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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男作家、男评论家、男读者，就把我虹影当作家，别当什么女作家。实际上读者不会因为作家是女的就照应一点，没有上级，比如当初参加作协时，因为我是女的就特别培养我。
我认为，中国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础上与男作家竞争，抗衡。不打“女性主义”旗帜，不自贴标签，我们也能做到写出好东西，有意义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性特征，属于女性主义，那我也不反对。男作家也一样有男性主义。这样回答你的问题：我本人生错了性别，既然为女的，我一些小说中的第一称叙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会从女性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性主义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必有意为之。新长篇《阿难》如果有女性意识，也是这个意义上的。
记者：你的《阿难》又将诠释诸般的女性经验，或者是什么新的路数？
虹影：刚才我已经表明我的立场。写《阿难》这部小说时，我正在处理《K》，别人牵我进官司那些劳心费神的事。当时我在恒河边，真想一头跳入河里，一了百了，极端绝望。所以写《阿难》对我是一个锻炼，我必须心平气和，心静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污浊的河，超越生死间的种种受苦。我得原谅这些磨难，我把自己的感情融入《阿难》，若你爱《阿难》，你就会爱我。
中国经济起飞了，人民富起来了，一部分人成了资本家，这好不好？当然好，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质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里人已经过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当然是大好事。这点必须肯定。
女人为什么写作？（3）
但是任何事情都有其副作用——没有副作用的药物不存在，况且是全社会商业化这样的猛剂。首先当然是改富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道即职业道德，资本家也得有职业道德，至少有名牌意识。现在没有。一个个首富之垮台，大邱庄禹作敏、南德公司牟其中、厦门远华的赖昌星，都是恶例甚至罪犯，这个问题太大，《阿难》只是触及。
书中叙述者“我”既是女作家，同时也是北京的一个调查人员，她负责监视的有重大走私嫌疑的南方一个大财团董事长，突然失踪。她得到情报，说是此人可能逃入印度。她觉得这没有可能，因为经济犯人一般逃亡欧美。但是她还是循迹追去，从德里开始，一路逐渐发现此人在印度流浪的踪迹，这个富商原先是流浪摇滚歌手，艺名阿难，现在似乎在重操旧业；她也发现此人上辈的身世，他的父亲二次大战中是中国远征军军官，流亡到印度，并且爱上一个印度女子。我书中主人公的追踪，引出两代人流浪的故事。最后，当她决定离开时，发生了事想不到的事。
此小说中流浪的路线，正是二千五百年前释伽牟尼与他的弟子阿难等流浪传教路线，一千多年前玄奘和尚也游历这一带。不同的是，如今的阿难流浪时已经没有信仰，在金钱诱惑下犯过罪，但有着漂流的愿望。他最后的结局，似乎不完全是畏罪，好像是这个漂流愿望的自然延伸。
小说暗示了佛教徒出家云游，四海为家，作为生活方式，远胜于正在迅速商业化的社会
中人心的污浊。解脱贪婪仇恨的办法，似乎是回向流浪的纯净。
《阿难》一直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阿难》好似一本言情甚至惨情小说，但实际上是有趣情节掩盖的问题小说——不仅是当今社会现实，而是我们灵魂如何安置的问题。
2．于“海归”文学
王干：虹影这两部小说写得很好，我真是刮目相看。
很早以前我在《钟山》当编辑，1994年时我编辑过她的小说，那个时候虹影的小说还没有这么和谐，这么在节奏上掌握得很有分寸感。《K》控制得不好就会有海淫海盗之嫌，但如果控制得很和谐，就会让你觉得审美意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冲突，谋求东西方文化的沟通。
一般女性作家写不出来，就是碰上这个题材也不会写成这种模样，这和虹影的经历有关系。她原来在国内创作，后来到英国。她有机会也有可能同时反观东方文化、西方文化，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把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把握。《K》把虹影这么多年来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性认识全部放进去，我们在小说中处处能感觉到她对东西方文化的感悟。
刚才我们是说小说以外的意义，从小说层面上讲，小说和谐、舒服是虹影采取了“零距离”的叙述手法。传统小说讲究跟人物之间的距离，不论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叙述，总是与笔下人物保持某种距离。《K》作家跟人物之间没有距离，这样看上去人物感受自然，亲切，不经意去看有一种日记风在里面。这跟作家的文化经历、文化准备、文化审美分不开。
