公债。
军费这种东西总是越多越好，永远不怕多，就怕不够用。
中央财政现在确实是比较困难，一是今年各省的税收已经减免，各地苛捐杂税都已取消；二是中央和地方都还处于一个过渡阶段，全面的财政工作尚未展开；三是帝国目前确定采取新的分税体制，而欧阳锡还没有和各省确定具体的分税比例，在此基础上，最大的税源区东三省财政并没有直接划款进入中央。现在临时采用了中央财政部和东三省财政厅拆借的办法。
宋彪手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笔钱，也就是特务局在追查橡胶股票诈骗犯一事中追回的白银资产，目前总计追回了1833万两白银，因为是黑吃黑的追回手段，诈骗犯基本都被暗杀了，没有办法正式起诉理赔，即便理赔之后也无法纳入中央财政，宋彪索性就将这笔钱继续留在特务局作为间谍工作的特殊秘密经费使用。
日本政府相信宋彪的军费肯定是个大问题，实际上，宋彪这边并没有太多大问题，如果是像日俄战争那样，双方的军费开支都在两亿英镑以上，那才会真正给宋彪带来很多麻烦。
朝鲜和东北领土争议地区实际上是非常多的，最大的问题是朝鲜莫须有提出的间岛问题，不管是在日治时期，还是在日治之前，朝鲜王国对于在中国窃取领土这种问题上一贯是非常大胆，完全缺乏对宗主国和大国的那种尊重。
或者说，中国重来就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连朝鲜这种小国也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
如今有了日本的支持，甚至是在日本的操控之下，乘着东北军主力南下的这段时间，朝鲜将领土争议的各种问题都提出来要解决，中国临时内阁政府对此采取能拖就拖的策略，并不急于和朝鲜谈判。
在过去几年中，因为缺乏对朝鲜北部地区的控制力，日本在朝鲜组织了一种称之为“义军”的军事力量，表面上都是朝鲜人民自发组建的爱国武装，实际上就是日本在鼎力支持的杰作。
即便有这样的武装，因为规模有限，日本在过去几年中也从未轻易挑战东北军的军事权威，直到1910年的9月份，在日本的支持下，朝鲜义军开始疯狂的挑衅丹东、浑江、延吉三大军垦局，双方的争议领土剧烈的扩大到了十几处。
除了朝鲜一直不断提出的长白山、间岛两个问题外，在鸭绿江上的十多个江岛也成了争议领土，现在的问题就是朝鲜义军的领导人李秉武将手中的笔一划，这个地方就成了大韩帝国的领土，就是他们朝鲜义军不惜牺牲一切要争取的国家尊严和利益。
即便是在辛亥革命时期，朝鲜也从未如此之疯狂，此时如此疯狂的原因则完全在于日军的歇斯底里和疯狂，而日本的疯狂也是有原因的，宋彪对此很能理解，如果他是日本人，他也会疯掉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在于不是说中国复兴的同时，日本也可以发展，这两点是非常冲突的，一旦中国茶叶生丝继续大规模出口，对日本第一大和第四大的出口产业都将是致命的打击。日本还占据着台湾、琉球和朝鲜，一个复兴的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一现状的。
这一战对日本而言是迟早要打。晚打不如早打。
简单来说，日本的策略就是乘你乱。要你命，拼尽全力打一仗，打的你们中国人永世不得翻身。
……
新成立的中华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的积极备战状态已经难以避免，一边是日本的快速调兵，另一边是东北军的快速返回，双方主力重新云集在远东地区。
大战的阴霾再次笼罩东北。面对一场大战，以及双方的快速部署，日本和中国的战争部署都不断的相互调整，分别以最利于本国的方式争锋相对。
宋彪必须尽快统一国内的共识。哪怕是承认两广、云贵特殊自治也是可以接受的。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宋教仁的从中努力，宋彪在1911年的元旦之前和孙逸仙先生在通州正式见面，双方见面的时间约定在1910年12月25日，孙逸仙乘船抵达天津后，再转乘火车进入通州。孙逸仙坚持自己的原则，还是不能承认中国的帝制，他也拒绝接受蔡元培此前安排会谈时所提出的一些礼节上的要求，即便如此，宋彪还是同意见面。
这天下午。宋彪专门空置出三个小时的时间和孙先生会谈。
宋教仁陪同孙逸仙一起过来，在宋教仁建立中国民主党后，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但至少还能算是来往颇多的旧相识，由宋教仁从中引介孙逸仙和宋彪见面也是比较合理的安排。
