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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我还没啥准备呢，下班的吧，我上你那儿去。”
我轻而易举地理解了她迂回曲折的话，她的额头渗出了欣慰的汗。
我从银行里取出暂新的伟人票子，送了过去。
我再也没听到她四处找我的消息了。
妈妈对我的衣着也提出了要求，她说：“三年之内，你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别穿好看的衣服，少和男人说话，别笑，别美。”
妈妈把我的那些衣服翻了出来，红色的及其它鲜艳颜色的、款式稍好的衣服，总之，就是凡是能把我打扮得稍漂亮些的，都被她挑选了出来，问我说：“这些衣服你还穿不穿了？不穿，我就寄给你姥姥家了？”
姥姥家有几个舅舅在农村。
妈妈不用征求我的意见，她在心里早做出了决定。
我说：“你随便吧。”
我的空间在缩小，我的权利也在缩小，我就像当年的澳门，今天被占一点，明天被占一块，直到被霸占，直到被侵吞，直到失去自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一件事而引起的，那就是我没有了丈夫，我不能和一个最普通的人一样了。
这样的环境，我不想呆！
我想透透气。
熟人太多，到哪儿都会碰到熟悉的面孔，他们知道我的历史，我不愿意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另类。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去一个远远的地方，去一个谁都不知悉我的经历的地方！我可以回到从前，我可以像从前，与人进行正常的往来。
二妹伊水和弟弟伊江都在北京，他们也要我去，我没做任何犹豫，辞了工作，把孩子托付给了妈妈。
北京真好！走在大街上，谁也不认识我！我的生生息息无人关注。
这，很好！
刚出门的这一天，我就迷路了。
找到那排小白房子，我就能找到家了。
太阳都快落山了，我还是没找到。我又扭头往回走，可它们像失踪了一样，我的腿都快走断了。
北京的速度咋这么快？才一个下午，它们就搬走了？
天黑了下去，我也走不动了，我想起了能记住的伊江的电话号，给他打了去。他说：“你站那儿别动，我去接你！”
不到五分钟，他来了。
路很近，我却走得很远。我若能留意路上的一个小胡同，就能看到我要找的目标。在我们老家，我哪儿迷过路哇，闭着眼睛都能摸到家！我妈说：“咱这小镇，一泡尿就刺到头了！”这城里可不一样，再出门，得多留点神，出去的路记着，回来的路也得记着。
我对北京不熟，伊水的意见就成了我的最重要的参考意见。她说让我去学电脑，说有了技术，才好找工作。
伊水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学电脑的费用是她先给我交的，我在她家吃住，只管把这门技术学好便是。
我去的这家电脑学校是个人开的，老板是个女的，两名教师也是女的。伊水带我去报名时，她们的态度好得简直没得说，都快给我摘月亮去了。可交上了钱，学上了之后，她们才原形毕露。我们若有不会的，问她们几句，难听的话张嘴就来：“你不会想啊？！”“教你几遍了？！”“笨不笨哪？！”“榆木脑袋！”如果你再问，她们就直骂一句：“猪！”一个比一个凶，就像这帮学员欠了她们八百吊钱似的，那两位年轻的女教师更是凶神恶煞！
大多数的学员忍气吞声，学员之间暗地里交流，新学员问老学员，老学员也不保留，而且态度要比老师好得多。
学了一个多月，我总算把wps和华光排版学会了。到了后期，老师教的更是浮皮潦草，搞“闪电战”：“这个，你们回家看看吧；那个，回家看看去吧；还有那个……”
我终于提前被她们打发出门。
下一步，就是找工作。
伊水说：“你的年龄太大，得往小了改。”
“多大就是多大呗，改它干啥！”
“人家招打字员都爱招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谁招你这三十来岁的呀！你别改太小了，太小也不像，改到二十四吧。你现在是二十四，哪年生的，自己算好，别说两叉去。你再编份简历，按二十四的编，别填你已经结婚了。”
“我是结婚了。”
“你不这样填，就不好找工作。你想想，光是北京的大学就有一百多所，每年，每个大学的毕业生中都有留在北京的，想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凭你现在这条件，能找到一份工作就不错了。你按我说的做吧。你的发型也要改改，太老气，扎个马尾，吊起来吧。衣服也不行，我有几件，拿过来你试试，一定要往年轻了打扮。”
应聘打字员，公司的要求是每分钟八十字以上，有的要求一百字，我仅仅是刚刚会打字，家里又没有电脑，也没有机会练，速度很慢。应聘了几家，他们只问了问情况，除了年龄和婚姻，其它的，我都做了如实的回答，他们也没有让我上机操作，便以“回去听信”为由，婉拒了。
当我准备再次应聘时，传来个不好的消息，说是上边刚下的文，某些工种要聘用有北京市户口的，包括打字员。也就是说，有外地户口的人，不能应聘这类工种。我是外地的，毫无疑问，在北京，我不能从事这个工种了。
伊水又出了另外的主意，“你去学导游吧，拿到导游证，就可以带团了。碰到好的团，还能多赚。”
伊水又给我交了第二笔学费，我去学导游，为期为一年。
