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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八年。平淡而又不平淡。然而如果用另一种叙述方法的话，也可以是几亿句话也说不清楚的八年。
所谓的平淡，谁都可以看见，无须多说。所谓的不平淡，小雅也从不向别人说起。“与人共享欢乐，一个欢乐会变成两个欢乐；与人分担痛苦，一个痛苦会变成半个痛苦。”小雅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看到过这句可笑的名言。她只知道：无论欢乐还是痛苦，都只是自己的。别人的共享和分担对自己来说都只是隔靴搔痒。甚至，自己的欢乐会变成别人的痛苦，自己的痛苦也会成为别人的欢乐。那么，还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好说呢？
附：案卷笔录一
当事人：李娟，四十一岁，深圳一家外企的接线员，离异近十年。
“我是在一家香港报纸上看到他的征婚广告的。广告上说他三十九岁，身高一米七八，经商。在香港和上海都有产业，想找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为伴。我觉得条件比较合适，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一周后我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正在深圳。我们就约了见面。我们是在国贸附近的麦当劳吃的饭。他外形不错，素质也很高，特别会照顾人，体贴人。祖籍苏州，家族产业是制衣，在许多地方都开有分店。他大学一毕业就到处跑，照顾生意。在香港的富人区中环还有房子。房产证和房子的照片也都给我看了。其他证件我也都看了，没什么问题。”
“你怎么知道没什么问题？”
“反正我是看不出什么问题。要是看出了什么问题我还能和他交往吗？对什么都怀疑那是你们公安局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一和他交往就觉得他是一个能让人安心的、负责的男人。我信任他，也把我的经济和生活情况全告诉他了。随后，我们相处得很快就深入起来了。”
“深入？深入到什么程度？”
“你想去吧。还能是什么程度？一个月后，他又来看我，我们在香格里拉吃的烛光晚餐。第二天，他去厦门办事。两天后，我接到他的电话，口气很急，他说：‘太太，我被厦门警方扣留了！’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他两年前借给一个朋友两百万元，没想到朋友拿去搞走私被抓了起来，也牵扯到了他。警方要他交五万元保释金。我就提了五万五千块钱。到厦门后给他打电话，他要我买一条金手链给警官，我就花了四千三百元买了一条男式手链。晚上，我在厦门市公安局附近见到了他，就把钱和手链给了他。”
“后来呢？”
“后来，等了一夜的电话，没有任何音讯。”
“再后来呢？”
“再后来，我知道自己受骗了。”
《虽然》第二章（1）
网上一个你
网上一个我
网上你的温柔我就犯了错
点击你的名字
发送我的快乐
接受吧
接受吧
这是爱的花朵
看起来很配
文印室没活儿或者活儿少的时候，胡丽就跟小雅煲电话粥。要是小雅没时间，她就上网。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以前文印室就胡丽一个人，没人管。现在胡丽已经当了文印室主任，有了一个兵——一个叫李菲的白白净净的女孩子，更没人管了。
