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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诸四裔” 流放到四方边远的地方去。语见《左传》文公十八年：“舜臣尧，宾于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10〕指顾颉刚。作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中说：“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按指顾颉刚）。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见《两地书·四十八》）
〔11〕《春秋》笔法 《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相传为孔丘所修。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都含有“褒”、“贬”的“微言大义”，称之为“春秋笔法”。
〔12〕这里指陈万里（田千顷）、黄坚（白果）等散布的流言。参看本卷第402页注〔7〕。
〔13〕独秀 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五四”时期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党的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遭到失败。之后，他成了取消主义者，又和托洛茨基分子相勾结，成立反党小组织，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
〔14〕唐有壬（1893—1935） 湖南浏阳人。当时是《现代评论》的经常撰稿人；以后依附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是著名的亲日派分子。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二日上海小报《晶报》载有《现代评论被收买？》的一则新闻，其中曾引用《语丝》上揭发《现代评论》收受段祺瑞津贴的文字；接着唐有壬便于同月十八日致函《晶报》强作辩解，并造谣说：“《现代评论》被收买的消息，起源于俄国莫斯科。在去年春间，我有个朋友由莫斯科写信来告诉我，说此间的中国人盛传《现代评论》是段祺瑞办的，由章士钊经手每月津贴三千块钱。当时我们听了，以为这不过是共产党造谣的惯技，不足为奇。”
《晶报》在发表这封信时，标题是《现代评论主角唐有壬致本报书》。
〔15〕“抚哭叛徒的吊客” 参看《华盖集·这个与那个》第三节《最先与最后》。这里说的“叛徒”，指旧制度的叛逆者。
〔16〕吴稚晖 。他曾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在一九二六年二月给邵飘萍的一封信中说过这样的话：“赤化就是所谓共产，这实在是三百年以后的事；犹之乎还有比他更进步的，叫做无政府，他更是三千年以后的事。”一九二七年四月初他承蒋介石意旨，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的呈文，叫嚣“打倒”“严办”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17〕“淡淡的血痕中”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的爱国学生和市民后，作者曾作散文诗《淡淡的血痕中》（收入《野草》），以悼念死者，并号召生者继续战斗。这里是指当时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杀戮的革命群众的流血。
辞“大义”〔1〕
我自从去年得罪了正人君子们的“孤桐先生”，弄得六面碰壁，只好逃出北京以后，默默无语，一年有零。以为正人君子们忘记了这个“学棍”了罢，——哈哈，并没有。
印度有一个泰戈尔。这泰戈尔到过震旦来，改名竺震旦。
因为这竺震旦做过一本《新月集》，所以这震旦就有了一个新月社〔2〕，——中间我不大明白了——现在又有一个叫作新月书店的。这新月书店要出版的有一本《闲话》，这本《闲话》的广告里有下面这几句话：“……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我们还没有明了。……”
“派”呀，“首领”呀，这种谥法实在有些可怕。不远就又会有人来诮骂。甲道：看哪！鲁迅居然称为首领了。天下有这种首领的么？乙道：他就专爱虚荣。人家称他首领，他就满脸高兴。我亲眼看见的。
但这是我领教惯的教训了，并不为奇。这回所觉得新鲜而惶恐的，是忽而将宝贵的“大义”硬塞在我手里，给我竖起大旗来，叫我和“现代派”的“主将”去对垒。我早已说过：公理和正义，都被正人君子夺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3〕。大义么，我连它是圆柱形的呢还是椭圆形的都不知道，叫我怎么“仗”？
“主将”呢，自然以有“义旗”为体面罢。不过我没有这么冠冕。既不成“派”，也没有做“首领”，更没有“仗”过“大义”。更没有用什么“战略”，因为我未见广告以前，竟没有知道西滢先生是“现代派”的“主将”，——我总当他是一个喽罗儿。
我对于我自己，所知道的是这样的。我想，“孤桐先生”尚在，“现代派”该也未必忘了曾有人称我为“学匪”，“学棍”，“刀笔吏”的，而今忽假“鲁迅先生”以“大义”者，但为广告起见而已。
呜呼，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
九月三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一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一期。
〔2〕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成立于一九二三年，主要人物为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取名于泰戈尔的诗集《新月集》，曾以诗社的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天借北京《晨报副刊》版面出过《诗刊》（周刊）十一期；一九二七年该社分子多数南下，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综合性的《新月》月刊。他们原来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政权。
