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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亨二样乐于施舍。那时候画毛主席像钱给少了就意味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明白。我画了许许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没一幅低于过100元的，最高的达500元一幅。当时人均生活费12元一月就够了，一个学徒的月薪18元，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个省委书记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认识的好人都挨过斗，挨过整，挨过牛皮带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红卫兵小将抄过几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画主席像是我的专长。那个年代街道上常常组织“二十一种人”办学习班，一边把“黑五类”
揪到台上批斗，我既属于二十一种人又属于黑五类（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说我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种时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检举揭发的学习班可以把人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来的，我却轻易地躲过了。每次居委会主任来通知我学习，我总是借着画毛主席像的由头一走了之，谁也不敢阻挡我去做最神圣的事——画毛主席像。
我要感谢我学的这门专业。
11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话去读北京师大（那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师大和浙美两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碰得伤筋折骨或者饿死了。舅舅对我学美术大为光火，有几回把我画画的书和工具扔到阴沟里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马，他死得早是因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已能治好了，但他不愿配合医生吃药，他把药都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说这样了结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气壮地冲他爱慕的一位门第很高的千金说：“我不会自杀，你放一百个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时候刚满50岁，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
舅舅没有结婚，他把我当亲儿子看，对我要求极严。他对我要去浙美读书又气愤又伤心，强迫我把美术学院的录取书交出来。
他拿出一副杀人相威逼我把录取书烧掉。他说上北京师大数学系，凭我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紫霞之气（鼻子是黑的）的兆头，也许能做个教育部长。“学画画有什么出息？”
我说齐白石很受周总理尊敬。舅舅横我一眼，“那只有一个。”我说徐悲鸿也受周总理尊敬。
“闭嘴！”他咆哮道，“什么东西不好学？嗯？我问你？”他从我左边走到我右边，又从我右边走到我左边，“学美术造化再大也就是画画，”他小看已极，“那有什么光宗耀祖的？！”我对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里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没权管我。”我顿感眼里金星一冒，半边脸火辣辣地，他一个巴掌拍在我脸上。
“你这黄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说，“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亲怕我和舅舅打起来，求和道：“算了，随他去。”舅舅指着我母亲，“你懂个屁！”母亲抽泣起来，拿枕巾捂着脸说：“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强盗相瞪着我，形同一只狂怒的猫，“没有志气的东西，你们何家就断送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有脸上黄泉路上去见你的祖宗？！”
我死后确实无脸去见爷爷父亲他们，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间做过湖南的学政（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大乡绅，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县长，我家上辈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头脸，所以我很希望阴间地府还有另一扇门，让我不至于同爷爷，父亲，舅舅碰面。
话说回来，倘若舅舅在九泉下获悉中国大陆上发生了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对我学美术就不会怀恨了，因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师大数学系读书，即便我在1961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劳改，单凭我这地主出身和特务两顶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关系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国民党家属，几乎全被戴上了隐藏的阶级敌人和特务的帽子。）我的日子就会如热锅上的蚂蚁般难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说我要感谢美术这门职业。