伊水家的房子是妹夫尤湖租的，一年的房租是五千块钱，在一家报社家属楼的地下室。地下室很大，就像《地道战》里面的地道，七拐八拐的。如果细分，可分出十几个房间来，不过，除了妹妹和妹夫住的及我和尤彩荷（尤湖的妹妹）住的两个房间有门外，其它的都没有门。墙面没有抹，也没有沟逢，很简陋。北京有好多这类的地下室，住了好多的人，房租要比地面上的便宜。活人住在地下，这在我们老家是绝对想不通的，我称这类住房为“地下村庄”。
住地下室有一点好处，就是冬暖夏凉。还有一个不好处是潮气大，如遇到大暴雨，或是几天不晴的连绵细雨，里面还要进水，就得要全体出动，大盆小盆全用上，往外淘水，奋力抗战。我们不能有半点拖延，因为尤湖是搞书的，这里既是我们大家的居室，又是库房，存有几个屋子的书，一旦被大水给泡了，就全完！
尤湖是江西人，尤彩荷当然也是江西人，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到南北方言的区别实在太大，有些话，沟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是在五岁那年，随着父母从千里迢迢的四川搬到了吉林。与北方的小朋友玩耍时，满口川话的我经常搞得人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所表达的内容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怎么会不懂呢？这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感到同别人沟通的阻隔有多么的大！或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吧，仅仅苦恼了几天，便学着他们说起了东北话。
长大后，零零星星地记着川话的只言片语，其它的都就饭吃了，东北话反倒成了我的“母语”。
我是在东北方言的坛子里泡大的，渐渐地对它产生了深厚了情感，它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干脆、通达、爽直。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也莫过于此吧？大家发出的是相同的语调，彼此交流的和谐、融洽，感受不到它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别。在我的概念中，东北话就是普通话，普通话等于东北话。
八
出了家门，到了北京，情况则不同了。
我们吃饭时，彩荷坐在了里面，她向我伸来一只碗说：“大姐，我出不去了，你帮我盛碗猪！”
我说：“啥？”
“你帮我盛碗猪。”
我上哪给她盛一碗猪去？再说了，那小碗哪能装得下一头猪哇！
伊水不动声色地说：“她是让你帮她盛一碗粥。”
我的妈，这差别也太大了！
两个中国人说话，中间还要夹个翻译，岂不怪哉！
一日，彩荷美滋滋地说：“我买了一件K色裙子。”
我正在犹豫：K色？K色该是五颜六色中的中哪一种呢？
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黑色？”
“对，就是你们说的‘黑色’，我穿上，你看看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神秘色彩与她的确不怎么相配，从上到下跟个直挺挺的鞋油桶，我脱口而出：“场祝 �
“场祝俊闭饣芈值剿旅樟耍蕴阶盼剩骸澳闶撬怠缓每础囊馑迹俊�
我真的惊异于她的聪明了，如难懂的方言她竟能猜出！
彩荷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你的表情里猜出来的。”多亏
她有察颜观色的本领！
天色渐晚，我正要进入梦乡，彩荷推了我一把，“给你吃蹄。”
我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不吃猪蹄子。”
“不是猪蹄子，是蹄。”
“不是猪蹄子还能是啥蹄子呀？”我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彩荷递过来的东西令我愣了半天，“你是说——梨？”
“嗯，吃吧。”
“吃，吃，这个我吃。”我抓起一只往嘴里塞，拚命地掩饰着要笑得崩溃的嘴巴。
提起家乡，我和彩荷有着同样的感受。家乡，是留在记忆里的一缕余香，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能云山雾罩地摆出它的几个“独一无二”，说成仙人仙境，从而使那些从没来过的人垂涎一番。
有一次，我正准备抒情，一张口：“俺家那疙瘩……”
“什么？什么疙瘩？”彩荷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为免去更为繁琐的解释，我只好改口：“我们那个地方……”
看来，这普通话不说是不行了！
彩荷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经常把她的同事带过来玩。
湖北的树枝和陕西的徐航提起了各自的同学结婚的事儿，聊着聊着，就争了起来。树枝把“结婚”说成“结分”；徐航则说成“结hueng”（她的这个发音，在字典里找不出与此相对应的字，我用拼音标识）。她们相互嘲笑一阵，谁也拿不准确切的读法。
树枝说：“问问大姐吧，她的读音肯定对。”