《K》里林写得最充分。朱利安呢，也零距离，这跟她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理解有关系。
《饥饿的女儿》带有自传的色彩，用零距离也能解释，《饥饿的女儿》也有东方女性主义，是写中国西南地区女性的成长史，大量的苦难，对西方人来讲也不能理解，不可想象，也是东方景观。
她早先的小说有先锋文化的痕迹，诗性大于真实性，《饥饿的女儿》与《K》是从诗性叙述到智性叙述，小说的内涵和寓义也比较丰富。虹影本身也是一个螺旋式的回归，她早期写诗，诗性叙述受西方先锋派文学的影响比较明显，她到英国以后，又回过头来发现了东方叙述的魅力，《K》里的叙述语言很宁静、很白描的，是不繁复的、欧化的方式。她是从对西方文化的追随到对东方文化的参悟，也是回归，代表了现在“海归文学”的倾向。我正编一套书，叫“海归女作家文丛”，因为现在中国出现了一批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像虹影、严歌苓、张辛欣、刘索拉、张仁槿、周槿、维敏，大概有七八十个都是从海外归来的女作家，她们真的不一样，表现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冲突，和更真切的本土意识。
女人为什么写作？（4）
比如《K》、《饥饿的女儿》一看就本土意识很强，一看就是中国式的苦难、中国式的文化，很明显。而比如《上海宝贝》，如果说是翻译小说也很像，是一厢情愿地与西方文化接轨、靠拢、认同。
海归现象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记者：现在一说“海归”，人们想的都是科技方面、经济方面的海归。
王干：海归不仅是经济的、科技的，它是文化的。其实中国新文化的诞生就是“海归”造成的，胡适、鲁迅、郭沫若，老舍……
记者：都是“老海归”。
王干：中国新文学怎么产生的，就是一大批海归人士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发展。钱钟书归来的《围城》一开始就是写海归的过程。
新世纪的文学“海归”加盟越来越多，而且“海归”里女作家，据我了解也越来越多。很多女性到国外以后，特别是学文科的，很快就搞创作，原先不搞的也搞。什么原因？一是对母语的热爱，一是有闲暇，再一是用文字思乡、怀念，因为出去后与周围文化很隔膜，很孤独，只有文学表达内心的焦虑、安慰。
记者：可是您列举的那些人，包括虹影，人未必已“归”，反而是作品先“海归”，这和科技、经济方面的人略有不同吧。
王干： 很多人也已回来了。中国文学的土壤是发展的空间，所以不要只看经济的“海归”，实际上是对文化的“海归”。
记者：虹影，你认为自己算“海归”吗？在海外和在国内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虹影：中国是我的祖国，不归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不想归来的人。暂时居住在国外，是命运使然。中国有整整几代最出色的头脑，都在国外。国内有些文化人，心里总有点“茶凉学”，既然你们出去了，国内就是我的地盘。我自己多年来遇到过几个女同行这样的打整。这不好，不好在哪里？因为祖国是共同的，是我们大家的。任何一行，有人在国外，对我们中国只有好处。你看以色列就明白，没有一大帮犹太人住在国外，哪来他们在各方面的回旋余地？
我这是朝简单方面说。我是写小说的，就谈小说吧：我是中文作家，在西方出版社请人翻译出版各种语言版本，我当然喜欢看到原文书，只有原文书会让我内心欣慰。中文是我唯一能“玩得转，玩得精美”的语言。但是身居海外，而不是旅客走马观花，的确让我看到事情的复杂，多长了不少见识。
我当然是“海归”，我在国内住半年，在国外住半年，毕竟论到写作时，任何地方都一样，都得关起门来，六亲不认，集中心思，一个人写字。
关于那些“妖”什么的，我想最好给别人点长大成熟的时间。不会太长，她们就会成熟的。
记者：记得你在一个采访中说过，在国外像有玻璃幕墙隔膜着你与环境，那是种什么样的生活？回望中国，看到了什么不一样的东西了吗？
虹影：那是一种很孤独的隐居生活。排开配合欧美出版社做宣传我的书的分内工作之外，我一般都拒绝见人，只和家人在一起，和几个极亲密的朋友往来。清早起来将地板清理一遍，打扫卫生。平常，做菜、养花养鱼，花园里苹果树、樱桃树、桃树、梨树我走时都开花了，鱼池里荷花都冒出芽了。现在到了北京的家，一个人坐拥“书城”“网城”，一个人对墙打兵乓球。
在伦敦我的书房是个白色阁楼，夜里一打开大斜窗，全是亮丽的星星，我知道中国正是阳光灿烂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念中国。所以带着这种感情，想象力更丰富，发挥得更自如，没有什么限制。这是跨越时空的写法，也可以成为有意识的艺术行为。想想我自己的生活，从80年代离家到现在，可以说一直都在路上，直到我走到西方。前后花了二十年，经历过很多奇事怪事。对写作者来说，住什么地方其实一点也不重要，但眼界和心境却不同。如同我看美国与阿富汗的战争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国际新左派已经开始征求签名，反对进攻阿富汗。我认为西方不会满足于阿富汗交出本·拉登一个人。俄国很积极报自己的仇，也有人想解决整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文明冲突将会是一个几十年的大题目。对于异乡者，这就是一个切身大难题：英国许多穆斯林青年要到阿富汗去帮助塔利班，好多人已经死在那里。英国穆斯林社团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是大题目，暂且不谈。说小题目。十年前英国保守党主席泰比特，他提出：“打板球，你为哪一个队欢呼，就是哪国人。”这个“泰比特测试法”还真难处理。当时泰比特到伦敦大学演说，汽车刚进校门，就被学生包围起来猛踢猛砸。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现在同一个问题，已经不用拳脚，而是用战争。哪怕这次战争过后，“泰比特测试法”依然会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的巨大问题，与过去民族依地域而居很不相同，全球化就不可能封锁国界。无论《阿难》还是《K》都是写这冲突，写我们内心深处的“泰比特测试”。
