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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段日子，我内心非常痛苦，很想与少蓁离婚。可是，瞧一瞧刚生下的婴孩，又不忍心去那样做。每个星期日，我从教堂回来，她对我冷面相待，好像我做了天大的坏事。她还常常讥讽我：“求你的神去保佑你吧。你坐在家里祈祷，面包和牛奶都能掉下来呢。”看我坐在沙发上发怔，她又说：“找到你的神了吗？你的神又对你有什么指示？”真使我极为恼怒，我忍住气，不做辩解。不过，她对我的学术研究是很支持的，看我翻译书和写文章到深夜，她就半夜起来，为我煮一杯牛奶，端来一些小点心，使我的内心一下子变得温暖了。她那时大概希望我认认真真多作一些学问，多读一些书，不要卷到各种政治漩涡里去。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于是，渐渐地，我俩关于思想信仰的争论也淡化了。
她又感到迷惘，虽然她改变了宗教信仰，积极要求进步，还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单位领导却并不信任她，还是将她看成是“等外品”。周围的同事们则认为她忽然改变了宗教信仰，是为了某种功利目的，为了向上爬，并不理解她的真诚动机。三妹那时嫁给了老楚，这也很使少蓁失望。老楚是军队的高级干部，在农村有妻子，却离婚后又与三妹结婚，少蓁对老楚的品行颇有怀疑，又对三妹当了高干夫人的那种趾高气扬的作风也看不惯，她悄悄问我：这就是革命吗？进步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这和往上爬又有何区别？少蓁追求进步的热情又渐渐减淡了。
接着，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
之前，当局提出在学术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鼓励我们大胆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在领导再三催促下，我写出了那篇文章，批评史学界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思想，认为这是教条化的，不该片面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忽略了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而有时这种反作用又具有决定性影响。我把这篇文章写好后，也给少蓁看过，她看不大懂，可她非常同意将文章发表。她说，这是一种学术观点，自由进行学术讨论是党中央提倡的。这篇文章在《史学研究》上发表了。两个月后，反右派运动开始了，《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称我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历史观，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猖獗反扑。以后，《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许多文章批判我。我们研究所的所长很吃惊，他没想到我会挨批。为了保护我，还授意我写一篇检讨自己思想的文章，他去想办法发表。但不久，他也被反右运动的浪潮所吞噬，自顾不暇了。
一天晚上，我郑重其事与少蓁谈话。我说，看来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已是势所必然。亲戚们都已陆续宣布与我断绝关系，三妹罗云还把大字报贴到了我的单位里。鉴于此种情况，少蓁假若提出离婚请求，我虽然内心很痛苦，但是，一定会采取合作态度的。
当时，屋里没有开灯，一片漆黑。我看不到她的面部表情，却能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和咽下唾液的声音。我嗓音沙哑，断断续续把这些话说完，等她表态了。她沉默了好久，忽然问我：
“水泊，你说真话……告诉我，你被戴上右派帽子，就是因为那篇文章么？”
“他们批判我的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也没有列出别的原因。”
“你是受冤枉的！那篇文章也是他们让你写的，你不该受到这种待遇……”
“可是，少蓁，你听我说，事已至此了，我们无法去争论是非，只能采取现实态度……”我流下眼泪，“我们也只好分手！”
少蓁冲动地扑到我的身上，紧紧搂住我：“不！不！你没有错，我就绝不会跟你离婚的！绝不会！”
那一夜，我俩抱在一起，嚎啕大哭。少蓁坚定不移向我表示，她绝不与我离婚，等着我。前面纵有千难万险，也不变心，那时，我也下定了决心，从此将自己的生命牢牢与少蓁联在一起了……
一九五八年下半年，我的问题最后定案后，被发配到唐山的一个农场去接受监督劳动。在那里整整呆了四年，看到了中国社会底层的真实状况，也使我的思想变化很大，大跃进，人民公社，土法炼钢，万斤高产田，然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大饥馑。少蓁每个月都给我写一封信，这些信很短，大都是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在北京的情况，接着又都是希望我努力改造思想，争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我保留了好几封信，刚才又找出了其中一封信。那是一九六○年，三年困难最严重的时候，我们这些右派在农场都只好吃一些代食品—；—；用花生壳磨成的粉，掺一些糠渣子，使我肠胃出血，大便也拉不出来，就用手指在肛门里抠。我几乎难以支撑了，是少蓁的感情给我以精神力量，永远不会忘记啊！我抄录信中的一段话给你们：
