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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好的不写，不好的也别写。”
“那我写什么？”
“写什么？……自己悟吧。”
自己悟？什么能永远对呢？毛泽东思想已经证明有错的了，还有什么是颠扑不灭的真理呢？我想啊想啊想……
我的个人总结的基点定下来了，就是少写自己，远离政治，而且，我还找到了一个更简便、省事的方法，就是：抄袭！我从报纸或书里找出一篇文章来，它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哪朝哪代都不会有人批的，然后抄下来，把题目换成“个人总结”，报上。更惊人的是，我那些年报上的“个人总结”，没有一篇退回来的，没有一篇要求修改的，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要求改的——这比我平时写的宣传报道还好应付。宣传报道送给书记，书记还要看看，然后挑出点这不是那不是来。我听一个厂长说：“当领导的，就得会挑！不会挑，就是不会当领导。”
居委会的书记要我给回个电话，我没给回。我还是想退*党，想当个老百姓。还有，我在外面又干了坏事：卖盗版书。伊水家的畅销书都是盗版的，我让她卖正版的，她说：“正版的多贵，也不好卖！盗版的便宜，顾客也认便宜。现在盗版书的质量也好了，有的做的比正版的还好呢！”我给她干，她又不听我的，我也得跟着她买盗版书。我一直想作个合法的公民，但老是做不成，老是不由自主地干了坏事。如果我给居委会的书记回电话，他还得劝我别退*党啊，这个那个的。党费倒是没有几个钱，我退*党，也不是钱的事。我想的是，一旦我做错了什么，将来真出了事，我代表的仅仅是我个人，不是一个组织。
一一五
北京的小区里贴出了通知，让外地籍的流动党员到居委会登记，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给我的印象就是开会，念报纸，学习的效果也不大，这耳进，那耳出了。这种学习方法相对于千变万化的世界，显得太单一了，不说别的，电视上的节目就够人目不暇接的。而且，我去过组织生活，就得耽误班，一天就拿不到钱。因此，我没有去登记，我也没有和谁说我是党员。
我不和组织上联系了，我的党费也不交了，应该是自动退*党了。
伊水把车交给了我，让我开。她可真放心我！
我们在教练场时，学员开的最高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二十公里。在教练场上，要求开得慢，是安全起见，如果把这个速度拿到公路上跑，甚至是高速公路上就不太行得通了。我就是以在教练场上的速度上的路。最先引起公愤的是车内的两个家伙。一个是伊水的小叔子尤满，他和我比，是老司机，伊水让他带我一个星期；一个是伊水雇的一个陕西青年廉壁森，他不是司机，但他跟了一年多的车，对车的情况和路面的情况比我熟。
尤满说：“你这个速度不行！在高速公路上，最低不得低于六十‘脉’（每小时六十公里），低于这个了，让警察看见，就得找你。”
坐在后面的廉壁森也给加“纲”：“太慢了！快点开呀！”
催我脚下用力，加大油门，就成了他们的主要任务了。两人轮流坐在副驾驶上，眼睛看着比我看得更远的地方，嘴里不时地蹦出两个字：“加速！”
在他们的催促下，我踩着油门的那只脚，恨不得踩到油箱里去。
妈妈说：“谁再让你开快，你就让他们来开！”
引起另一伙人公愤的是跟在我后面的司机。不管我开得多快，他们也嫌慢，喇叭声频频响起。为了给他们让路，我就把车开到了路边上跑。
尤满又说：“你往边上跑什么？那是人行道！你占了人行道了，是违章！你开的是汽车，不是自行车！你要上路中间上开！”
“我给后面的车让路呢。”
“你管他们干什么？他们爱按喇叭按去吧！你要看前面，别管后面的。他们要想超车，就让他们超！你管好你自己。”
开车和骑自行车是两股劲儿。
我又把车开到了路中，并不太管后面的车了。
我开着开着，就发现了后面的车不管是先来的，还是后来的，“唰唰唰”地，像射出的子弹头，从我的左右两边跑到了我的前面。
我说：“我开得这么快了，他们咋还超车呢？”
尤满讥笑着说：“这还叫快？”
“比教练场上的快多了！”
“是，是比那快。但这不是教练场！”
在京顺路上，遇见了堵车。那些车根本没像交通法规上写的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而是一个挨着一个，有的前后就差半尺。我怕溜车，怕把人撞了，也怕撞了别的车，每停下来，都要把手刹和档挂上，与前面的车有一定的距离，稍离得远一点，就有别的车夹了进来。
尤满又说话了：“跟上！你这么走，什么时候能到家？别老是给人让！”
我只有跟上，像别的司机一样，紧跟着前面的车，离合和油门很怕踩错了。我们学车时，就有一个学员把油门当做离合踩了，把车开翻了。
又夹进来几台车，我后面的车像比赛一样按着喇叭。