毛主席的光辉直接照耀着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长沙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画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画像，又被请到省商业局画毛主席胸像，在那里我遇见了尚青青。尚青青当时已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得乌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历史上有污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关黑屋子里反剩我在那儿画毛主席像时，尚的工作就是打扫食堂内外的卫生，抹桌子，扫地和运垃圾等等。我画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这辈子画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画的，我常常得退到卖饭菜的窗口观看画面效果，好及时修改。尚总是低着头扫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脸上是那种麻麻木木的表情，让我极其同情。我在那里画了将近一个月，同她说话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这幅毛主席像的前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食堂内充满一股油腻腻的猪油气。中午吃饭的人刚走完，尚下身透湿地走了进来，她的裤腿都打湿了，脚上的一双解放鞋还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连听见她打了几个喷嚏。
“尚青青，”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头瞧着我神气像条鱼，我脸顿时血红，声音都哑了，“你回去换双套鞋罗，”我说，“你会病了去。”她看着我，没说话，她又低下头扫地，随后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雾中。后来的几天她都没有来打扫卫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个白发老头。后来，我完成了画像，过了两天来拿钱时尚青青又在食堂里抹桌子扫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们革委会伍主任批条子，伍主任一个饱嗝打给我，“你来得正好，”伍主任严肃地说，“伙计，你的画有点问题。”我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坏，”我说。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们商业局的黑五类里还没有一个不怕人民的铁拳的。”他说，“问题是出在你自己手上。”
“不可能。”我说。伍主任霍地起了身，“来，我们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门，我跟着他，一路上又有几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于是一行人走进了食堂。伍主任对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他忠于得过了分。“你看，毛主席像，应该眉心，鼻子，下巴，领扣和第二粒扣子成一条直线。”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划脚地说，“你没画直，这是路线问题，伙计。”他是指风纪扣，领扣和第二粒扣子这条线没有对准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给他看，“又不是我没对准，是像上没对准，这我不能随便改。”我说，这时我蓦然又瞅见了尚青青，她望着我们。伍主任的脸挂不住了，“哦哦是这样的。”
他感到自己丢了丑。后来他想在钱上面卡我一下，也让我不痛快。
“好多钱？”回到他的办公室后他问我。我说：“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镜都从马脸上掉了下来。他拾起眼镜又说：“没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墙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语气说，“还从没碰见过革命造反派在绘制领袖像的报酬上同我讨价还价过！不信你可以去问。”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笔，伏在桌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绘制费四百元整。”
回到家里，我把四百元钱塞进一只烂纱袜子里，又把袜子塞进旧套鞋里，把套鞋扔在床铺下。“我想那些红卫兵小将总不会怀疑这只烂套鞋里有名堂吧。”我对秋兰说。
次日秋兰又把400元钱从套鞋里拿出来，塞进一只废弃了的藕煤炉的夹层里，用煤灰埋住，再把几只烂鞋子烂碗放在炉子上。这笔钱直到1975年才起出来用。当时已不兴画毛主席像了，当时我在工艺美术社画蛋壳画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壶，工资是80元一月。这笔钱救了家云一条生命。那年春天家云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打摆子，全身摸起来烫手。我和秋兰急急把女儿抱到三医院，医生说：“要先交200元住院费。”我感到一种茫然，我的工资是80元，秋兰是36元一月，活得还是比较宽松（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没有余钱。
医生看我愣着，强调说：“细妹子得急性肺炎是很容易死人的，你得赶快跟她办住院手续治疗。”秋兰蓦地把家云放到我手上，转身就飞跑了出去。半个多小时后她满头黑汗水流地跑来了，出着粗气，手里紧攥着一只鼓鼓的袜子，衣袖上还有煤灰。我猛然记起这笔钱的来由了，顿时心里很舒服。
