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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红人秘笈]玄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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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振镛跟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帝好求全责备,曹振镛喜挑剔微疵。对乾隆帝出生地之误事件的处理,就可看出道光帝此人爱挑小毛病。曹振镛进士出身,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三次充当学政,四次主持乡试,“凡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会做文章、会看文章是必定的,但此公与道光帝保持一致,判定他人文章竟专来剔挑微疵,见小不见大。“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八股文章做得循规蹈矩、滴水不漏,皇上肯定喜欢,若是出了纰漏引起龙颜震怒则是不得了,因此,文章里有没有治理天下的真知灼见,反倒无关紧要了。道光帝朱批用楷书,于是楷书几成衡量文章、奏折优劣的最高标准。陈康祺《郎潜纪闻》载:“当时殿廷考试,专尚楷法,不问策论之优劣,甚至有抄袭前一科鼎甲策仍列鼎甲者。”不但试卷苟求楷法,奏折也苟求楷法,“遂至一画之长短,一点之肥瘦,无不寻瑕索诟,评第妍媸。”如此一来,不仅造成学风不正,“末学滥进,豪杰灰心”,而且进言质量严重下滑。                  
追求无为(4) 
高冕  
道光帝讲得多做得少,曹振镛干脆为皇上创造一个“抽查法”。道光帝虽也有励精图治愿望,但拿不出革除积弊的勇气和措施,往往就事论事,不从根子上解决问题,谕令很多,检查很少,雷声大雨滴小,结果往往执行受阻、诏令落空,“积习相沿,牢不可破”,弄得他本人也心灰意冷。道光帝除了每日披览奏本外,还要批阅蝇头细书的中外题本。奏折、题本堆积如天,日搬日增,怎么也搬不空,令道光帝苦不堪言。认真看吧,怎么看也看不过来;不认真看吧,又恐被臣下欺蒙之弊。一日,道光帝向宠臣曹振镛诉苦,问有何好办法,曹振镛献计道:“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见有点画谬误者,用朱笔抹出。发出后,臣下传观,知乙览所及,细微不遗,自不敢怠忽从事矣。”道光帝听了暗暗称绝,按曹爱卿计策行事,果然自己省时省劲,臣属战战兢兢,把很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 
史学家苏同炳先生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上行下效。有道光帝,就会有曹振镛;有曹振镛,就会有曹振镛式的中小官吏。 
曹振镛的做官之道,对当时官场风气影响很大。有一首《一剪梅》描述了这一柔糜颓靡、圆滑世故的官场习气: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 
这首《一剪梅》,是曹振镛做官六字诀的绝妙诠释。“多磕头、少说话”上升为官道理论,成为官场没有期限的通行证,是曹振镛的贡献。 
“多磕头、少说话”,论其中道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而曹公走红背后,功夫极其深厚。 
要说曹公平庸,他会笑你浅薄。                  
大智大爱(1) 
高冕  