堵了两个多小时，才顺畅了。我的脚踩得又疼又酸。
一辆车开了过来，与我平行时，一个人探出了半个身子，鼻子都快气歪了，向我狠命地挥着胳膊，嘴里像造反派似地喊着：“前进！前进！前进——”这辆车就像鱼雷一样窜出去了。
我的驾驶水平不光是令这些人愤怒，就连我的儿子也加入到了他们的行列。儿子虽然小，但他有修理车的天赋，而且一语道破，切中要害。当我打不着火时，儿子就拿个扳子，在电瓶上敲，还被他给敲好了。从这一点上，我就得出个结论：开车和修车是男人干的活，他们才是这方面的天才。
有人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肉夹馍（肉加磨）”，说我开车既肉，又磨。
男人爱指挥我，女人也爱指挥我，包括不会开车的伊水。她坐在车上，看着我开车，好象比我本人还着急。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她“闸——闸——闸——”地叫，叫得我像在夜里见着了鬼。
我说：“那不叫闸，那叫刹车。”我比她还懂得一点，我也该压压她的气焰了。
她不那么喊了，而是换成了“刹车”。
伊水的视力很好，一点五的，在进库房时，她让我从一辆车和树的之间开过去，她说她给我看着。
我说：“开不过去吧？太窄。”
“能过来，你开吧，我给你指挥。”
我说了几次“过不去”，她说了几次“过得去”，在她的自信下，我把车往前开了开。
她招招手说：“再来，再来，往右一点，往右，大了，再往左……”
只听“当——”的一声，我终于把那辆车给撞上了，那车的门子瘪了进去。
“我说过不去嘛！”
她用食指挖着耳朵，“看着能过去呀……”
这个“好”消息像长了腿，把车主招来了。
“怎么了怎么了？有你这么开车的吗？我的车招你惹你了？好好的，你就给我撞？你有没有本呀？咱们找警察去！”
一一六
从我开上了这车，就怕警察。我开的是小面，按照规定，不允许拆座，不允许拉货，这两样我都干了。我也向伊水提过这个，我说咱们能不能不违章？能不能买个既能拉货的、又能拉人的车、还合乎规定的车？伊水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只能开小面。你说的那种是客货两用的，但是北京的很多路段限制这种车走。太好的车咱买不起。”
所以，我只能开小面，只要我开着它，就是违章。成天干着违法乱纪的事，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一看见警察，我的汗毛都会立起来，草木皆兵。廉壁森也不配合我，他像是挺盼着我出点啥事似的，越是有警察，他越想暴露目标，把他的大头伸过来，巴不得要把玻璃撞碎，好把警察招来。被警察逮着，少则扣一分，多则扣三分，一年就有十二分。超过十二分，还得收上去驾驶证，还得参加学习班。我常年在外面跑，常年违章驾驶，哪儿够扣的？
真是怕啥来啥，我把人家给撞了，理在人家手里，他真要叫警察，我也得由着他。
但我还是采取了挽救措施，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学的车，还没开上一个月呢，技术不行！你的车门子，我找人给修，咱们私了吧，只要别叫警察就行！”
我撞了人家，我就是孙子了。
这是我从迎阁处学来的，她是个美女，把人家的车撞了，就先下车，“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她的运气很好，被撞的司机都是男性，看她长得迷人，态度又好，火就全下去了，只说了一句“是个女的”，就不计较了。如果碰上个女的，她的那招灵不灵，就难说了。
我长的不太美，所以，就得多下功夫，腰要弯得深，头要点得勤，恨不得眼泪鼻涕全出兵，再扇自己两个嘴巴子，做足了奴才相，才不至于招来警察。
我的至诚感动了那位司机，他说：“行了行了！我看你是个女的，就不叫警察了。你给我把车修好吧。”
别人的指挥，可不能全信了，要自己看，亲自考察，前前后后的地形看准了，再走。
我学的交规是书上的，有的学了，印象也不是很深刻；还有的交规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地修改、补充。所以，我开车时，也会违反了它们。没有被警察碰着，算平安；碰着了，算倒霉。我对有些知识的掌握，是从警察那里学来的，当然，我也交了罚款，还被扣了分。这样的学习很牢固，可长记性了，出过一把事，就不忘了，更加小心了。
为了甩掉“肉夹馍”的恶名，我提速了，在高速上，最高记录开到了每小时九十公里。他们不是让我开快吗？我开个快车给他们瞧瞧。
可下了车，尤满就向尤湖和伊水告了我的状，说我开的太快了。我也不服，啊，我开得慢不对，开得快还不对，你们到底让我怎么开？
伊江当过修理工，也是老司机，他知道了我开快车的事，便向我、也向那帮人说：“刚学车的人，不能开得太快，头一年，不能超过六十脉，速度一定要在你能掌握的范围内。如果开得快，就容易出事，地下的一快小石头，都能让你翻车。”伊江这个高手也把车开翻过，在高速上，轮胎暴了，一车货和人全倒了，人没受伤。
