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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正”谥号。“文正”是清代赐予文官的最高谥号。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在有清一代汉大臣中屈指可数。因此在道光朝大红大紫，始终保持高位荣宠的，当属曹振镛。《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恩眷之隆，时无与比”。
曹振镛为官政绩平平，无赫赫建树，却仕途通达，升得很快。
他生于乾隆十九年（1755年），安徽歙县人，乾隆朝户部尚书曹文埴之子。安徽歙县有读书做官的悠久传统，他父亲又是高官，读书条件得天独厚。他颇能读书应试，学而优则仕，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二十六岁即考中进士。乾隆帝从当年新科进士中亲自挑选数名才学兼优、年强力壮者为庶吉士，他被幸运挑中，成为清代最高级别的官学生。由皇家供养在学馆深造三年后，他被授予编修，跻身翰林院。按照一般情形，士子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大多已两鬓斑白，少说也有四五十岁。曹振镛却在二十九岁就点了翰林，可谓士林中的佼佼者。一点翰林，人如涂金。翰林虽只是七品芝麻官，官阶卑微，却是天子文学侍从，为清代所重，官员升迁以此为终南捷径。当时，有“卜相非翰林不与”之说。卜相，就是选拔宰辅、大学士之意，也就是说，想要当宰相、大学士位极人臣，必须具备翰林资格。在翰林院读书养望，混得好的，入值上书房，当皇子师傅，或者入南书房，做天子近臣，往往很快就能荣华富贵；混得差一些的，来日外放也能捞个知府什么的，为官一方，跻身中级官员之列。翰林中人能否有大出息，大考十分关键。大考俗称“翰林出痘”，一般六年一次，关系升黜大事。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曹振镛参加大考，成绩平平，名列三等。乾隆帝考虑到他是尚书之子，说是其才可用，将他连升三级，破格由正七品编修擢升为从五品侍讲。他沾了父亲的光，才得以逃过“出痘”之劫，出人头地。后来几年，他又升了两级，至乾隆末年当上从四品的侍读学士。这一期间，曹振镛所走的路，几乎都是踩着他父亲的足迹走过来的。其父曹文埴，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考中进士，之后选庶吉士，授编修，后四次升官，当上翰林院侍读学士。曹振镛步其父亲后尘走来，虽未成为仕途暴发户，但也顺溜非常。他进士未入一甲，大考未得一等，短短十几年从布衣士子平地而起，一下做到从四品朝官。
进入嘉庆朝，曹振镛更是大走官运。嘉庆三年（1798年），他大考得了二等，官升一级，晋为正四品的少詹事，成为詹事府的副长官。詹事府在古代系辅导东宫太子机关，清代自雍正帝建立秘密建储制度后已不预立皇太子，这一机关遂成翰林院官员升迁辗转之地。就在这一年，父亲逝世，他丁忧归籍，解职丧居尽孝道。守制归来，连蹦两级，晋升为政通使，成为中央管理公文事务的机关政通使司的长官，官至正三品。之后，官道上一路顺风，历任内阁学士、工部和吏部侍郎，嘉庆十一年（1806年）擢升工部尚书，爬上从一品高位。这一年，他五十一岁。他参加编纂的高宗实录告成之后，获太子少保衔，荣获高官重臣都很想得到的荣誉头衔。随后调任户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嘉庆十八年（1813年），调任吏部尚书，晋协办大学士。不久，荣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工部，晋太子太保，官至正一品。清代文官以获得殿阁大学士为荣耀。乾隆十三年（1748年），确定大学士员额为满汉各二员，冠以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体仁阁、文渊阁、东阁之名。殿阁大学士为文官最高品秩，当时荣称大学士为“相国”、“宰执”、“揆席”。体仁阁大学士为文臣四魁之一，这是千万官员所梦寐以求的。终嘉庆一朝，曹振镛官位虽隆，获得文官最高品秩，但并未进入权力核心层军机处。自雍正朝设立军机处以来，大学士只有进入军机处才拥有实权。
历史车轮碾进道光朝，曹振镛才大红大紫起来，成为皇帝最为倚重的宠臣。但是，阅读他的传记资料，其为新皇帝倚重的背后，仍缺乏不同寻常的建树和事迹。
追求无为（2）
高冕