咸丰朝满汉文武,最受宠信的汉大臣是杜受田。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间,六十四岁的杜受田死在抗洪赈灾现场。噩耗传入紫禁城,咸丰帝痛哭流泪,十分悲痛。他立即晋赠杜受田为太傅,使其位列“三公”,成为嘉道以来惟一追赠太师者;晋赠他为大学士,给予文官最高品级的职衔;赐谥“文正”,使其获得咸丰朝大臣中惟一最高谥号;亲临赐奠,抚棺痛哭,如丧考妣,以示痛悼优隆。如此死后哀荣,实属罕见,史称“终饰之典,一时无比”。 
杜受田获得咸丰帝宠信的原因,主要两个方面:其一,大彻大智,帮助奕夺得皇太子之位。其二,鞠躬尽瘁,赞襄咸丰帝对付内忧外患。 
道光十五年(1835年),四十七岁的杜受田踏进上书房,担任皇四子奕师傅。按传统算法,奕这年六岁,这是虚龄;论周岁,奕仅四周岁。 
道光帝为皇四子挑选师傅非常严格。因为,皇四子对他乃至爱新觉罗氏江山社稷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皇四子奕生于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31年7月17日)。这位皇子在圆明园湛静斋(后改称基福堂)的呱呱坠地,对道光帝灰暗的心理是一个巨大的慰藉。这一年,道光帝已五十虚龄,他的十六位后妃先后生了三个皇子,但他们在皇四子出生前都已死去。皇二子奕纲、皇三子奕继系博尔济锦氏所生,他们是后来出生的恭亲王奕的长兄,但很短命,于道光七年(1827年)、九年(1829年)相继夭折;长子奕纬,系乌拉那拉氏所生,道光帝对他十分喜爱,十一周岁那年还没有任何建树就将他敕封为贝勒,在清室皇族十二个爵位中仅次于亲王、郡王。他长到二十四周岁时,已经英姿飒爽,可他于当年突然死去,而且没有为道光帝留下皇孙。这就是说,从道光七年至道光十一年,每隔两年,就死一个皇子,以至道光帝膝下诸子死得干干净净。“少怕殇妻,老怕殇子”,这一时期是道光帝一生中心情最为沮丧的时期之一。当时军国大事令他心烦意乱,回疆张格尔正闹叛乱,英吉利贩运鸦片为害越来越大,到道光十年(1830年)输入大清国的鸦片达二万箱,民众吸食鸦片之人越来越多,每年因此流失白银达数百万两之巨,家里又接连发生天崩地裂之事,无异于雪上加霜。道光帝与很多帝王一样,也很相信风水命运。在皇二子、皇三子夭折中间那一年,也就是道光八年(1828年),正在建造的遵化清东陵宝华峪道光帝地宫竟然出水,大水哗哗流入圹内。墓地出水,被视为大不吉,道光帝勃然大怒,将负有责任的大学士英和、戴均元投牢下狱、籍没家产。国运家运连遭不幸,莫不是与地宫出水有关?不幸和打击难道还要继续下去?对年届五十岁的大清皇帝来说,难道还有比国势日衰、膝下无子更悲哀的事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儿子、龙脉断绝,谁来继承大清江山社稷,如何对得住龙驭升天的列祖列宗?皇四子的一声啼哭,使已步入老年的道光帝眼睛为之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顿时喜上眉梢。而且,皇四子出生是一个大大的吉兆,似乎宣告他道光帝的厄运就此画上句号,好运气就要连绵降临。就在皇四子降世后六天,皇五子奕也来到人世;次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皇六子奕也一声啼哭降临人间。后来,道光帝在六十岁前后高龄,还喜得奕、奕、奕三个皇子。皇四子奕对于道光帝而言,具有老树逢春的意义。 