女人为什么写作？（5）
我想世界文化的分裂，现在已经是对抗势态。白种人对伊斯兰的恐怖，以后可能还有对黄种人的恐怖，会变成顽强的潜心理。欧洲的白人，自从多佛事件、澳大利亚船民事件之后，对“移民”两字，谈虎色变。但是没有移民，哪来现代世界？海关能挡住思想？
《阿难》和《K》都是写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
我不会漠视这个问题：中西文化冲突的爱情悲剧，一曲永恒的哀歌。
3．于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
王干：《K》是情爱小说，或者用现在流行的词叫情色小说——不是色情小说，它写到很多性爱、床上戏，甚至写到性技巧，东方的性神秘主义，但整个小说不是色情的，是表达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记者：刚才讲《K》虹影把握不好就是海淫海盗，那么情色小说与色情小说有何区别？
王干：这就像《Discovery》频道也有大量血淋淋的残暴的镜头，但它不是恐怖片，就是它有科学的、人化的东西。
记者：宝贝儿们写“色”被当作最大的商业卖点。
王干：比较复杂。
现在为什么写性的文学作品那么多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随着电影等其他媒体的兴起，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受限制，比如讲故事你可能讲不过电影、电视，揭露社会矛盾可能也比不过《焦点访谈》，讲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的话甚至还不如一个专题片或一篇论文说得清楚，今天文学唯一能保持与其他抗衡的就是它写人性。
人性的东西是看不到的，人性最根本的东西是不表达出来的，是在灵魂深处，而这是任何图像、任何声音很难表达的，可能和文字比较近。写“性”是人性的初级阶段，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或一个浅层次。从古到今，文学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一个领域。现在文学的功能受到其他媒体的压迫，可能就更显得突出。
记者：但这是不是文学的一厢情愿？也许读者并不这么期待文学作品，只是很表面地消遣它，轻轻松松地。
记者：虹影，网上的售书广告：《K》“大胆炙热的情爱描写，中国作家无出其右”，你同意吗？有何意见？你的每一部重要作品，“性”都是基石性质的部分，你怎么看写作中性的问题，怎么把握的？
虹影：仅仅这么说《K》，太表面。在这里我引《楞严经》中的句子“汝爱我心，我怜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缠缚”表达我的观点。我告诉你“写性爱，男人要大胆，女人要不顾廉耻”，这种看法已经是前现代式了！我们的社会已经成熟了。禁忌压着，就会有不正常的好奇，那时写性爱才是个问题，现在这种禁忌，只要对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暂时压一下。其实恐怕对青少年也压不住，太普通了。全世界都一样，除非回到原教旨社会。
因此，现在不是性爱能不能写，敢不敢写（这问题基本不存在了。）而是第一，性爱写得好不好，写得美不美，艺术不艺术，不能简单化，公式化；第二，这点重要，因为性爱是我们生活中最会卷入无数关系问题、文化问题、阶级问题、种族问题等等。你告诉我为什么问题卷不进来？性爱其实麻烦无穷。以最简单的男女相悦开始，以最复杂的方式收不了场。正因为这样，性爱才成为我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之一――我就是要写出性爱的文化意义，可以使人灵魂升华，更能使人的缺点恶性爆发。
我的四本长篇，都可以说围绕这个问题转动。好莱坞式的大团圆结局，我最看不起，连观众都明白是“凑戏”，让大家出门时心情不会太愉快。但是看我小说的人，我不想让他们完全愉快，如吃冰淇淋，我想让他们深思，让他们也想一下他们自己的命运，让他们明白性爱一旦给了你，你也不一定能处理好，并珍惜。
在这题材上，当然女作家比男作家强，正如在生活中，男人一看见麻烦，常常掉头就走开，女人面对感情纠纷，为人想得多，为已苦恼也多，牺牲者大多是女人。
女人为什么写作？（6）
记者：“新新代”女作家作品中大篇幅涉及性，或者如流行的说法：用身体写作，在商业上成功的同时受到道德批评甚至谴责，这使得另外一部分女作家乐于表现超越性别，不愿承认写作有女性色彩。你的见解？
虹影：有些作家写性，写异民族爱情，除了上床，除了“湿了”，其他毫无问题。这太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