在此之前，宋彪已经派自己的特使蔡元培和在广州会谈了两次，孙逸仙上午抵达通州之后，同临时内阁总理唐绍仪也举行了一次会晤，所以。孙逸仙此次真正要和宋彪商谈的东西并不多，两人会晤也更多只是一种代表革命成功的象征意义。
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宋彪选择在会客厅和孙逸仙见面，在宋教仁和孙逸仙都先行抵达后，他才在一等侍从武官蒋作宾的陪同下前往会客厅。
帝国中央军总司令部位于通州的西海子公园，前身是户部衙门的塔园，也就是户部衙门官员休闲度假的疗养地，其名称来源于园内的千年古塔燃灯佛舍利塔，该塔始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唐代以来，历代皇家都有重修，尤其以元清两代重修的工程最为浩大，清康熙35年重修之后，该塔高56米，十三层塔上共有2232枚铜铃，清风吹拂之时颇有悦耳之音。
宋彪自己就非常喜欢到塔上远眺，他经常要去的会客厅则设置在舍利塔南侧的临渊轩，也是典型的传统水榭楼台的双层建筑，此时改称“光复阁”。
宋彪到了光复阁之时，宋教仁和孙逸仙正在会客室里静静的等待着，见到宋彪，宋教仁就迫不及待的起身参见，他既然承认宋彪为帝国的皇帝，也承认了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是要正规的行躬身礼。
孙逸仙沉默的看着眼前的宋彪，心情可能很复杂。
宋彪也没有介意孙逸仙的这种“无礼”，很大度的走过去和宋教仁握手，随即也和孙逸仙握手，客套了几句之后便请他们上楼，到楼上的小会客室会谈。
光复阁经过了改修，二楼的楼廊安装了封闭的玻璃屏风，即便是在这样的寒冷季节也可以自在无碍的观赏西海风景。
在二楼的会客厅里坐下来，等两名女侍端上茶水和点心，宋彪继续请宋教仁和孙逸仙喝茶，直到女侍们将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三人和蒋作宾陪同在旁时，宋彪才和孙逸仙说道：“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孙先生劳苦功高，堪称是发起革命号召的第一人，我非常钦佩。对于孙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和地方自治精神，我都有所通读，颇受启发，今天能够克服很多困难和您正式的相见，我还是非常高兴的。在光复革命和共和革命之间，我们存在着很多的分歧，但我认为这些分歧其实不重要，从大的方向上来说，我们的目标仍然是一致的，我们都是要取缔西方强加在我们这个民族身上的各种不平等的枷锁。都是想要建设一个富强的中国，复兴一个伟大的中华民族。都是想要让百姓享受到基本的政治权利、富裕的生活和普及的人民教育。和我们的目标相比，我们的分歧显得很渺小。微不足道。所以，我在此时和您见面，正是想要携手共建一个共同的伟大理想。”
听了这样的话，孙逸仙显得很沉默。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人，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很累的坚持到现在。终于推翻了满清，结果却和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国家的军队和政府又都成了宋彪手中之物，而宋彪也成了新的皇帝。
他不能接受的地方有三点。第一，革命虽然成功了，他此前所有的许诺都成了泡影；第二，同盟会一无所得；第三，他担心皇帝的存在会继续阻碍中国成为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家，而这才是他为之奋斗的目标。
即便宋彪说了一番很漂亮的话，孙逸仙还是有点无动于衷，他觉得自己应该高兴，又觉得痛苦和失落，他失落是因为同志们正在不断的离他而去。转投到光复会的怀抱。
甚至连黄兴在这些日子里也和他渐行渐远，有意接受宋教仁的邀请加入民主党，参加国会。
参加国会是好的，但孙逸仙感到愤怒的是这种背叛自由革命的方式和代价。
孙逸仙原本有很多非常激烈激昂的话要当初痛诉，甚至做好了被宋彪抓捕羁押的一切准备，只是在听了宋彪的这番漂亮话后，他实在不知道该如何说起。
见孙逸仙不说话，宋教仁为之着急，看着孙逸仙却不知道该如何提醒。
宋彪倒是不着急。他和孙氏之间就像是在下棋，对方不知如何应对总要多想一会儿，他显得很平静的喝了口红茶，继续等待孙逸仙的回答。
等宋彪将茶杯房下来，孙逸仙才忽然道：“我以为国人所说的共和革命是不对的，我们同盟会所坚持的不仅是真正的共和体制，还是更纯粹的自由平等精神。”
