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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爆发前数日，袁世凯乔装打扮，从日军炮口瞄准下的使署悄然出逃，部属唐绍仪夜半手持双枪双刀，护送袁世凯抄小路抵达仁川江畔，爬上北洋海军“平远”舰逃回天津。袁世凯在朝为自己苦心搭建十几年的政治舞台，就这样哗啦啦崩塌，“钦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大臣”的官衔，也就随之掉进深不见底的黑洞。现在，袁世凯头上只剩下“浙江温处道”一个虚衔，被留在军务处行走。实际上，袁世凯已无正经职事，成了官场闲人。然而，这个丢了乌纱的河南佬与众不同，一声不吭，寓居北京嵩云草堂，邀集幕友，竟兴致勃勃翻译起西方各国兵制书籍来。
李鸿章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条约回到天津，成了过街老鼠，只好成天躲在家里，不敢露头。昔日熙熙攘攘、踏烂门槛的李家花园，一时宛若无人问津的麻风院。李鸿章这座靠山已经靠不住了，袁世凯也不好意思再去求靠。甲午战后，朝廷高层欲追究袁世凯责任，李鸿章慨然全部揽去，袁世凯才得以脱祸。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说：“中日和约既定，恭亲王一日问合肥（李鸿章）云：‘吾闻此次兵衅，悉由袁世凯鼓荡而成，此言信否？’合肥对曰：‘事已过去，请王爷不必追究，横竖皆鸿章之过耳。’恭亲王遂嘿然而罢。”
硝烟散去，恭亲王奕在思考，李鸿章在思索，袁世凯在思索，国人都在思索：中日之战，大清国为何惨败？到底是谁的责任？千万个人自有千万个答案。袁世凯是亲历甲午惨败之人，他有自己的眼光。他认为败就败在练兵方法不当，传统的练兵方法必须摒弃，而应采用西法练兵。他认准一个理：“欲使中国变弱为强，自以练兵为第一件事。”要当大官也好，要强国也好，没有精兵强将是万万不行的。
他思路很清晰，要将这套主张推销出去、付诸实践，必须另找一座高大雄壮的靠山，必须把“督办军务处”权力抓到手。“督办军务处”，于光绪二十年十月（1894年11月）设立，是负责整顿京畿旧军和改练新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以恭亲王奕为首，庆亲王奕为会办，李鸿藻、翁同、荣禄、长麟会同办理。大清王朝是满人的天下，万不得已，满人是不会将兵权、政权拱手交给汉人的。“贤”如胡林翼，不找一个满人官文，就难以施展拳脚；“忠”如曾国藩，没有满人亲贵大臣肃顺、文祥、奕等作奥援，要办大事、荡平太平军也是痴人说梦；“能”如李鸿章，没有奕、奕作依靠，办理洋务、建北洋海军便无法下手。袁世凯相信，世上必有靠山，只要你找对路径，就能拨开云雾，寻到这座山，走进这座山。
袁世凯觅了一条路，就是军机大臣、督办练兵处要员李鸿藻。李鸿藻做过嗣父袁保庆的老师，这样算来，便是袁世凯的太老师。光绪二十一年四月（1895年5月），李鸿章缩在家里不敢露头时，袁世凯就上书李鸿藻，自称“小门生”，提出整顿旧军、改练新军一揽子计划：
此次兵务，非患兵少，而患在不精；非患兵弱，而患在无术。其尤足患者，在于军制冗杂，事权分歧，纪律废弛，无论如何激励亦不能当人节制之师……为今之计，宜力惩前非，汰冗兵，节糜费，退庸将，以肃军政。亟检名将帅数人，优以事权，厚以饷糈，予以专责，各裁汰归并为数大枝，扼要屯扎，认真整励。并延募西人，分配各营，按中西营制律令参配改革，著为成宪。必须使统帅以下均习解器械之用法、战阵之指挥、敌人之伎俩，冀渐能自保。仍一面广设学堂，精选生徒，延西人著名习武备者为师，严加督课，明定官阶，数年成业，即检夙将中年力尚富者分带出洋游历学习，归来分殿最予以兵权，庶将弁得力而军政可望起色……且此次赔输甚巨，开源节流，亟需整理，而养兵之费向属繁巨。似应速派明练公正真知兵大员，除将著名骄饱疲懦诸军即须遣散外，仍将拟留各军认真点验，分别裁汰，务期养一兵即得一兵之用……
