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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姐低着头谁也不看，手里的几张麻将牌单调地发着细微的磨擦声。另外那个微胖的黄脸的男同志吴方也是默不出声。卢嘉川目不转睛地望着戴愉，柔和的眼色始终没有离开他明亮的眼睛。他静听着戴愉的讲话，当讲话停止的一霎间，他的脸色才变得严肃面冷峻。
“戴愉同志，”他慢慢说道，“你的发言，我看有点过左了吧？这是不是一种左倾关门主义呢？这和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样，也会导致革命失败的！也会脱离群众的！群众普遍要求抗日，我们党就应当首先注意群众的要求……”他的脸孔抽搐了一下，一种深深的痛苦使得他的脸色苍白起来，声音越发低沉了，“至于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宣传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首先就叫我们闹清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就说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甚至中产阶级的左翼都可能是我们的朋友……记住！戴愉同志，你和我也并不是无产阶级出身的呀！”
关于林道静，他没有进行任何辩白，因为他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
“什么？”戴愉的黄脸涨红了，“你这是机会主义的理论！中产阶级都可以做我们的朋友吗？那太可怕啦！”他喘了口气，眼球在眼镜后面迅急地转了几转，又说了一篇道理，来反对卢嘉川在知识分子当中进行细致的耐心的教育工作。他滔滔地说着，好像忘了是在白区残酷的环境中，忘了应当珍惜时间和解决问题。
卢嘉川终于忍不住了，他把牌一推，霍地站起身来，轻轻喊了一声：“戴愉同志，请你停一停！听我谈点意见行不行？”他用力把手一挥，仍又坐了下来，然后竭力把声音放和缓，“我同意你的某些意见，上级党布置给我们吸收党员的任务，我们应当坚决去执行。但是根据目前形势，哪能一下子吸收那么多呢？自从宪兵三团一来，白色恐怖一天比一天严重，蒋介石在德、意法西斯帮助下训练了大批的特务警犬正向我们进攻，现在人心惶惶，外围组织也几乎都被破坏；剩下的，情绪不安，也很难发展。这时，我认为党应当根据情况稳健一点，尽量保存一点力量，不要过分孤立地暴露自己。可是‘三一八’纪念，我们又损失了不少同志。”
“不，冯森同志，”戴愉又打断了卢嘉川的话，“情况紧张是暂时的，可是胜利的形势却在鼓舞我们每个革命者奋勇前进。……难道可以因为害怕牺牲而停滞不前么？……”
“戴愉同志，停一停！让我说两句。”刘大姐忍耐不住了：她苍白的有着细碎皱纹的瘦脸激动得绯红，微微气喘地打断了戴愉的话，“同志，你不要只搬教条嘛。冯森的看法是值得考虑的。”她把麻将牌往戴愉和呆着不动的吴方跟前一推，用坚定的口气对准了戴愉，“我基本上是同意冯森的意见的。戴愉同志只是搬教条，不大了解实际的情况。好久以来我就有了和冯森一样的苦闷，好久以来我们就都感觉出来：我们党的领导虽然克服了‘立三路线’的盲动、冒险，但现在的路线是否仍然不大妥当呢？人民热烈要求抗日救国，可是咱们提出的口号常常过高，常常除了少数积极分子以外，使广大群众不能接受。所以我常常在想……”说到这里，她的声音低得听不出来了。她似乎还有许多话要说，可是没有说出来。
四个人都沉默着。连易激动的戴愉也不出声了。只有断续的麻将牌发着单调的声响。后来仍是刘大姐向三个男同志望了一眼，低声说：“戴愉，就说你反对冯森接近的那个女孩子吧，我知道她，了解一点她的情况。这是个在旧社会里挣扎过，渴望着党的援救的积极分子。我们应当帮助她、培养她。冯森这样做我认为是对的。”
“那也要看情况。”一直很少说话的另一个男同志吴方说话了，“那个姓林的女人既然肯嫁一个反动的大学生，那么，她的思想可见很成问题。无论如何，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是重要的。所以，我也要警告冯森，你接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特别警惕，我们是宁左勿右。”
“对，宁左勿右！”戴愉赶快插了一句。
卢嘉川抚弄着麻将牌，安详地轻轻摇头：“宁左勿右？不，我却认为不应当这样提。马列主义要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党的事业。当然，同志们的意见我应当警惕。如果没有别的重要事情，我提议还是来讨论纪念‘五一’的问题。”