他得以进入军机处，是因为作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贡献。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嘉庆帝逝世，次月二十七日，三十八岁的皇太子宁登临太和殿即皇帝位，以翌年为道光元年。就在这前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临终时，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四位军机大臣拟缮遗诏，其中说高宗乾隆帝出生地为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这份遗诏拟成后，道光帝作了审阅，“未经看出错误之处”。遗诏顺利出笼，颁告天下，满汉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偏偏，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挑出了遗诏中的一个毛病：乾隆帝出生地应是北京雍和宫，而不是热河承德避暑山庄。刘凤诰便将这一发现禀告曹振镛。曹振镛听了，很快将这一情况奏报道光帝。乾隆帝是道光帝祖父、嘉庆帝生父，把祖父的出生地都搞错了，这还了得！道光帝龙颜大怒，迅速传旨诘问。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卢荫溥、文孚回奏，乾隆帝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绝对是有根据的，出处就是嘉庆帝御制诗初集第十四卷和第六卷的诗注。按说，嘉庆帝是乾隆帝的儿子，乾隆帝出生地出自其御注诗注，作为皇帝御制诗集，付梓刊印前御用文人反反复复校勘自不必说，皇帝本人必定也是高度重视、慎之又慎、反复把关，应当具有权威性。然而，认真考证，乾隆帝出生地的确是雍和宫，而非避暑山庄，遗诏有关说法确实错了。道光帝大光其火，九月初七日降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旋即各降四级，只留大学士虚衔；卢荫溥、文孚各降五级，仍留军机处行走，但没过多久他们也被逐出军机处。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道光帝命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同时进入军机处的，还有吏部尚书英和、礼部尚书黄钺。三个月后，进入道光元年，曹振镛平步青云，荣任军机处领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名副其实的首辅。
冷静看来，乾隆帝出生地被误事件被道光帝整个放大了。虽说遗诏中将祖父出生地搞错，确实不大严肃，有损皇家脸面，但也不至于闹得如此惊天动地，不至于撤换军机处全套人马。即便要认真追究，论错，首先错在嘉庆帝，他在如此权威的诗集中竟将父亲的出生地搞错了；其次道光帝本人也难辞其咎，他审阅遗诏没有把好关。曹振镛的功劳也被严重夸张了，他除了因此进入军机处、成为领班军机大臣外，还暴得连他自己都大出意外的奖赏，这一事件后仅半年，也即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他被晋为太子太傅、转授武英殿大学士，在官场金字塔攀登中品衔和地位又上了一个台阶。武英殿大学士仅次于保和殿大学士和文华殿大学士，而且自乾隆朝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大臣授过保和殿大学士。因此，曹振镛能攀升至武英殿大学士，堪称荣耀至极。道光帝借乾隆帝出生地之误大做文章，恩宠提拔曹振镛，严厉惩处四军机，使不少史家怀疑其背后还有另外深层原因。或许，托津等四军机前些年不知不觉得罪了皇子身份的宁；或许，皇子时期的宁早就激赏曹振镛。严惩四军机，重用曹振镛，出生地事件也许只是一个炮引子。
曹振镛不仅得宠令人吃惊，固宠亦令人吃惊。
随后的那些岁月里，也未见他有什么超乎寻常的作为，却见他在官场上一个劲地往上蹿，闪着七彩光环的巨大荣耀，接连不断落在他头上。道光三年（1823年）万寿节，道光帝在万寿山玉澜堂赐宴十五老臣，曹振镛在这班老臣中年龄最小，但也分享了与宴绘像之荣。第二年，他荣任上书房总师傅，成为皇子包括未来皇帝的师傅头领。道光六年（1826年），他入值南书房，担起“拟御纂笔札”之任，成为须臾不离的股肱大臣。削平张格尔叛乱、再定回疆之际，他荣晋太子太师。第二年，张格尔被擒消息传来，道光帝封赏群臣，将七十一岁的曹振镛晋为太傅，赐予紫缰，获得在紫光阁陈列画像的殊荣，进入显赫功臣之列。清代沿袭历代制度，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曹振镛位列“三公”，可谓宠荣备至。曹振镛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份荣耀，上疏坚决辞谢。道光帝对此大为欣赏，颁诏说，凡是军机大臣每人另绘一幅画像，“以遂让功之心，而彰辅弼之效”。道光帝还亲笔题词，对首辅曹振镛这些年为人、做事、学问给予高度评价：“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学问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道光十一年（1831年）万寿庆典，赐予曹振镛双眼花翎。大清开国以来，获戴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三四位，而且都是满洲大员，因此汉族官员能获戴双眼花翎，已经是祖坟冒青烟了。道光十五年，八十周岁的曹振镛死去，留下生前自缮的一份遗疏，附折上陈述了十余件事。道光帝为之震悼，颁诏对曹爱卿盖棺定论：“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愧。其予谥‘文正’。”