皇四子奕在诸皇子中最受父皇重视。他虽是皇四子,但事实上等同于皇长子。他的生母是乾清门二等侍卫、一等男爵颐龄之女钮祜禄氏,进宫时被册封为全嫔,是皇帝的第五等妻子,地位次于皇后、皇贵妃、贵妃、妃,高于常在、答应。母以子贵,自钮祜禄氏生了皇四子后,在宫中的地位火箭般上升,两年升了三级,道光十三年(1833年)就升为全皇贵妃,奉旨统摄六宫,虽无皇后名分,实际上已获得皇后的地位。第二年,也就是杜受田入宫当师傅前一年,钮祜禄氏的地位攀至绝顶,成为道光帝的第三任皇后。满洲民族入主中原后,渐为汉风汉俗浸染,在确立皇位继承人问题上,中原王朝传统的嫡长制深深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康熙帝、乾隆帝早年都想立一位元后之子作为皇太子,但均未遂愿。道光帝系嘉庆帝嫡福晋(嫡妻)喜塔腊氏所生,“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为此,道光帝私下常沾沾自喜。道光帝第一位皇后、第二位皇后在道光十三年前已先后死去,她们都没有生育皇子,因此,第三任皇后钮祜禄氏所生皇子、事实上的长子奕,对道光帝来说,也就相当于元后嫡子。因为上述这一独特原因,皇四子奕在道光帝衡量遴选皇位继承人的天平上具有非常的意义。 
按清代宫中典制,虚龄六岁的皇子就该进入上书房读书了。皇四子奕与皇五子奕同龄,同时进入上书房,皇六子奕要待下一年才有这个资格。清历代皇帝对皇子教育培养都非常重视。上书房教学情况,从《东华录》记载可窥一斑:“我国之制,诸皇子六岁以上即就上书房读书,皇孙、皇曾孙亦然。既选京堂翰林以分课其读,复派大学士、尚书数人以总视其成。更简满洲、蒙古大臣、侍卫等肄之国语骑射。长幼相聚,昕昕程功。”上书房的教课方式是,“皇子与诸王世子同学于上书房,选词臣教之,与民间延师无异”。学习内容,既有诗文,也有骑射训练。学生每日读书时间排得很满,从早晨六点左右到晚上六点左右,期间可到下屋休息一二次,每次不超过一刻钟,若要离开课堂须经师傅准许。读书暇余只能讲书,或者讨论掌故,不得闲扯与此无关内容,更不准随意到下屋闲聊。学生们的教课进度无明确规定,视个人接受能力而定。道光时上书房位于乾清宫左侧,与皇帝经常办事的南书房并列,皇帝能听到皇子们琅琅的读书声。处理军国大事之余,皇帝不定期地对师傅教学和皇子学习情况进行抽查,不合规矩和要求的,皇帝要进行严厉训斥,甚至予以惩处。皇四子就是在这样严肃的氛围中读书学习的。                  
大智大爱(2) 
高冕  
上书房师傅,负有教育培养大清王朝未来接班人的重任,非常人可以胜任,选拔十分严格。皇帝亲自过问,均挑选品行端正、学识渊博的内阁学士、翰林院翰林担任,同时还要委派殿阁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总师傅,负责稽查督饬。道光帝挑剔的目光梭巡来梭巡去,千挑万挑,最终将目光落在杜受田身上。 
杜受田是个品学兼优的臣子。字芝农。山东滨州人。父亲杜,嘉庆六年进士,翰林出身,官至礼部侍郎,加太子少保衔,是个正二品京官。杜受田大器晚成,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三年(1823年),才考中进士。但他成绩很出色,会试考取第一名,成绩冠于所有参试举人之首;在皇帝主持的殿试中,考取二甲第一名,成绩仅次于名列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之后,在全国所有参加殿试贡士中居第四名。殿试传胪后三日,他参加在保和殿举行的朝考,因成绩优异,入选庶吉士,深造三年后入翰林院,授为正七品编修。之后参加大考名列前茅,连升两级,晋升为春坊中允,官正六品,不久提升为詹事府洗马,官从五品。随后督山西学政,成为管理该省科举教育事务的长官,地位次于巡抚,排在布政使、按察使之前。杜受田此人不仅学识超群,而且为人恭谨,“少清贫,随宦京外,躬佐理家政,而劬学弗为衰。官京师,退食犹日亲诸务。……家庭雍穆,于亲旧间情意尤款笃”。道光帝经过深入考察,将“品端学粹,正色立于朝”的杜受田,钦定为皇四子奕之师。 