“对，谈纪念‘五一’吧！”吴方睁亮眼睛说，“关于是左倾还是右倾，目前，我们几个人很难做出什么结论。反正作为党员，我们尽量执行上级党的决议就是了。”
穿着华丽服装的那个女同志走了进来，对四个人望望，轻轻说了句：“没什么，你们谈吧。”就又出去了。
戴愉好像还有许多话要谈，但他忍耐住了：“好吧，这个问题留着下次再谈。”
会议内容转到纪念“五一”上。照戴愉的意见，党、共青团和社联、左联等赤色群众团体，必须发动他们全体成员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卢嘉川沉思有顷，抬起头来看着戴愉说：“前几天李大钊同志的出殡游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北京地下党曾为牺牲了六年的李大钊同志举行过一次出殡游行——原注］，我们已经又被捕许多同志。现在，情况很严重，‘五一’这个纪念日，无疑的，敌人是会更加严密戒备的。希望你和市委好好反映一下，恐怕……”
“真是白色恐怖观念！”不等卢嘉川说完，戴愉把眼镜猛地一摘，皱紧了眉头，“冯森，你要消极怠工吗？……这是党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对这样任务的任何怀疑全是一种可耻的动摇！”他掏出手绢抹抹嘴角，然后把麻将牌一推，其他三个人也随着一推，一阵牌声代替了许多的话语。等牌声静下来，卢嘉川苍白的面色才转过红色来。他看着戴愉的金鱼眼睛，仍然慢慢地说：“戴愉同志，一切不成问题！组织决定我做任何工作，我是不会讲价钱的。但是应当允许我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也许我看错了，也许我估计得完全不正确，可是你应当冷静地看看我是不是那种胆小怕死的怯懦者。……”他低下头来不能说下去了。
“我们就照着市委的布置坚决执行去，能发动多少人算多少人好了。”吴方刚说完，刘大姐露着焦虑的神色说：“发动人是对的，但是发动之后就把他们送进了牢狱，这总是一个问题呀！”
沉默，一阵无声的争辩持续在人们的炽热的眼睛里。最后戴愉冷静下来，说道：“好吧，如果冯森你们不反对大规模游行，那么，‘五一’那天，我们发动赤色群众都到天桥集合。具体行动有人会临时通知你们的。”
会开到这里就散了。
几个人都站起来准备离开的时候，服装华丽的女同志到大门外望了望，没发现什么可疑的人，走进来对几个同志亲切地笑笑。戴愉和吴方先走了出去；接着刘大姐伴着卢嘉川也向门外走着。他们默默地走到门过道里，在初月的薄明中，刘大姐站住脚，用力握住卢嘉川的手，声音又低又慢：“小冯，不必难过。党了解你，我们了解你。‘五一’要提高警惕呵，不过还要尽量多发动群众。”
卢嘉川低着头，半晌没有出声。当他抬起头来看着大姐的时候，他的眼睛有点儿发红。
“大姐，亲爱的好同志，谢谢你！”他用力握住她瘦削的手指，只有这样的一握才表明了他内心的激动，“大姐，不必担心我。我想，在一个党员热望为党贡献一切的崇高理想里，就包含着不计个人的荣辱与得失在里面。这不算什么……好，再见吧！”
刘大姐倚在颓败的大门上，望着卢嘉川娇健而沉稳的步子一点点消失在街头昏暗的转角处，她才轻轻关上了街门。用只有她自己才可以听见的声音低低自语道：“小冯——好同志呵！可是戴愉为什么就不睁开眼睛多看一看呢？……”
第十八章
上午，林道静在火炉上蒸上了馒头，就拿着一本《辩证法教程》坐在窗前的椅子上读起来。但是当她的眼睛看到了书里夹着的一块小小的红布片，书就读不下去了。她只好放下书本，拿起这鲜红的小布片把玩起来。她像欣赏心爱的宝物，脸上含着笑，嘴里轻轻自语着：“呵，‘五一’，你又过去啦！”
在“五一”这个伟大的纪念日那天，她又被卢嘉川招呼着去参加了游行示威。开始，她和几个临时集合在一起的人隐藏在天桥附近的小胡同里，卢嘉川先来交给他们一卷传单，检查他们是否带来了小旗和石灰粉，当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他立刻转身走开了。剩下他们在小胡同里又串游了一会。当负责联络的交通员走来告诉他们即刻到天桥大马路上去集合时，一阵风似的，他们从小胡同里窜了出来；同时，别的小胡同里也窜出了许多人。于是人群迅急汇合成了昂奋的队伍。
道静总想靠近卢嘉川，靠近他就觉得安心，好像有保障似的。
可是他特别忙，一转眼他又跑到前面去了。她正在人群中拥挤着前进，突然一面红色的大旗灿烂地招展在空中，好像阴霾中升起了鲜红的太阳。她仰头望见大旗上面的黑字：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她的心忍不住怦怦地乱跳了。热烈地高喊着的口号，向空中抛撒着的传单，挥舞着的拳头，和无数迎风飘动的红旗，这一切使大地好像突然震动起来了……可是，这种情况不过持续几分钟，接着又是尖厉的警笛，又是飞奔的摩托，又是砰砰的枪声，全副武装的军警又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
