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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语言正在消失，他们的制度正在解体。今天还可能容易搜集的事实，再过几年之后即将无从发现。”他的预言今天在美国已成现实。今天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已成了我们了解昔日印第安部落民族的必读书。此时此刻人们多么希望多有几部像《古代社会》这样的书，但已后悔莫及。如果再过一百年后，凡对阿里的过去感兴趣的后辈们是否也会责怪我们为什么不多出几本像《西行阿里》这样的书呢？很有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今天的人们怀着开垦处女地的兴奋和记录正在一天天消失的文化之喜悦进入千里之外的阿里，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了文学创作。今天的阿里是过去阿里的继续，不知过去的阿里焉知今日的阿里？未来的阿里是今天阿里的发展，不知今日之阿里又如何预计未来阿里的发展趋势？我们这一代人正肩负着复原过去的阿里和建设今日阿里的光辉使命，责无旁贷。
更何况，阿里不但以“世界屋脊之屋脊”著称于世，而且在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和语言学方面所具有的资料之丰富无与伦比，为其它藏区所不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其文化价值和意义也远远超出了阿里本地和藏族的范围。仅就现已发现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就足以说明，早自中石器时代到以后漫长的文明历史进程中，我国北方草原乃至整个中亚草原乃至西方古埃及文明，南亚次大陆孕育出来的佛教思想意识以及古印度文明，均曾从四面八方如风一般吹进了阿里高原，在这里相互融合形成举世瞩目的民族文化合成，呈现出迷人的多元文化的多重性特点。迄今为止，阿里仍有许多没有完全解开的历史文化之谜。“象雄之谜”、“古格之谜”、“本教之谜”、“崖洞之谜”、“古城堡之谜”、“岩画之谜”、“神山圣湖之谜”……在千年的冈底斯雪山周围，在古老的象泉河、马泉河，孔雀河、狮泉河流域，究竟隐藏着多少人类文化的秘密？也许《西行阿里》能为之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和有益的启迪。
当代西藏青年作家兼人类学工作者马丽华的《西行阿里》，以她拿手的散文诗情之笔，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动人的阿里社会的文化风俗画，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现代阿里生活的方方面面，书中既有形象生动的文学描写，再有富于哲理的议论，既有发前人难发之见的观想，又有知识性和趣味性，既有阿里不同地区的典型事例的介绍，又有面上的人类学理论上的概括和引述，是一部了解阿里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风俗与人情等不可多得的佳作。特此我不揣冒昧作序，把此书推荐给国内外广大爱好人类学、文学及藏学的读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一日于亚运村安苑北里一号楼
《灵魂像风》序
周星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上旬，我因应邀出席‘93中国西藏雅着文化节，归途中在拉萨有幸再次见到了才华横溢的女作家马丽华女士。大概是由于我们在长谈中，有了许多共同感受，作家拿出她的新作，也就是读者眼前的这本《灵魂像风》，嘱我为它写篇序文。我一时踌躇，不知身为学者，如何才有资格去评判一部文学作品？好在作家颇为看重来自学者的观点，就像我们很高兴有作家关注学术的领域一样。
其实，藏民族出身的人类学家格勒博士，在为马丽华女士的另一部作品《西行阿里》所写的序中，对作家其人、其文、其学，已有了热情中肯的介绍。我很同意格勒博士的基本看法：马丽华女士的作品，其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文学，它确实已经延伸到我们所工作的人类学领域里来了。
我想，马丽华女士在这方面的成功，大概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我们这位女作家始终是一住不知疲倦、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的观察者、寻觅者和体验者，同时，她还是一位孜孜以求的思考者。
其次，作家的悟性，使她深切地理解了文学之作为人学和人类学之作为人类文化之学相互间的内在联系。
第三，作家通过她自身的不懈努力，已经初步具备了当代人类学家所应该具备的基本修养以及文化相对论的态度，也具备了人类学家从事田野工作时那种独特的洞察力。
女作家以她那支生花之笔，在这本《灵魂像风》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又一幅西藏乡间的生活场景；为我们介绍了一位又一位农民、牧人和宗教职业者的人生经历；并且带领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她共同领略了西藏那自然、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由于作家拥有了来自人类学的智慧，这就使她能够在较深的层面上，去发掘和认识她所观察或体验到的那许许多多的重要事实与现象。对查古村古老的农耕礼仪的探寻，对前佛教时代乡土神系统的追索，对克珠活佛戏剧性人生的多重剖析，还有对为大地聚脂的仪式、为人们转移灵魂的仪式，以及对“朝圣部落”的精彩记述，都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展现了西藏作为人类学园地的巨大前景、我相信，无论是职业人类学家，还是只具有初步的人类学知识背景的读者，都可以指望从马丽华女士的这部作品中，像我一样获致人类学方面的不少启迪。