李鸿藻认为袁世凯是个懂军事的人才，其整军方案也有可取之处。他当不住袁世凯一而再、再而三的求情，不久将他奏调来京，并得皇帝“交吏部带领引见”的圣谕，派到军务处听候差遣，以备顾问。李鸿藻还将袁世凯的书信广为宣传，给翁同、荣禄等人传阅。就这样，袁世凯顺着太老师李鸿藻这条路，很快走到了他要寻找的大靠山跟前。他明白，仅是“差遣”、“顾问”不行，这只是个小混混，与当年在直隶总督衙门打杂差不多。他还把西方兵书中的近代军事知识，贩给朝野要员，恳请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保荐他练兵。刘坤一是著名湘军统帅，甲午战争末期曾指挥军队抵抗日军；张之洞正训练自强军十三营，改练新军下手早，两人都属重量级人物，而且在整顿旧军、改练新军方面都是行家，说话有人信。接着，他叩开庆亲王奕府邸大门；多次登门拜访光绪帝师傅、户部尚书翁同，兜售他的改练新兵主张。随后，他又走通了兵部尚书、步军统领荣禄的门子。他透彻了解到，此公眼下是慈禧太后的头号心腹宠臣，甲午战后李鸿章离开北洋地盘，看似由王文韶继任，兵权实际上握在荣禄手里。袁世凯谦逊地将翻译的兵书呈上，自称门生，恭请指教，并百般表示对荣禄的仰慕膺服之诚。荣禄有心将这个非常之人收为己用，很快将他的兵书和建议奏报朝廷。袁世凯在致弟信中，描述自己这一段经历和感受：“抵京来忙甚，日在车马泥涂奔走。诸大老均甚优待，圣恩极厚。惟内事甚迟缓，办事甚不易，只随班奔走而已，似未能久居于此，暂留以备顾问，而赴任直无可望。”袁世凯在京用了一“忙”字。忙，忙些什么？忙就忙在投机钻营、拜师托请、贿赂买官上。至于结果如何，他在车马泥涂中奔突之时心中也没有谱。不到京城，不知自己官小；不到都门，不知办事之难。然而，他的“忙”很快起了作用。他拜过师、叩过门的朝廷大臣纷纷替他说话。李鸿藻率先说：袁世凯乃“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张之洞、刘坤一先后上奏折向朝廷举荐：袁世凯此人“年力正强”、“志气英锐”、“胆识优长”、“任事果敢”，是少有的“知兵文臣”，请求皇上越级提拔，让他专办练兵之事。翁同对袁世凯起初印象不好，认为此人“开展而欠诚实”，后来终于改变看法，说“此人不滑，可任也”。荣禄则明确授意袁世凯：“于闲暇之时，将练洋操之各种办法呈上。”于是，传到大清国一号人物慈禧太后耳朵里的，是对袁世凯的一片叫好声。于是，督练新建陆军的“练兵大臣”之职，非练兵专家袁世凯莫属了。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1895年12月8日），朝廷正式发布上谕：“温处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一切饷章著照拟发支。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积习，惟该道是问，凛之慎之！”
乱中取胜（9）
高冕
十一月初六日（12月21日），袁世凯趾高气扬抵达天津东南七十里的小站，开始了督练新建陆军的生涯。小站练兵，为他以北洋势力控制中国奠定基石。自清末至民国初年，所有关系中国命运的北洋人物，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等，几乎都在他的麾下。
袁世凯打通关节、笼络人心，重要一招，是使用银弹。苏同炳在所著《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说：“袁世凯尚对人言，天下无难事，惟有金钱自能达到目的耳。是以袁之一生，处政海潮流中，事事能着先鞭，固由于手段灵活，其大半亦依赖黄金势力也。”袁世凯此人善用银弹打人，自己却视金如土。胡思敬在《大盗窃国记》中说：“其（袁世凯）横绝古今，为诸奸所不及者，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品流，不论资格而已。