“……我的浮肿已好多了，你不用担心。现在，我担心的是你。你一定要支持下来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用积攒了一年的粮票，又托人走后门，买了一筒高级点心，就连方方和圆圆也没有舍得给他们吃一块呢，都是省给你的。我们等你回来过年呀……”
唉，不写了，不写了！
你们的大哥罗水泊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五日
二弟、二妹：你们好！
二弟与三妹的事，我已听说了。其实，你完全不必与她大吵一架。我们倘若多去为别人设身处地着想，看到许多事情的产生都是有着极复杂原因的，也就能宽容和谅解别人了。哈—；—；你以为，我又要向你宣传教义了吧？这正是我的人生观呢。我总觉得，爱和宽容，要比恨好。对于三妹，我的情感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我确实很生气她挑拨我与少蓁的感情，起了极坏的作用。现在，又窜掇方方和圆圆与我彻底划清界线，甚至不与我见面。有时，想起这些事，我又感到诧异，她为什么如此绝情呢？为什么非要置亲哥哥于如此凄凉的地步呢？老实说，我心里不能没有愤恨。但是，另一方面，我仍然对她充满了感激之情。不管怎么说，她是为我做了一件大好事的，在少蓁自杀后，她收留了方方和圆圆，在经济上给了许多接济。这也就难怪方方和圆圆为什么听她的话了。唉，目前的现实是这样的，或许他们与我划清界线正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呢？我对方方和圆圆不愿意和我见面，不愿意认我，绝无怨恨之心。对三妹也是这样。以后，整个形势一旦有了好转，我会主动去找她，也同时向她表示感谢的。我真的感谢她。
少蓁与我感情彻底破裂的那些日子，三妹的确去主动给少蓁主动做了许多思想工作，劝她与我迅速离婚。五七年以后，三妹就不到我家来了，她却跑到医院去劝少蓁，甚至晚上下班后就在医院门口等少蓁，真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劲头。不过，公允他说，三妹劝说的作用并不是主要影响。关键，还是在于我到了一九六四年又被第二次戴上了右派帽子。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我从唐山的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又被摘掉了右派帽子，重新回到研究所，少秦是很高兴的。我们过了近一年半的幸福和睦的生活，可我俩也有分歧。少蓁不同意我再搞学术研究和写文章了，她建议我多搞一些翻译。恰巧，一位英国历史学家所写的理论著作《历史决定论的乌托邦》，商务印书馆正找人翻译，我就接下来了。不过，我在翻译此书时，也同时开始学术研究。我又埋头动手整理以前的学术笔记，有《古希腊札记》、《罗马帝国文化与基督教》和《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的梗概。
一天晚上，少蓁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和点心，她见我正在翻阅《明史纪事本末》，核对笔记中的史实。她脸色勃然一变，问我：“你不是在搞翻译吗？看这些书干嘛？”
我吱吱唔唔打马虎眼：“嗨，我翻译书……累了，换一换脑筋，随便翻翻……”
“你骗我！”她生气地说：“只是随便浏览，你记笔记干嘛？”
“少蓁，你该体谅我。”我心情痛苦地说：“我是研究历史学的，翻译只是我的副业。我不能荒废我的主业啊，不能庸庸碌碌，无所事事呀……”
“你替我想过没有呢！更重要的是，你替孩子们想过没有？你戴上右派帽子，他们就是右派子女！他们要受到整个社会歧视！我……跟你说，我现在只希望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什么都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难道你连这点儿也不能给我吗？”
她冲出门。我怔怔望着写字桌上那堆书稿，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整整在书房里坐了一夜。
唉，如今回想到当时的那一幕，仍然使我心如刀绞。应该说，这时的少蓁已经比过去成熟多了。她隐约感觉到了我前面的荆棘之路，担忧厄运会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我承认，她的眼光比我敏锐得很多。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听了她的话，未发表那两篇文章，大概是不会第二次又戴上右派帽子的。但是，即使这样，我的命运会更好些吗？现在，我对以前所做的一切并不后悔，我更相信自己的命是被主所注定的了。一九六三年，我犹豫再三，发表了两篇论文《王阳明哲学思想初探》和《论徐光启》。这是我利用手头上的《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困惑与动荡》中的部分资料而写成的，我觉得这两文更带有纯粹学术研究的味道，与政治无关系，估计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我的这两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立即遭到了重点批判，罪名不一而足，什么“胡适思想的鼓吹者”、“宣扬唯心主义”、“对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侵略抱赞赏态度”等等，后来，干脆就是谩骂了：“不知悔恨的洋奴”、“文化鸦片贩子”，等等。这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所里新来一位党委书记，他找我谈话，脸孔铁板，不容我有任何辩解。他只是读了早已记在本上的几条，通知我停止写作和翻译，全部时间投入学习。要我写检讨与交代材料，甚至询问我解放前与胡适有没有私人交往？与胡适派其他学者都有何来往？我什么也没说，只是记下了他所说的话，并且答应交出我的全部学术笔记。那天下午，我骑着自行车回家，脑海里一片云雾，懵懵懂懂几回撞到了树上，撞着了行人。那时我朦胧意识只是存在着一个念头，怎样去面对妻子呢？这一切，如何去跟少蓁讲呢？