……………
道静捏住小布片蹙起眉头。卢嘉川英俊的面孔，这时又清楚地显现在她的眼前。军警冲散了人群，捕捉着人们，他是负责保卫扛大旗的同志的，当大旗被折断，打大旗的同志即将被捉走时，他突然跳上去狠狠地给了那个刽子手一拳，同时把石灰粉奋力一撒，在硝烟弥漫中扛大旗的同志趁机跑走了，几个军警就转身追起他来。林道静是跟着他跑的——他曾挥手叫她走开，但是她不。她飞跑着，朝他跑的方向跑。他刚要跑进一个小胡同里，一个穿灰衣的宪兵向他头上连着射了两枪，并且眼看就追上了他。他猛地回过身来又把一个小包用力向外一抖，空中立时弥漫起一阵呛人的白烟。石灰粉发挥了它奇妙的效果，趁着军警们睁不开眼睛的一霎间他逃跑了。道静学习了他的办法，那包石灰粉也救了她，她也逃脱了。最后她按照事先的约定，在陶然亭那儿又遇见了他，他挽着她的手臂，好像一对爱人似的，但他们只说了几句话就迅速分开了。当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她看见他的口袋缝里还夹着一片撕碎的红旗，她就拿了过来，留作这个伟大日子的珍贵纪念品。
“呵，他是多么勇敢、多么能干呵！”一想到卢嘉川在“三一八”和“五一”这两个日子里的许多表现，她心里油然生出一种钦佩、爱慕、甚至比这些还更复杂的情感。她自己也说不上是什么，只是更加渴望和他见面，也更加希望从他那儿汲取更多的东西。
午后，余永泽上课去了，她见白莉苹在家，就到她屋里去闲坐。
“小林，昨天‘五一’你去参加游行啦？”白莉苹挤挤眼皮顽皮地一笑。
“去啦。白姐姐，你怎么没去？”
“我么？有别的工作呀。”白莉苹急忙岔开了话，把手臂搭在道静的肩膀上笑着，“小林，昨晚，又跟你那老夫子吵架啦？嘿，傻孩子，你为什么老跟这样的人凑在一块儿？难道找不出比他可爱的男人来？”白莉苹看着余永泽总穿着长袍大褂像个学究，就一直称呼他老夫子。
“不用你操心！”道静露着两排洁白的牙齿也笑了，“谁像你这个样儿：见一个爱一个，见两个爱一双——恋爱专家。”
“得啦，你不要倒打一耙！我真是为你好。你看他那酸溜溜的样儿有什么爱头呢？嘿，小林，你看老卢怎么样？活泼、勇敢、又能干又漂亮，你要同意，我给你俩介绍介绍好不好？”
道静的心突突地跳起来了。她想不到白莉苹在玩笑中，竟把自己的名字和这样可敬可爱的人的名字连到了一起。她红着脸，呆呆地睁大眼睛看着她。白莉苹趁势抱住她的肩膀，把脸挨在她耳旁，吃吃地笑着，说：“好孩子，犹豫什么？‘新的恋爱不起，旧的恋爱不会消灭。’这是哪个文学家的话呀？你那个老夫子可真不值得爱，还是大胆地创造新生活吧！”
“不，他爱我，我怎么能忍心离开他。”道静感到不能再开玩笑了，白莉苹是在真心实意地和她谈话。于是她摇着头低声回答。
“等着余永泽给你挂节孝牌吧！”白莉苹的脸色变庄重了，嘴角带着一丝讥讽的笑意，“你还想革命哩，连这么一点芝麻粒大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算得什么？——都不敢革，还说别的！”
轻轻的一句话，可把道静刺痛了。她放松了白莉苹的手，低着头坐在椅子上不再出声。她知道她和余永泽之间已经有了一道不可弥补的裂痕，这裂痕随着她对于新生活的奔赴，是在日益加深。可是她可怜他，这种感情，像千丝万缕绊着她，同时，她又认为革命者是不应该关心个人的问题的，于是她忍住了矛盾的痛苦，忍住了一切的不满，希望就这样和余永泽凑合下来。可是白莉苹的这句“芝麻粒大的事情”使她恍然若有所悟，她朦胧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对于个人问题看得太轻，而是过重；是在一种“不必关心”的掩饰下的苟且偷安。
她迷惘地望着窗外蓝色的天空，沉默着。白莉苹却以为她生了自己的气，她歪头对她观察了一下，就抱住她，哄小孩似的：“好啦，小林，别生气啦！既然你那老余这么可爱，你就去爱吧！我可不敢拆散你们。不过，我告诉你一件事，”她松开道静的手站起身来，神气很严肃，“你不是知道崔秀玉到东北义勇军里去了吗？当初她希望许宁和她一同去——他们的感情已经怪深的了。可是许宁——你不是也知道他讲起话来一套套挺漂亮吗，可是办起事来就不大带劲了。他不去，舍不得妈妈，舍不得学业——当然也怪我，我也把他拉住了。可是不能不佩服小崔，她正上着学，也正恋着许宁，可是为了革命事业她一甩袖子就走了。小林，你别学许宁，也别学我，还是学小崔——你大概不知道，她是朝鲜人呢。”
“朝鲜人！……”
道静看着白莉苹的嘴唇一张一合地动着，微微惊讶地重复了一句，就再没有话说了。
她回到自己房里后，心情烦恼，一头倒在床上，陷入纷乱的思潮中。
天黑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