也许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们看来，学者们多少总会有些古板，过于理性而缺少些激情；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们，通常也较少会想到，他们从文学作品中仍然可能汲取到思想的滋养。我以为，马丽华女士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能够成为沟通双方之间联系的一个范例。
因此，我想建议我们这些容易夸大激情之危险性的同道学者们，不妨先将我们一贯坚持的那些“原则”（有时候，我们信奉不疑的这些原则也可能滋生偏见）暂且搁置一边，没有先入之见地随作家去浏览，与作家一同去享受高原的阳光与空气，与作家一同去探寻雪域的神秘与俗凡，从中感受她作品中激情充溢的震撼。
据我所知，马丽华女士还是影视人类学的一位热心倡导者和积极的参与者。西藏国际文化影视公司拍摄制作的大型纪录片《西藏文化系列》，就是由马丽华参与策划的，她在其中还参与了编导及撰稿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灵魂像风》也可被看作是马丽华那次影视人类学实践的成果之一。因此，如果有可能的话，请读者将本书与《西藏文化系列》联系起来欣赏，一定会有更加生动和更加形象化的收获。《灵魂像风》虽是一部纪实性的以散文笔触串缀而成的游记，可把它当作一部内容丰富的人类学考察记，作者依然不会让我们失望。
我对西藏和藏民族的文化了解不深，但我对汉藏文化比较倒有一些兴趣，也多少形成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我欣赏《灵魂像风》，除了它的清新与激越之外，很高兴它还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看法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如果借用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博士的文化模式理论，在对汉藏文化进行过必要的梳理和比较之后，我倾向于将汉民族的文化模式理解为现世主义的，而将藏民族的文化模式理解为来世主义的。
文化模式的概念，主要是就某一族群中可以实证的文化风尚、个性、特质及其所反映的民族精神的趋向性而言的，在不同族群的文化之间，这种趋向性是不尽相同的。文化模式并不是把不同群族的文化予以有限类型的归类，进而将它们再相互对立起来。就是说，根据文化模式理论，对汉藏文化模式所作的上述梳理，只是一种相对性甚强的存在，不言而喻，就不同文化模式的终极价值而言，也是相对的，没有优劣高低之分，相互间不能替代。
把汉藏民族的文化模式，分别理解为现世主义的与来世主义的，这并不意味着在汉民族中就没有来世观念，或在藏民族中就没有现世生活；而只是因为对汉藏民族中的普通或传统人生的价值秩序与导向，的确可以大致有如此的归纳。在藏族社会中，今生现世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在相当程度上，它是一种为了来世的存在和过程。实际上，佛教在与本教的斗争中，也多少宽容地把现世的部分时空，留给了本教诸神。也许，我们可以从本、佛的消长互渗中，去进一步体会藏民族人生中现世与来世的关系。
由汉藏民族文化模式的相互对照，我们似乎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汉民族的传统人生相对地重视世俗与物质的追求，而藏民族的传统人生则相对地重视神圣与精神的追求。初步地明确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不同，我们就有可能进一步发现构成汉藏民族之间深层交流的某些障碍，对于汉藏民族在现代化的趋势下，所面临的不尽相同的文化涵化与变迁过程，我们也有可能由此获致较具深度的某些理解。我想还应补充的是，对汉藏文化模式的此种初步认识，还需要经过实证的田野研究，同时根据方法论的要求，还必须有若干必要的限定，例如应该历史地看待藏民族文化模式的形成，同时还应暂且忽视藏文化中不同地域性的意义等等。
在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为我找出许多支持我的上述看法的素材；我也知道，作家根据她亲身的采访和长期对藏地文化的钻研，在很大程度上得出了与我相似或接近的观点。
查古村的尊珠旺姆老人曾说过的那句俗话，即“一生的幸福也是幸福，一时的幸福也是幸福”；还有朝圣老人桑秋多吉的虔诚自白：早起到山上捡牛粪，够烧一天就行，余下的时间就应该磕头念佛，因为今生我们虽然有吃、有穿、有用，但死时带不走，只有求菩萨保佑才能升到极乐世界……所有这些，都的确可以反映出普通藏胞的典型性格及其人生态度，即心平气和，淡泊于现世人生。
直贡堤寺（属噶举派）为活人灵魂举行的“抛哇”即灵魂转移仪式，是在现世预支来世的一种宗教承诺。听听那个震撼我们心灵的“朝圣部落”的每一位成员的表白，无一不是为了来世。作家多次为我们讲述的那种苦修与自我幽闭的“人生风景”，不仅是由于对来世的恐惧，还由于对现世的厌倦与失望以及来世有美丽可以期待。渗透了宗教精神的人生哲学，视今生前世为不免罪孽，惟来世尚可指望；对今世的留恋，是一种足以影响到来生的危险，因此，人们可义无返顾地面对、甚至选择死亡。无常虚空、苦难沉重，现世人生通常得到的评价，尤其是来自藏传佛教的评价，总是消极的，甚至是终极否定的。藏文化模式的来世主义导向如此明确，以至于我们的作家不禁扼腕担心：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地并不存在呢！我们这位汉族女作家甚至大胆地、：假如没有来世，现世不就亏了？