吃晚饭时，少蓁已瞧出我有心事，时不时瞥我一眼。她脸上也是阴霾密布，因为她已经看到了报纸上那些点名批判我的文章，她也猜到了是不好的兆头。她却并没有急切地向我询问，而是精神疲惫地收拾碗筷，催促方方和圆圆去写作业，又在厨房里足足鼓捣了半小时才出来。
她走到我跟前—；—；那模样至今难忘，眼睛低垂着，外面一圈白边，皮肤是死灰色。她嘶哑地低声喘息着：“哦—；—；哦，又出了什么事儿啦？”
我的心抽紧了，我实在不愿意告诉她这些事儿，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结结巴巴说着，语不成句，尽量在可怖的事实上再抹上一点儿虚饰的金粉，跟她说，我也许还有希望，只要老实交代……我嗫嗫嚅嚅没有讲完，就被她打断了，“算—；—；啦，算啦，别说啦！”她用一种冷静出奇的神情，冰冷看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那一夜，我们分居了，我睡在了书房里。
第二天早晨，我见她两眼红肿，可能是哭泣了一夜吧。我内心很难受，深深懊悔自己使家庭也受到牵累，实在是对不起她和孩子们。
我第二次戴上右派帽子的两个月后，方方考中学了。他的各方面功课都很好，在小学当过少先队大队长，连续两年被评为“三好生”，但，我的右派问题，竟也影响了他！九月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方方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五中，却未能考取。虽然。他的考试成绩已远远超过分数线，可仅仅是因为“出身不好”，就被摒弃在重点中学门外。
少蓁拿到通知书非常惊慌，手簌簌颤抖了。突然，她迸发出极其凄凉悲恸的痛哭声。我哆嗦着伸出手，想要劝解她几句。她猛地推开我，捂着脸孔，呜呜哭着，奔进了房间里。
又过了两天，晚上我正在书房里看书，少蓁忽然走进来。她的两眼直勾勾瞧着我，眼珠在凹陷的眼窝里睁得很大，脸庞显得消瘦和惨白。
“哦，罗水泊，我已经想好啦……咱们，分手吧。”
“好吧，我同意。”我强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掏手绢，假装捍鼻涕，抹去了它，“咱们明天就去办离婚手续。”
“这倒不必。”少蓁的声调极为冷漠，“那不过是个手续，以后再说。最重要的，你应该搬出这儿。你们研究所有宿舍吗？可以找到住的房间吗？”
“行。明天，我就去和领导谈，争取早日搬出去。”
“最好在一星期内解决好这件事。”她的眼皮下垂，看也不看我，“找到了房子以后，把你的那些书和稿子都带走吧。我们就算断绝关系了，没有我同意，你不许再回家了。”
少蓁刚走出门，我就捂住脸，身体抽搐着，让滔滔不绝的泪水流淌下来。我扑倒在沙发上，哭了一夜。
少蓁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也许，她是为了保护孩子们，不希望我这个右派爸爸再来影响他们的前途吧。也许，她也是希望用这种冷酷的作法，来震撼我一下子，使我有所顾忌，不再一意孤行地迷恋学术研究了吧？也许，她真的对我彻底失望了，觉得我真是个害人精，走到哪里害到哪里，她对我实在是恩断义绝，一点儿感情也没有了？我不知道。我想，大概别人也不会知道的。她就带着这些秘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可是，她却一直拖延着不和我办离婚手续。我曾几次写信催促她，她都置之不理。这对于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尔后，我离开了家庭，住在研究所给我的一间陋室里，又没完没了写交代材料。我也趁此机会读了一些书，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机会，又阅读了十九世纪一部分哲学家的著作。过了两月，我又下放到农村去劳动，是在北京郊区房山县附近。在那儿，我无书可读，也无心去参加“四清”运动，拜一位老农为师，将山区中的各种野花野草的名称记下来，画了一些图谱，又详细记下它们的药用功能。一天，我弄到了一本周氏家族的族谱，竟也津津有味研究了十几天。这时，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是初露端倪了。我在报纸上看到批判吴晗和翦伯赞的文章，又联想到自己的学术观点，估计我自已被进一步批判是势所必然了。果然，一九六六年五月份，我们就回北京了，集中在部队营房里，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又写交代材料。
这期间，我又回家了一趟。我先给少蓁写一封信，说是我的衣服已破旧，要回家再取一部分衣物，还想再拿几本书。此外，我离家多半年，积攒了几百元钱，也得交给她。我虽然与她协议离婚，可我仍然有赡养子女的义务。等了数天，不见她回信，我就贸然回去了。那是一个星期六傍晚，先是圆圆开的门，她见了我，一脸惊慌，对厨房里的方方嚷道：“哥哥，怎么办呀？他罗水泊回来啦！”方方正在煮面条，腰间系着围裙，满脸煞气指着我鼻子说：“你怎么还要回来？啊……啊！我们已经跟你断绝关系了，为什么还回来？”我说：“我来取我的东西……”他瞪眼说：“妈妈给你回信了，把粮票和油票都寄给了你！你干嘛还是回来？你……告诉你，我们全家跟你彻底断绝关系了！”
正说着，少蓁回家了。不过才多半年，她好像老了二十岁，头发干枯蓬乱，面容憔悴，满是皱纹。不知怎的，落了两颗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