名利为天下所争趋，故小人皆乐为效力。”袁世凯待人还有一张可亲可近的和善面目。在曾入袁世凯幕府、后任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眼里，袁世凯此人礼贤下士、精力充沛、度量恢宏。他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凡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才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
袁世凯当上军机大臣后，与两广总督张之洞闲聊时说：“练兵的事情，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练‘绝对服从命令’。我们一手拿着官和钱，一手拿着刀，服从就有官和钱，不服从就吃刀。”
袁世凯打通关节、笼络人心，除了依靠上述手段外，还采用鲜为人知的非凡奇招。笼络阮忠枢就是典型一例。袁世凯当年从上海启程投奔吴长庆，途中结识了阮忠枢。交谈中了解到，阮忠枢在京城供职，兼李莲英弟弟家的教席。李莲英是个太监，弟弟家实际上也就是李莲英的家。袁世凯一下掂出了阮忠枢此人的分量，紧紧抓住不放，不动声色地在他身上下功夫。这个关系很快派上用场，通过阮忠枢引见，袁世凯与大名鼎鼎的李莲英搭上了关系，李莲英看在阮忠枢的面上，也看在袁世凯那一大箱沉甸甸银子的面上，给荣禄写了一封信。荣禄果然对袁世凯看重多了，替他说了不少好话。通过阮忠枢和李莲英，袁世凯不仅遂心如愿捞到练兵大臣要职，还建立起沟通朝廷核心层的重要管道。阮忠枢颇通文墨，袁世凯利用他这个特长，邀他共同编辑了一大堆筹建新建陆军的规章制度。赴小站练兵后，又将阮忠枢拉到小站，让他为训练新建陆军出谋划策。但阮忠枢此人有一大毛病——特好女色。一日，阮忠枢从小站兵营开溜，到天津城一家妓院找乐子，遇上一个名叫小玉的妓女，两人颠凤倒鸾之际竟爆出感情火花，完事之后仍难分难解。当晚，阮忠枢搂着魅力非凡的小玉不忍离去，立下山盟海誓，表示一定要尽快进津将她赎出，娶她为妾。阮忠枢真的动了感情，第二日回到军营，请求袁世凯恩准娶小玉为妾。这一艳情故事传得飞快，营盘里有不少人都在风传。阮忠枢明知嫖妓和带妓女进军营有违军纪，但他还是深信袁世凯一定会网开一面、成人之美的。理由有三：其一，对袁世凯来说，他是有功之臣；其二，袁世凯娶的大姨太也是妓女；其三，更为重要的是，他背后还有李莲英这样一层非同小可的关系。哪知，袁世凯竟六亲不认，铁青着脸，当着他人的面，以有损军誉、有违军纪为由，将他暴斥一顿。阮忠枢自知占不着理儿，又不敢揭袁世凯嫖妓娶妓之短，只能将说不出的怨气沤在肚里，只能暗骂这厮不通人情。阮忠枢本是官场中人物，知道与顶头上司硬来没好果子吃，此事只能忍了，心想官做大了还怕没女人玩。气过一阵，也就渐渐将这事淡忘了。一日，袁世凯进天津办事，叫阮忠枢同去。到城里后，袁世凯对他说：“带你去一个地方。”也不明说，引他便走。两人走进一院中，见里边熙熙攘攘，喜气洋洋，张灯结彩，好不热闹。阮忠枢以为哪个与袁世凯要好的正娶媳妇办好事，心想原来是喝人家喜酒的。不料，进得堂屋，突然鼓乐齐鸣，有人将一朵大红花别在他胸前，不由分说将大红喜带塞进他手中，连推带搡将他弄进洞房，要他将蒙着红盖头的新娘牵出来拜天地。阮忠枢不知众人演的哪出戏，一下蒙了。待他在众人起哄声中揭开红盖头，才发觉新娘就是那夜一见钟情的小玉。原来，袁世凯在训斥阮忠枢后，就派人花钱将小玉从妓院赎出，替她购置好房子和成婚用一应物件。阮忠枢心头一热，哪里顾得上拜天地，咕咚一下跪倒在地，一个劲给袁世凯叩响头。