再没人逼我开快车了。
我的那起事故传得很开，也挺丢人的，我发现我挺烦廉壁森的，就是他给传的。其实，我和他是一样的心理：都爱盼着别人出事。我认识的人出了类似的事故，表面上，我也要去安慰人家，心里却在说：该！咱们半斤八两，彼此彼此了！
表面上搞一套，背地里搞的是另一套，可气不？
一年以后，我的驾驶技术熟练了，车速自然提了上来。两三年以后，我也不怕警察了，真被他们逮着了，也能辩论了。如果不违章，警察也不会找麻烦的，交通秩序的维持，也得靠他们。
我的驾驶证又被警察收走了，原因是我轧实线了。
“警察同志，你不能再给我扣分了，我就剩两分了，你再扣，我下半年就……”
“你违章了。”
“是违章了。罚钱吧，你说多少，我给多少。”
“有规定，我们不直接收钱。”
“那你要什么？”
警察瞅了瞅正热着的骄阳，说：“你给我买两瓶水吧。”
“这好办！”我从兜里抽出二十块钱塞给了他，“你自己买去吧。”我顺手把驾驶证从警察的手里抢了过来，“拜拜——”
这么发展下去，我离土匪也不远了。
警察说：“多了多了！用不了这些……”
警察在后面追着我，他的脚还崴了，一瘸一拐的，“那位女同志，你站住——站住——你给我站住——”
警察笑，我也笑，围观的人也笑。警察的那只脚可把我救了，他追不上我了。
一一七
还有一次，我刚被警察扣了三分，罚了二百元。又被一帮穿制服的人给的堵着了。
一个人问我：“你拉货了？”
“拉了。”车都下沉了，我撒谎也没用。
“你往哪儿拉？”
“有个顾客想要书，让我们给拉过去看看。”
“你有搬运证吗？”
“什么搬运证？”
“拉货得办搬运证。”
“还得办证？”
“你扰乱了营运秩序。”
“我一个人能扰乱了营运秩序？”
“罚款三千！”
“三千？！”我一蹦三丈高，“怎么是三千？！”
“这是规定！”他拿过来条例给我看。
“我刚被罚过。”
我把警察给我开的单子拿出来给他。我听伊江说，如果警察刚罚过，要把单子留好，别的警察再抓住你，他们看到了你的罚款单，就不罚你了，能管半个月。
“你们刚罚了，怎么还罚我？”我说。
“我们和他们是两个部门。”
“你们不是警察吗？”穿制服的多了，我也分不清都是干啥的了。
“不是。”
“你们是啥？”
“路证。”
“路证的咋也来管我？”
“我们就是管车的！你带钱没？！”
“没带！我哪带三千！”
“把车开到指定的停车场去，带来了钱，再提车！你们别求人了，没有用，直接来找我们。”
我干了多少违法乱纪的事了！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伊水和伊江都在打电话找人，找关系，关系都托到部队里了。一个部队的干事来了，还带来个连长。干事是伊江的客户，每年要给部队配几万块钱的书。配一次，干事都让伊江多开票子，从中多得几千块钱。
干事让我们坐上他们带来的车，干事说：“这个事还得靠连长。我们连长的关系硬啊！”
连长摆摆手说：“哪里哪里。”
干事看了我和廉壁森，“你们经理来了吗？”
“没有。”
“这个事也得求人哪，不是连长管的，他也得托人。你们也说了不算吧？”
我说：“是。”
我和廉壁森是干活的，没有经理的派。
车又被两个人截下了，“哎呀连长，这么不好找你呀！下来下来，吃饭去，我们请你！”
连长也看明白了，我们这儿没啥油水，他下了车，跟他们去了。
干事说：“你们看，他走了吧。现在这个事，没等办呢，得先请人吃一顿哪！”
他给我们安排在部队的宿舍里，住了一晚。
伊江的一位朋友给送来了钱。
我去了路证的办公地点，我跟他们说：“三千太多了，你们能不能少罚点？”
“少罚点？”
“你罚我三千，我得两、三个月开不出资来！我这上有老，下有小的……”
“罚……一千吧。”
“你是说，我交一千块钱就行了？”
“不行！你上停车场交完了停车费才能提车。”
停车费相对于降下来的这两千块钱，不是九牛一毛了？
我的一句话，倒把价格降下来了。
我和廉壁森去给一个单位的图书馆配书。按照指定的位置，我们趋车前往。
要说北京大嘛，一个地段的人也有指不出该地段的子午卯酉的。我们问了几个人，也没有知道的。廉壁森摸路，从不看地图，他是小学毕业了，初中没念，他说他看不懂地图，靠脑子记。他去过的地方，不用特意背，也能找到。
我刚开车时，基本上不记路，注意力全在车上，碰到路口，就问他：“快点，往哪儿走？”
廉壁森也很果断，用手一指，“给我往里扎——”
可是，好马也有失前踢的时候，有扎到沙子地里的，扎到泥地里的，也有扎到林子里去的，就这么几次错了，其它的都对了。我从不追究他的对错，因为我还不如他那两下子呢，他就更敢指挥了。
这把，我就扎错了，一脚油门，把车扎进了死胡同。
我问他：“还咋走？”
廉壁森猛吸一口烟，敌视着前方说：“废话！调头！”
我们像一只无头的苍蝇，又撞进了另一条路，两边荒草凄凄，快没了人烟。
“廉壁森，咱们回去吧？”
“再往前走，你听我的。”
他的话音刚落，一栋楼房就展现在我们的前面——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