小雅和胡丽是小学同学。小雅记得她常常穿得很花哨，书包里每天都塞着零食，一到课间，她的课桌那边就喀嚓喀嚓地响起来。这喀嚓声让很多同学都成了她的好朋友。说实话，小雅也很羡慕那喀嚓声，可她忍着，始终没有靠近过。再有就是胡丽的爸爸妈妈都很胖，经常穿着公安一样的制服来接她。后来才知道他们都在税务局工作。其他的几乎没什么印象。小学毕业，小雅考进了最好的中学，就没有再见到胡丽。和何杨谈恋爱的时候，一次，何杨高中的男同学小规模聚会，都带着各自的女朋友，小雅也去了。小雅发现，何杨介绍曾经的同桌朱宣时，朱宣旁边的女子一直朝着小雅诡秘地笑着。后来，轮到何杨介绍小雅，还没等何杨开口，那个女子率先叫出了小雅的名字。
你是……小雅很困惑。这应当是认识的人，但她实在想不起来了。
胡丽。朱宣说。故意放轻尾音重复：狐狸。
胡丽娇嗔地一拳打来。小雅的记忆被激活了，问胡丽在哪里工作。胡丽说高中毕业后上了财校，现在在税务局文印室。小雅说在文印室可惜了，胡丽说能够分到税务局这样钱多的单位，就是在传达室也比别的地方强。小雅想起了她的父母，问起，朱宣说他们当然舍不得离开税务局。
一家人就是一家人，他们一家三口可都能税着呢。比我这姓朱的还能税。
人们大笑。胡丽又去打朱宣，朱宣一边作势躲一边贫：我说错了？你们不都能吃能睡吗？这证明你们身体健康啊。
之前小雅就听何杨介绍过朱宣，说朱宣和他同桌时就热爱文学，经常模仿汪国真写点儿小诗。后来考上了省教育学院中文系，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到了市一中。但他死活不愿意教书，说想做与文学有关的工作。对文联、报社、宣传部都动过脑筋，没成。跑上跑下，最后进了档案局。他自我安慰说档案局好歹也是文字工作，文字和文学就差两点，就像找到了文学的妹妹，也罢了。
打趣完了胡丽，朱宣又开始讲他的局长，说有一次，在一个很隆重的场合，局长给市长汇报了档案局一年来的工作。朱宣清了清嗓子：“他是这样汇报的：首先，感谢组织上把我安排到了档案局这样一个不清自廉的单位，不夸张地说，一丁点儿贪污腐败的机会也没有，所以，请组织放心，我们局遵从党规党纪在根本上是能得到保证的。其次，正因为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我们的班子空前地团结。最突出的表现是：只要有饭局，我们班子成员会跟着一起蹭，可以趁此机会不花成本地加深同志间的感情……总之，老实说，这一年来，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如去年，但是，我敢预言，一定会比明年强！”
又是哄堂大笑。真是经典的黑色幽默。小雅想。她看着胡丽和朱宣撞在一起的笑脸宛若两朵花开，觉得他们十分般配。
也有人想撺掇着何杨说点什么，何杨绕了过去。他和小雅都沉默着。聚会快结束的时候，胡丽拉着小雅上卫生间。洗完了手，她们站在烘干机下。胡丽突然对小雅说：“你和何杨挺般配的。”
从那之后，小雅和胡丽的联系就多起来了。她们俩之间，常常是胡丽主动找她，逛街，做头发，买衣服什么的，她都要扯上小雅。小雅应酬了几次，觉得她有些不着调，就对她开始冷淡，可胡丽仿佛浑然不觉，依然不屈不挠地找她。慢慢地，小雅也就接受了她。她甚至觉得，胡丽的不着调也蛮可爱的。
连我都没听说过百竹园呢。胡丽说：你该知道吧？旅游局的。
知道。小雅觉得自己的眼皮微微跳了跳。
他说他都成了我们的编外市民了。胡丽说。
或许，会是编内市民呢。小雅说。
胡丽的双颊浸出了些许羞怯：他说，他希望自己将来会是。
又坐了会儿，小雅告辞。临了说：你有你的自由，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只是有两点要你把握好：一、不要和他见面，二、不要给他寄钱。
才两条？
还有，关好门。让单位里的人看见像什么样子……
知道了知道了。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吗？胡丽拍拍小雅的脸。
你不是。我是。
好世故的孩子！
小雅沉默。
孩子是不可以世故的。世故的孩子是不可爱的。她是成人。一个不世故的成人是不可能的。
雨打墓