《凌霄一士随笔》说：“练兵计划，定全国练新军三十六镇，先由北洋入手。袁世凯锐意经营，不久，北洋四镇相继告成（第四镇即由武卫右军改编），兵力之厚，甲于各省。……诸镇之兵权、饷权悉在世凯掌握，遇事毫无掣肘，北洋声势益炙手可热。”驻华英美政治、军事观察家赞誉袁世凯是“中国惟一懂一点军事的人”。小站练兵著效，袁世凯不仅官升两级，由正四品浙江温处道晋升为正三品直隶按察使。更为重要的是，从此掌握了大清国政治天平上的一枚重要砝码。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就是农历戊戌年，是个非常出名的年份。这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京师袁世凯寓居的法华寺，成了大清王朝的风暴眼。这日深夜，光绪帝宠信的军机处章京谭嗣同，突然闯入法华寺。此时政治嗅觉灵敏的袁世凯，已探知朝局将变，正赶写奏折，准备提前离京回津，以免茫然间卷入行将袭来的政治风暴。皇上近臣谭嗣同的出现，令业已紧张起来的袁世凯“心甚讶之”，着实大吃一惊。
乱中取胜（10）
高冕
一番寒暄后，谭嗣同便问：“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世凯：“旷代之圣主也。”
谭嗣同：“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世凯：“然，固有所闻。”
谭嗣同：“上方有大难。”他顿了一下又道，“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之则救之，”边说边用手抹着自己脖子道，“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谭嗣同把袁世凯逼到墙角，让他作出抉择：要么救皇上，要么到颐和园慈禧太后那儿去告密求富贵。
袁世凯信口便说：“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嗣同见袁世凯果是一条血性汉子，足可信赖，便取出随带密诏，将行动计划全盘托出：后天，也就是初五日（20日），袁世凯请训时，光绪帝将交给他一道朱谕，并命他带兵赴津见荣禄，当即宣读朱谕、诛杀荣禄，袁世凯即取而代之，署理直隶总督，然后宣示荣禄大逆之罪，速率新建陆军入京，尽诛旧党，“助行新政”。
袁世凯听着，脑子急剧转动着。听完，就对此计划提出异议：“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杀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讧，国势即将瓜分。且北洋有宋、董、聂各军四五万人，准、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亦不下数万，本军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事？恐在外一动兵，而京内必即设防，上已先危。”他觉得这个计划太过冒失。他能指挥调动的兵马太少，成功可能性不大，草率行动反给皇上招来不测。
谭嗣同：“公可给以迅雷不及掩耳，俟动兵时，即分给诸军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
袁世凯：“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存者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运足用，方可用兵。”
谭嗣同觉得袁世凯这话有道理，便作了让步：“可请上先将朱谕交给存收，俟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
袁世凯拒收朱谕：“我万不敢惜死，恐或泄露，必将累及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告你如何办法。”
谭嗣同：“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
袁世凯：“青天在上，袁世凯断不敢辜负天恩，但恐累及皇上，必须妥筹详商，以期万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