杜受田从步入紫禁城上书房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肩负的责任有多重。他悉心从教,与皇四子奕朝夕相处,前后长达十七年,一日也不曾离开他。他传授给奕的学问,以儒家典籍和诗文为主体,“悉本唐、虞、三代圣圣相传之旨,实能发明蕴奥,体用兼赅”。奕在师傅杜受田的谆谆教诲中接受做人的深刻道理,领悟治国安邦的高深本领。用奕自己的话来说,是“日承启迪,获益良多”。后来他当上皇帝,忆及当年读书受教的情形,欣然命笔做了一首题为《忆昔有感》的五言诗,对恩师杜受田充满感激之情:“忆昔丙申年,六龄初入学。芝农日诲予,良传咨启沃。”从他处理政务时留下的朱批、上谕看,他在清代历朝皇帝中的文字功夫居于中上乘,这显然与杜受田朝夕纳诲十七年付出的心血汗水直接有关。 
道光帝对皇四子奕品德修养和学业水平的提高都很满意,因此对师傅杜受田也很满意。给予皇子师傅的最好褒奖是升官。自入值上书房后,经过四次提拔,杜受田当上内阁学士。内阁学士之职共十名员额,满人六名,汉人四名,官秩从二品。汉学士的职责,是掌管题本批红,也就是根据皇帝旨意用朱笔批答题本,同时负有为皇帝参赞政务、陈奏政见之责。但道光帝只是给他这个官职和待遇,命他不必到内阁去干这些具体活,要他一门心思当好师傅,为皇四子传道、授业、解惑。道光十八年(1838年),将杜受田擢升为工部侍郎,不久调任户部侍郎,官至正二品。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时年五十六周岁的杜受田,吉星高照,官运连连,一道道任命接踵而至,先是提他为都察院从一品的左都御史,接着任命他为工部尚书,随后命他担任上书总师傅。 
奕虚岁十岁那年,也就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了对他前途命运有很大影响的一桩大事。这年正月十一日,他的生母皇后钮祜禄氏逝世。钮祜禄氏死时刚三十出头,道光帝万分悲痛,亲赐其谥号为孝全皇后。对于奕,孝全皇后的英年早逝,使他失去了政治上得天独厚的一座靠山。本来,在角逐皇太子的过程中,因为母后的因素,他占据着非常有利的地位。母后一死,形势立即发生了对他很不利的影响。皇六子奕生母静贵妃的地位随即上升,晋为静皇贵妃,统摄六宫。道光帝将年幼丧母的奕交给她抚养。孝全皇后死后,静皇贵妃成为道光帝最宠爱的女人,她实际上已经取得皇后地位。形势对奕很不利,对奕则非常有利。 
在年龄较长的三位皇子中,道光帝喜欢皇四子奕和皇六子奕,不喜欢皇五子奕。奕是个直肠子,说话随便,不拘礼节,不分场合,为道光帝所厌恶。一次,他在父皇前谈论事情,说着说着满嘴就是粗里巴几的市井俚语,“帝以茶盂掷之,伤其颧”。受父皇厌弃,他角逐皇太子没戏,颇不得志,遂嗜酒聊天,置身局外。皇四子、皇六子两兄弟同由静皇贵妃抚养,同在上书房读书,小时候童真无邪,关系最为密切。道光帝对他俩同样器重,当他们共同研制成二十八势枪法、十八势刀法时,道光帝大为赞赏,将枪法赐名“棣华协力”,将刀法赐名“宝锷宣威”。同时,赐给奕一柄“锐捷宝刀”,赐给奕一柄“白虹宝刀”。这表明他俩在道光帝心目中具有同等地位。道光帝对他俩力图不偏不倚、一碗水端平。 
然而,理智告诉道光帝,宫廷生活很残酷,作为皇帝,他在爱子之间永远一碗水端平是绝不可能的。有朝一日,他必须作出抉择,只能选择一人当皇太子,因为龙椅只有一把。 
随着年龄的长大,奕和奕也都渐渐明白,皇太子之位只有一个,他俩中间只有一人获此宝座。大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确定哪位皇子为皇太子,由皇帝独裁,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皇子、朝臣都讳莫如深。但皇太子之位如此魅力无穷,谁又不想拥有这一宝座呢?两兄弟心照不宣,都在暗中使劲。                  
大智大爱(3) 
高冕  
杜受田洞察宫廷风云,明白皇四子奕在皇太子角逐中所处的形势和地位。自从孝全皇后死后,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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