小雅父亲在市统计局上班，生小雅那年，父亲三十四岁。小雅曾经一直觉得，父亲不是对她的成长有过什么重大影响的人。他虽然在一个不小的行政机关里上班，但许多做派都像一个过去的乡村私塾先生，文弱谨慎。在人群中几乎从没有说出一句响亮的话来。他们几个私下里议论，都觉得父亲没气魄，可笑，不是他们理想中的父亲。他们都有些暗暗地看不起父亲。但当面的时候，对父亲也都很敬畏，因为他们都清楚，父亲是他们可以要钱买米而不会被责骂的最重要的人。小雅开始对钱有概念的时候，清楚地记得，父亲的工资是三百五十块钱。母亲在街道的纸盒厂上班，每月一百五，到去世也还是这样。母亲的厂子每次发工资都是晚上，母亲只要听说，必定当晚去领回来，然后在灯下数了又数。小雅笑她说：不就是那几张，有什么好数的？还不敢隔夜。母亲说：天下的钱比树叶子还多，可这几张才算我的。钱到手才成财，肉进口才能吃。
巷口不远处有个小卖店，小时候，她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去买酱油。酱油两毛六一袋，母亲给她三角，老板找她四分，母亲就会把四分钱慷慨地让她自己留着。四分以下都可以。对她，母亲贯彻的是真正的四舍五入。对小辉，母亲更慷慨些，一角两角的零头都给。小雅提意见，母亲说他大。官大一级还压死人呢，你哥大你两岁还不能多花一点？母亲说。小雅也就认了。有一段时间，她四分四分地攒着，居然攒到了一元。她把这些硬币都裹在褥子下面的一个小手绢里，舍不得花。一天晚上，她噩梦般地发现自己的一元钱不见了。她大哭起来。第二天早上，她寻翻小辉的抽屉，看见一把浅绿色的新式水枪。这种水枪的卖价，正好是一元。
小雅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拿到的工资数是一六六，很吉利。给母亲了一百，小辉又借走五十，她只剩下了十六块。母亲问小辉借钱干什么，小雅说：和女朋友出去看电影。
他谈恋爱了？母亲自言自语。
小辉的恋爱期就是向小雅的借债期。等他终于结了婚，小雅刚想松口气，父亲的病又让她把那口气收了进去。这一收，收得她连骨头带肉都疼了起来。
父亲的病来得很快，也很多。说是肺气肿、喉癌，脑部还有一个恶性肿瘤。其实父亲抽烟多年，早有征兆，可他总不在意。这次病发时他还要硬挺，大家死劝，他才做了全面检查。进了医院，就再也没有出来。
医院离小雅教书的学校很近，每天黄昏都会有衰弱的病人在校外的一条路上散步。小雅经常会和这些病人擦肩而过，闻着他们身上淡淡的苏打水的气味。现在，父亲也加入到这个行列里来了。小雅天天去看他。有时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坐在路边等着，看着他和母亲慢慢地出来，慢慢地走近她。然后他们一起散步。散步时总是小雅说说学校的事。有时小雅也不说什么，只是看着夕阳一寸一寸地隐没在群岚背后。
有一次散步的时候，母亲去厕所，父亲突然喊了小雅的名字。
小雅。他说。
小雅看着父亲白色卫生帽下黑瘦衰老的脸，很近，近得让她晃眼。她往后抻了抻肩膀，父亲的脸一下子又离她很远。
小辉已经成家了。我最不放心的是你和小黎。你们两个将来是没着落的。你懂不懂？
小雅点点头：我懂。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你放心。小雅说：我会好好工作。我一定会有着落的。妈和小黎都有我看着，也会有着落的。
我知道你是可以的。父亲笑了笑：只可惜你是个姑娘。
小雅回到宿舍，才哭出来。这哭，不是因为父亲的成见引起的委屈。那委屈早已经没有了。这时存在心里的，只是无边无际的深渊般的难过。
深秋，父亲做了一次大手术。所有的亲友都来了，像一场盛会。小雅和小黎在离手术室最近的走廊窗下等着。手术进行了八个小时。后来，小黎靠墙蹲下，在人们轻轻的议论声和叹息声中沉沉地睡去。小雅看着小黎的脸，摸着他的头发，心锥痛着，一阵接一阵。
手术很成功，但是损伤了不少脑神经。父亲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忘记了很多人的名字，看到小辉，他叫：辉。小辉的泪落在被子上。小雅看见嫂子的手轻轻地拽着小辉的衣服，示意他往后站。小辉的衣服，挨着了父亲的导尿管。