宋彪迅速作答道：“绝对的自由和平等是不存在的，就如有些人出生在富裕的家庭，有些人出生在贫民的家庭，有些人生来就聪明，有些人生来就容貌丑陋。我所理解的平等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我所理解的自由是法律所保障的自由，所以，我们说要重法爱民。关键在于法律由谁来制定，我以为未来应该由人民来制定法律，即便是现在，也应该是由国会来制定法律。但我有一个疑问，我们各省的选民是否真的就能代表所有中国人的集体意志和利益？显然不能，这还需要时间逐步扩大选民的数量，我刚从四川省回来，四川省现在的所有合法选民只有四千人，下一次国会公选，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万人，然后是四万、四十万、一百万、四百万，最后是四千八百万所有四川人。这肯定需要一个过程。既然选民不能代表全国人民，那我们首先应该确保议员是能代表国民的，至少是能代表我们这个民族的。”
孙逸仙只能承认道：“您说的真好。”
宋彪则道：“我记得您以前一直提倡以县为自治单位，推翻满清之后怎么又开始提倡以省为自治单位呢？”
孙逸仙不知如何回答。
宋彪续道：“以省为单位自治，不是不可以，内蒙怎么办，外蒙怎么办，新疆怎么办，西藏、甘肃、宁夏、广西又怎么办？以县为单位，县里面如果要求独立，府省两级至少有办法应付，不至于酿成全国性的独统战争，不至于给外国干预的机会。如果以省为单位，甘肃、宁夏、新疆本省的议会一旦决定独立，那怎么办，直接派中央军过去镇压吗？外国乘机大肆干预怎么办？是不是只有我们汉族所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省才属于中国，其他都不要了？”
孙逸仙匆忙答道：“只要推行民族和平对等政策，效法美国共同建国，各族共和，并使的人民富裕，则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宋彪当即骂道：“扯淡，你当总统就干这种事吗？将国家的疆域安全都寄托在你的一厢情愿之上吗？政治家和军人一样。永远都要将最坏的情况考虑进去，选择最为稳妥的路。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爱尔兰为什么要求独立？挪威为什么要求从丹麦联政中独立，芬兰为什么也要独立？政治家第一大忌讳就是幼稚和想当然。中国的历史很漫长，一个政客的幼稚导致国家分裂和衰落，以至于成为民族罪人的例子屡见不鲜。美国是美国，中国是中国，情况截然不同。我以为中国现在优先要学德国，一切看德国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这是最保险也最简单的策略。如果德国倒在前面，我们还可以另外换一个学习参照的目标，如果德国继续繁荣。我们也必当繁荣。”
他说的话很难听，但他一贯就是如此直接的人，即便他还是很佩服孙逸仙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和长期以来的坚持，但是，人非圣贤，谁都有错，如此大的错误就肯定要骂。
孙逸仙很尴尬，也不满，而且觉得宋彪这番话是狡辩，只是他又无法反驳。
宋彪则转而补充道：“孙先生。我一贯是个有话直说的人，所以请原谅我的无礼和轻狂。在这里，我有必要说一些不那么客气的话，如果我说的不对，希望你也别介意。在我看来，你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现在如此，未来也将会如此，但你并不是一个熟练的政客。你说的很多道理是对的，正如我们在国外考察学习的结论一样，都是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可你还缺乏治理一个国家的经验，特别是中国如此复杂的国家，中国总理比美国总统要难当几十倍。一个不作为的美国总统只能算是平庸的总统，而一个不作为的中国总理简直就是民族的罪人，因为中国人所面临的困难和危险是非常巨大的。我们是一个拥有四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的耕地总面积还不如美国，美国则只有七千万人口。人口总是会不断的继续增长下去，五十年后，当我们有十亿人口时，我们至少有3亿人口是无法养活的。爱尔兰有一千万人口，大饥荒发生之后有三百万人逃往美国，五十年后，当我们遭遇大饥荒，三亿人口要逃往国外，请问国外哪个国家能容纳这么多人，他们又是否愿意接纳？如果你是那时的中国总理，或者如你所愿的中国总统，你怎么办？让三亿人坐在国内活活饿死吗？我刚从四川回来，心情异常沉重，四川有四千八百万人口，相当于5/8的美国人口，8300万亩的耕地却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