身为大姐，面对着扑将而来的四柱目光，深感责任重大，理应为她们做出表率才是。于是，我抱着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态度，以一种自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示范给她们，“结——婚！”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爆发出一阵更为剧烈的笑声，笑够之后，她们边擦着眼泪边指着我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也不对！”搞得我莫名其妙。既然说错了，也不便为人师了。但是，究竟哪儿读错了呢？
树枝在这些人中是出洋相是最多的一个。三句话中，总有几个字读得不够标准。比如，她把“团结湖”说成“谈结浮”。他们单位的总经理虽然只有一个，其他的人也爱以“某总”相称，过过嘴瘾，以满足彼此的虚荣心。树枝在叫别的“总”时，倒还悦耳，叫胡军，就不怎么动听了，“喂，浮（胡）总——”
极其敏感的胡军跳起了“老虎神”，“你才‘浮肿’呢！”
两人经常为此吵得死去活来。这样让她叫下去，胡军的名誉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得想个折了。他坐了下来，耐心地教她，“我姓‘胡——’。”
“姓‘浮（胡）——’。”
胡军加重了语气，“‘胡’！”
“‘浮（胡）’！”
胡军气得垂头丧气，手摆得像个高速运转的电风扇，把桌子上的纸片子扇得呼呼作响，“得！别再叫我什么‘总’了，还是叫名吧。”
看来，推广普通话确实难，可是，难也得说，不说更难。
在伊水家住了两个月，她家的房子到期了。尤湖想转行，不干书了。他找来了废品收购站的人，带来了两大卡车，把他的几大库的书全当成废品处理了，人家给了他九千块钱。
伊水和尤湖找了房子，搬走了。
我搬到了另一个地下室——某学院的学生宿舍。我有学习卡，以学生的身份入住，比较行得通。我的一半时间就生活在地平线以下了。
我不再只是生活在家庭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了。
这是一家个体承包的旅店，对学生资格的审查并不严格，住进来的也是鱼目混珠。
在宿舍里，我最先见的是二十五岁的栩如，她不施脂粉，朴素、清新的学生妆扮，两只月牙般的眼睛闪着直率、聪慧的光芒，端庄、秀气的鼻子倔强地上扬着，那张绷紧的、薄薄的嘴唇仿佛在思考着什么……小鼻子、小眼儿、小嘴儿同她那单薄、瘦小的典型的南方人的身材组合起来，竟也讨人喜欢。
我问她：“水房在哪儿？”
她放下书包说：“我带你去！我刚来那会儿也是分不清东西南北，总走错，熟了就好了。出了门，往右拐，千万别往左，左边没路；走到头，再左转，右首这面是厕所，那儿是洗漱间，带帘子的黑屋子是浴池。浴池不大，只够两个人洗的，没有门，没有灯，没有窗户，没有暖气，空气不好，那个水池子最好别用，长了发霉的绿毛了。你可以用自己的盆子，打满了开水放在里面，把空气熏热了再洗。这是烧水的大壶，每天供应两次热水，早六点，晚六点，记住时间，去晚了打不着了。前面是出口的方向……”
亲切、开朗的栩如做了我的向导，打消了我与她之间的距离感。
和这些学生们住，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背景，我该怎么回答呢？是如实说，是编一个理由，还是拒不回答？我是因为想躲开那些问题，才来到北京的。可我还是要为这个问题而伤脑筋。
下一个进来的叫黛眉，嗓音很粗，但很热情。“大姐，咱们这屋的人挺好的，你有啥事儿就支声。”
“谢谢。”
我在水房洗脸，黛眉也去了，她在洗脚。
她问我：“大姐，你今年多大？”
讨厌的提问！
接下去，肯定是：“你结婚了吧？”“你有孩子吗？”“你的孩子几岁了？”“你的丈夫是干什么的？”……它们像包抄的敌人，逼进中心，逼进我最不想说的！
堵住！我必须把她的问题堵死！我不能给她答案，不能让她和别的人再问下去！
我毫无表情地对她说：“对不起，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关于我自身，我不想多谈！别的你问我，我可以说。”
她被我的冷枪冷炮呛住了，张着嘴……
说完那些话，我就回屋子里了。我上了床，把帘子一拉，把自己封在里面了。
我怎么变得这么怪？这么无情？这么让人难以接近？那个一惯温和的人哪儿去了？她是个那么热心的人，我却用那么不近人情的话对她说。我挫伤着别人的感情。
我丢失了我。
我的心情差极了！
不管了！既然这么开了个头，就这么走下去吧！她们都比我小，她们都没有结婚，她们的玩伴也如此，我不能说我的年龄，不能说我的婚姻。封闭自己，就是不和人说！
我不想再回到以前的阴影中了。重新开始，让他们谁也不知道我。
我在我的周身建起了坚固的铜墙铁壁，我独来独往，我谁都不理！
帘子将我和外界隔开。
我仍然密切注视着帘子之外，我的生存环境在这儿，我要熟悉它。
“哎呀呀，不得了，热死我了！”浪声浪气的嗓音传入了我的耳鼓，一位体态尤其为丰盈的女人走了进来，她随手从桌子上的杏干中捏了一个个儿大且肉厚的，用食指和拇指拧进了红艳艳的口中，右脚打着拍子，富裕的脂肪上下颤动着，游移的目光碰见了我的帘子，她一掀，那剃光了又画上去的眉毛向上一挑，“哟——新来的？”
“……啊，我叫伊依，学导游的。”
“我学金融，你叫我‘胖胖’吧。”
虽说“胖胖”一词配她的形体极为贴切，但与她第一次交谈就直呼这近于绰号的字眼儿，实在不为妥当。我面露难色，“这，这不太好吧？”
“没关系，他们都这样叫。”
我惊诧于她的坦率了——能够拿自己的缺憾开涮的人并不是多见的。我问：“你……有多大了？”我猜她该和我差不多。
不喜欢别人问我的，我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