说到来世，就必须涉及到转世论与灵魂现。正像马丽华女士所说的那样，西藏人对于灵魂的安排，不仅成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构成了一种群体的生活方式。受作家的启发，我甚至想，从灵魂观与来世观的差异出发，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诸如汉民族的祖先崇拜何以远比藏民族发达；藏民族的亲族血缘观念以及姓氏与香火意识何以远较汉民族为淡漠；汉藏民族在家庭及家族结构方面何以士。此不同等等许多问题。因为在藏民族那里，父母只是我们的今世父母而已，灵魂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可能有无数的人乃至动物做过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可能做过或将要做许多人们或动物的父母。如果我们想要真正地体验到和理解上述那些不同，我们还必须对汉藏民族之间时间（历史）与空间（世界）观念的不同，予以充分的关注。要知道，汉藏民族的思维时空，常常并不在同一维度之上。
即使在“发展”成为世界性主题的今天，我们仍然不能试图以汉民族的现世主义，去评价或取代藏民族的来世主义。试想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人口压力，哪一样不与我们急功近利的现世主义相关？没有来世对我们劝善戒恶，不也正是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的原因之一？想想看，如果我们连来世都不恐惧，那么，谁又能保证不会有那么一天，我们自己亲手在现世就毁灭了这个我们的子孙亦有权利享受的地球？何况，根据藏民族的观念，这个世界，是我们在来世仍然可能生存其上的所在。
不过，马丽华女士的忧虑也不是没有理由。虽然像来世主义者尚不能证明来世的真实存在一样，她也不能证明来世的虚妄。可有一点，作家也许是说对了：即使来世是存在的，现世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应该被看作是唯一的一次而加以珍惜。我想，我们在现世的生存，还有发展，如果不与来世相冲突，那该多好啊！
我相信，不仅是我，广大的读者也都可以从这本书中体会到作家的困惑。这是在浪漫主义与相对主义之后和之上的困惑。作家的一条文学及人生之路，确实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到相对主义，再到这种高度困惑的过程；对她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从人类学的异文化理解的立场去予以解释。我认为，作家的这番经历，具有典型的象征性，对她所做的如下剖析，将不会是没有意义的。
马丽华女士的浪漫主义时期，可以《迫你到高原》（散文集）和《我的太阳》（诗集）为代表作。作家自己也曾宣称“我们总那么浪漫主义”（《我的太阳·总是这草原》）。格勒博士说，这个时期是马丽华接触人类学之前的自我情感世界的抒发，我也颇有同感。不过，我还想说，这个时期在作家理解藏文化的认识史上也有重要意义，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了浪漫情调，但又不乏“误读”的异文化认识阶段。
马丽华女士最初或许只是追求自己的人生、爱情以及梦幻，才奔上这雪域高原的，而不是基于一种要去了解异文化的理性动机。正像谢冕先生评价的那样，马丽华抵挡不住草原那种种神秘的诱惑，并终于体验到了死亡之际绝顶的激动与快感；当时她的作品，与其说是写世界，不如说是写自己。
但是，她在高原上与藏民族的人们和文化相遇了，她感受到了那许多种“距离”。文化反差与冲撞中的比较，使她进入了全新的境界。马丽华女士的作品，确实曾经给汉藏两种古老的文化，蒙上了浓浓的现代情调。应该说，距离不仅激发了作家的诗情，也将作家的异文化认识限定在浪漫主义的水平上。
浪漫的“误读”，就是一种将异文化加以理想化，把异文化想象得十分美好的态度，对异文化的浪漫的“误读”，以幻想式的抬高、赞美或欣赏异文化为基本特点；通常，也都内含着对于本文化的某些不满、反思或者批评。虽然通过浪漫的“误读”，人们有可能在本文化中，创新出不同的思想或样式；虽然浪漫的“误读”在人类异文化间的交流中，因其对人们的文化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刺激，而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它仍然不是人类学异文化理解时所追求的目标。
作家十多年来孜孜以求的，就是不断地深入西藏的自然、历史、社会与文化之中，不断地缩小“距离”，于是，她的异文化认识就迅速地升华到了相对主义的层面上。这个时期的作品以《藏北游历》和《西行阿里》为代表。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作家的个人情感，不再独立行空，而是被融合进了对于西藏文化的追寻之中。作家在主动接近藏文化的过程中，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藏民族的生存形态与文化创造，是值得尊重的；她避免了那种可能导致文化偏见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态度。
与浪漫的“误读”一起，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