“钱来了，医生。”秋兰气喘吁吁地说：121988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秋兰抛下我和家云去了另一个世界，死的时候身体轻得如一床棉絮，我怀疑只有8斤。我打电报把家云唤了回来，她一见我眼睛就红红的且浮肿。“爸爸，”她叫了声，泪水就珍珠般往下掉。我安慰她：“你是未来的医生，要学会把生生死死看淡些。”我瞅了眼油绿色的铁棺材，秋兰就平躺在里面，已躺了两天，只等家云见最后一面便火化。“你看看你妈妈，”我说，棺材的两旁搁着四团冰，地上已溶了一摊水。家云走过去，我的两个朋友就把棺材盖揭开了。家云哇地大哭起来。
“妈妈，”她哭道，“妈妈妈妈……”秋兰就同一根枯柴躺在里面，脸变黑且干了，像一朵老香菇。我两个表妹使劲把家云拉了开去，家云还挣扎着要扑到棺材上去。我感到家云哭得太认真了，眼泪多了并非好事。
那天晚上开了个追悼会。秋兰单位来了很多人，秋兰生前倒没有人来，就是她住院的那段时间来看她的人也少，然而那天晚上却来了很多人。秋兰单位的工会主席致悼词充分体现了“夸张”二字。按他悼词的内容判断，秋兰起码也是“劳动模范”，可惜秋兰生前什么都不是，连“工会积极分子”也尚未评过（秋兰不擅于搞好群众关系）。追悼会完毕，两班乐队闹得不可开交，一班国乐一班管乐，一个劲较劲。国乐锣鼓时不时喧声震耳，唢呐二胡京胡悲悲切切，唱挽歌的中年汉唱得如诉如泣，然而没有人听。铜管乐圆号小号拉号黑管萨克管大鼓小鼓声音威猛不已，可是吹的乐曲与丧事风马牛毫不相干，《运动员进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血染的风采》《南泥湾》等等，还有一个尖嗓门女人唱，如果没有花圈和祭帐，你还以为这里是举办舞会。我开始总有味道不对感，好像你呷咖啡，却是牛奶味。后又觉得这反倒好些，何必造出那种并没人想同你一起悲伤的悲戚氛围呢？就让《八月桂花遍地开》吧。
13
秋兰死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上完第三节课，刚走到办公楼的门口，有人喊住我说：“何老师，你有电话。”我走进办公室接电话，一拿起听筒，原来是尚青青打来的。自从秋兰住院起，我同她几乎没联系了，并不是我忘记了她，而是一想起她心里就出现了障碍物。这种障碍物就是我总感到她是我头上的灾星。
1961年我同她做夫妻时，许多好事都同我失之交臂，牢房的大门倒对我很敞开。现在同她一重修旧梦，厄运就又找来了。“你现在忘记我了吧？”听筒那边送来一种自嘲味的声音。我说：“天天都想。”“你吹牛皮呗？”“不是。”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我给你打过七个电话你晓得吗？”“不晓得。”“好罗，就让你装一次蒜。”对方宽容道，看来你还没醒，你来我家吃晚饭，我给你洗洗身上的晦气。“她挂了电话。
傍晚，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里有尿臊味，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好像一群鸡鸭跑动。出门前母亲问我哪里去，我说：“我去同尚青青结束这种关系。”此刻我一迈进尚青青的家，心里那根柱子就动摇了。我走到窗前，拧起淡紫色的百叶窗，点支烟，给自己那困顿的大脑提神。窗外雨淅淅沥沥下大了，天灰蒙蒙的，远处的房屋隐隐绰绰一片使我徒增一种人生荒凉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谣：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尚从厨房走过来，身上飘着一股肉和药的香味（她用天麻炖鸭子），坐到沙发上，她瞧我半天都不吭声，便问我：“你现在讨厌我了吧？”我说没有。她继续沿她的思路说：“真的你莫勉强自己。”她骨子里残存的一片高傲抬头了，宛若一抹残阳远远照过来。
我猛然忆起在大学里的时候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直落到她纤细的腰干上。那是我第一天走进教室时她第一次落在我眼底的身影。此刻，这遗失多年的一页猛然放出一种清丽迷人的冲击波，足可以把我心中的障碍物形成的大树推倒。“你不要赶我走，”
我说。
她垂下的头又抬起来瞥着我，那双眼睛像一塘被糟踏了的浑水。
“我只是这一向脑壳没转过来，秋兰的死让我想了很多。”“我也想了很多，”她别开脸说，“我这一生活得很不抵！”“你很抵的。”我盯着她红润的下巴，“你有我爱你。有了爱，还要什么呢？在湘江宾馆同你一见面，我就感到埋下了几十年的爱又复活了，感到如清泉一样向你流去，生活的引力又把我拉向了你……”尚走拢来坐到了我腿上，把头贴到我脸上，任我那任性的手抚摸她的腰和背……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流到了我脸上，“你哭什么？”我问她道。她反倒真哭了，身子蜷缩成一团，像只熊猫。我扳开她的脸，就用手掌揩她脸上那清亮的泪水，“我们很好的埃”“我不是哭现在，我是觉得我从来没安排好过我自己。”“不要想这些，”我说。我想起早几天我在《读者文摘》上读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对人类的成长阶段和年龄进了重新划分，并从某些动物的寿命延长到人类的寿命延长列举了大量实例。这篇文章使我兴奋。“按外国科学家对人类年龄重新划分来看，我同你还是青年人。”我做出满有把握的模样说，“40岁以下属青少年，40至70是青年，70至100岁才算中年，100岁以上才是老年。人可以活140至160岁。我们还是迈入青年的第一个十年。日子还长，要有信心。”尚说：“人哪里活得那么久！”“所以要有意识地活。”我安慰她道，“古时候说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岁以上的婆婆老头到处都是，已不是稀了。这证明人类的寿命确实延长了。我们就要这样去想，我们就会活得年轻不想事。”
厨房里炖的鸭子送出了糊味，尚赶紧奔进厨房拧灭了煤气炉。
我走过去揭开锅盖，结果一股更浓的糊味充塞在房里。我推开了两边的窗子，“现在是吃空气了，”我说。尚笑着走过来，“吃我吧。”
她那从未哺乳过后代的乳房还很丰腴地挺着……那天晚上我很晚了才回家，母亲仍没睡，在清着什么。“我还是打算同尚青青复婚。”我说，疲倦地坐到了沙发上。母亲望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她尽给你带来厄运？”“我看那没有科学依据，再说，人走背运的年龄也过去了。”母亲叹口气，“我随便你，”母亲说，“反正过几天我就到乡里去了，我也管不了。”母亲血管里还流有旧恨，当年尚青青把她老人家看成一堆狗屎，这堆狗屎在她脑海里形成了一片无法淹没的岛屿。即使如此，母亲也没阻止我，她的宽容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