〔3〕“公理”和“正义”，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在支持章士钊、杨荫榆压迫女师大学生时经常使用的字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底，当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回校复课时，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又组织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支持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
作者在《新的蔷薇》一文中曾说：“公理是只有一个的。然而听说这早被他们拿去了，所以我已经一无所有。”（见《华盖集续编》）
反“漫谈”〔1〕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
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 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 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 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
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 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
〔3〕《教育漫谈》 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 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 《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忧“天乳”〔1〕
《顺天时报》载北京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不许剪发之女生报考，致此等人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云。
〔2〕是的，情形总要到如此，她不能别的了。但天足的女生尚可投考，我以为还有光明。不过也太嫌“新”一点。
男男女女，要吃这前世冤家的头发的苦，是只要看明末以来的陈迹便知道的。〔3〕我在清末因为没有辫子，曾吃了许多苦〔4〕，所以我不赞成女子剪发。北京的辫子，是奉了袁世凯〔5〕的命令而剪的，但并非单纯的命令，后面大约还有刀。否则，恐怕现在满城还拖着。女子剪发也一样，总得有一个皇帝（或者别的名称也可以），下令大家都剪才行。自然，虽然如此，有许多还是不高兴的，但不敢不剪。一年半载，也就忘其所以了；两年以后，便可以到大家以为女人不该有长头发的世界。这时长发女生，即有“望洋兴叹”之忧。倘只一部分人说些理由，想改变一点，那是历来没有成功过。
但现在的有力者，也有主张女子剪发的，可惜据地不坚。
同是一处地方，甲来乙走，丙来甲走，甲要短，丙要长，长者剪，短了杀。这几年似乎是青年遭劫时期，尤其是女性。报载有一处是鼓吹剪发的，后来别一军攻入了，遇到剪发女子，即慢慢拔去头发，还割去两乳……。这一种刑罚，可以证明男子短发，已为全国所公认。只是女人不准学。去其两乳，即所以使其更像男子而警其妄学男子也。以此例之，欧阳晓澜女士盖尚非甚严欤？
今年广州在禁女学生束胸，违者罚洋五十元。报章称之曰“天乳运动”〔6〕。有人以不得樊增祥〔7〕作命令为憾。公文上不见“鸡头肉”等字样，盖殊不足以餍文人学士之心。此外是报上的俏皮文章，滑稽议论。我想，如此而已，而已终古。
我曾经也有过“杞天之虑”〔8〕，以为将来中国的学生出身的女性，恐怕要失去哺乳的能力，家家须雇乳娘。但仅只攻击束胸是无效的。第一，要改良社会思想，对于乳房较为大方；第二，要改良衣装，将上衣系进裙里去。旗袍和中国的短衣，都不适于乳的解放，因为其时即胸部以下掀起，不便，也不好看的。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会不会乳大忽而算作犯罪，无处投考？我们中国在中华民国未成立以前，是只有“不齿于四民之列”〔9〕者，才不准考试的。据理而言，女子断发既以失男女之别，有罪，则天乳更以加男女之别，当有功。但天下有许多事情，是全不能以口舌争的。总要上谕，或者指挥刀。
否则，已经有了“短发犯”了，此外还要增加“天乳犯”，或者也许还有“天足犯”。呜呼，女性身上的花样也特别多，而人生亦从此多苦矣。
我们如果不谈什么革新，进化之类，而专为安全着想，我以为女学生的身体最好是长发，束胸，半放脚（缠过而又放之，一名文明脚）。因为我从北而南，所经过的地方，招牌旗帜，尽管不同，而对于这样的女人，却从不闻有一处仇视她的。
九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顺天时报》 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北京所办的中文报纸。参看本卷第98页注〔9〕。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该报刊载《女附中拒绝剪发女生入校》新闻一则说：“西城辟才胡同女附中主任欧阳晓澜女士自长校后，不惟对于该校生功课认真督责指导，即该校学风，由女士之严厉整顿，亦日臻良善，近闻该校此次招考新生，凡剪发之女学生前往报名者，概予拒绝与考，因之一般剪发女生多有望洋兴叹之概云。”
〔3〕指清朝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剃发垂辫一事。一六四四年（明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及定都北京后，即下令剃发垂辫，因受到各地人民反对及局势未定而中止。次年五月攻占南京后，又下了严厉的剃发令，限于布告之后十日，“尽使（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此事曾引起各地人民的广泛反抗，有许多人被杀。
〔4〕作者在清代末年留学日本时，即将辫子剪掉，据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记，时间在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秋冬之际。他在一九○九年（宣统元年）归国后曾因没有辫子而吃过许多苦。参看《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和《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5〕袁世凯 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南京临时政府曾通令“人民一律剪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