手术成功也只是暂时的，父亲连散步也不能了，只有时时刻刻都躺在床上。小雅仍旧每天都去看他，给他带各种各样的东西，他的书，他的照片，他的象棋子儿。他平日里是最喜欢下棋的。小雅把棋子儿一个一个指给他看：这是卒，这是相，这是炮。父亲恍然大悟道：对呀对呀，我怎么会连这个都忘了呢。
那天下午，小雅正在班里搞语文测试。父亲已经快不行了，但她还得工作。她不能在医院等着。父亲的死没有确切的日子，她的工作，她的学生却有。更重要的是，还有她的奖金。父亲也许用不着她的奖金了，可父亲死后，母亲和小黎都用得着。
测试快结束的时候，一位同事过来，让她接电话，说电话是医院里打来的，有急事。
小雅没有接那个电话。她让同事替她收试卷，自己直接跑到了医院里。父亲已经不行了。
父亲是回老家安葬的。那时候还不怎么推行火化。人们都说入土为安。他们把父亲送到乡下，和奶奶一样，按最传统的方式，买棺木，搭灵棚，请唢呐班子，披麻戴孝。
下葬那天，下着小雨。
雨打墓，辈辈富。好兆头。有人说。
棺木缓缓地放下去。不知道是谁填上了第一锹土，然后许多土填进去，填进去，填成了圆圆的坟。磕完最后几个头，转身离去的时候，小雅知道，父亲，与她生命最不可分割的一个人，就这样回归给了土地。他微微驼背的身影已经走进了命运最陡的拐角，走到了谁也看不到的地方。
丧事办完的第二天，家里开始算账——主要是和小辉两口算。支的，收的，收支抵消后的余额，小雅都报了一遍。母亲最后总结，说小辉方面的礼金共有一千三百五十块，就不给他们了。母亲看着小辉说：这些年你没交过一分工资，这些钱就只当你交工
资了。你还有一弟一妹两桩大事情，你弟还要上学，一葱一蒜都要钱。我们家不比以前了。
小辉没说话，小雅看见嫂子的嘴角动了动，左脚拧着右脚，在地上敲了几敲，然后站起身，走了。
以后，家里就不太平了。
血一样的漆
父亲在世时不觉得什么，一去世，就让人想起他对母亲的宠来。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也许这是他宠她的一个原因。母亲当然也是宠父亲的。宠和宠的方式不一样。他们的宠不会发嗲。母亲宠父亲的方式就是每天中午必擀的一碗长面，父亲宠的方式就是对母亲的承担。父亲承担的要比母亲大得多，这承担却都是在没有他之后才一点一点地显露出来：柴米油盐，人情世故，母亲几乎统统不懂。因为父亲的宠，母亲单纯和清浅的程度几乎更接近于一个少女，而远非一个应该历尽沧桑的妇人。她毫无城府地说话办事，没有一点儿技巧地管理着这个很需要心眼儿的家。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依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浓重的孩子气——多年之后，小雅发现，自己在为母亲的孩子气担心和焦虑的时候，其实也是有些羡慕她的孩子气的。
她的孩子气，是她多年幸福生活储蓄出来的利息。
也许其他的承担都还在其次，小雅感觉到的最重要的承担表征是：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压不住阵脚了。一个家是需要有人压阵脚的，尤其是孩子多的家。小雅的母亲不是能压住阵脚的人。每一股风吹来，最先慌乱的就是她。最手足无措的，也是她。常常的，小雅还需要给母亲出谋划策。然而即使是这样，母亲也没有能力照本宣科，往往说着做着，就把小雅的思路篡改得一塌糊涂。
每一股稍微大点的风，都是小辉那边吹来的。每一股风的颜色，都是金澄澄的，和钱有关。几年里，他们到底还是把那一千三百五十块钱找回来了。不仅找回来了本钱，还捞到了高息。生孩子的钱，做满月的钱，请保姆的钱，订牛奶的钱，上幼儿园的钱……每次张口，母亲都说没钱，他们磨蹭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