道光帝虽以高八度的调子评价曹振镛，但认真搜求，无论立德、立业，曹公均无赫赫过人之处。平平庸庸，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是此公一贯作风。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首领林清发动“禁门之变”，嘉庆帝正在热河，随行诸臣闻变失措，劝谏皇上不要立即返京，先调兵前往镇压再说，当时只有太保、领班军机大臣、上书房总师傅董诰力谏皇上回銮，以亲自控制朝局，情真意切以致涕泪纵横。当时留京办事的曹振镛，在镇压天理教徒起义后，把功夫下在当好维持会长上，设法保持城内平静。当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嘲讽曹、董二公：“庸庸碌碌曹丞相，哭哭啼啼董太师。”据说，两人见了这副对联，不禁相视而笑。
追求无为（3）
高冕
由于确实没有多少事值得传记，《清史稿》中曹振镛列传的篇幅很短，仅七百余字。傅恒是乾隆朝领班军机大臣，在这个位置干了十六年，只比曹公多干一年，死时还不到四十八岁，比曹公少活二十多年，但他的传记篇幅足比曹公长五倍。
平平庸庸却能平步青云，无所建树却能长保荣宠，其中必是大有奥秘。那么，这一奥秘是什么呢？
《瞑庵杂识》中说：“曹文正公晚年恩遇日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
“多磕头、少说话”仅六字，高度凝练。事理透彻必简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曹相国将玄而又玄的做官秘经仅用此六字说尽，也可算一绝。此公无论立德、立业、立言，均没有什么可以名垂青史的，但这一做官六字诀绝对流芳百世。不然，这一密室耳语、只传授得意门生的做官真经，怎会一出口便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呢？
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表示谦恭，含义多多，但人见人爱；少说话，不是不说话，更不是乱说话，而是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言简意赅，一下说到点子上。古来便有“伴君如伴虎”之说，曹公“多磕头、少说话”，能让至高至尊的道光帝满意，能让他老人家十几年如一日地满意，这份功夫绝对高深。
“多磕头、少说话”六字诀，是曹公为官数十年切身体悟的智慧结晶。之所以奉行这一六字诀，要害是曹公切实读懂了道光皇帝。
道光帝是个守成皇帝。他所处的时代，对大清王朝而言，由盛转衰；对中国社会而言，漫漫两千多年封建政体走向尽头、面临分崩离析；对中华民族而言，面对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大碰撞大激荡。但掌握中国这条古老大龙船舵把的道光帝，面对轰然而至的历史巨变，面对“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缺乏变革创新的魄力和能力，抱残守缺，麻木不仁，一味因循祖宗成法，使中国失去变法图强的良机，眼看着古老龙船烂帮进水、日渐沉沦。
曹振镛把皇上的“守成主义”当做自己的旗帜。
道光帝崇尚节俭，曹振镛厉行节约。
综观中国历史二千余年、二十多个朝代，道光是最“抠门”的一个皇帝。在当皇帝前，道光帝就深受儒家传统德俭思想的熏陶，认为大清王朝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只有崇俭去奢，节俭爱人，才能保持王朝万世不衰。在他所著《养正书屋诗文全集》中，倡行节俭的文章占有显著篇幅，《崇俭去奢论》、《节用而爱人论》、《临财而无苟得论》、《节以制度论》等等。当皇帝后，他将节俭思想上升为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进行系统阐释，道光元年的御制《声色货利论》，道光十一年（1831年）的御制《慎德堂记》，是他宣扬节俭思想的代表作。道光帝模范践行自己的主张。一方面，他力戒宫廷浮华。裁减仪仗，道光元年正月初一，他首次登临太和殿，就下令乐设而不作，不读贺表，当年还停止他从圆明园返宫时王公大臣恭迎接驾、大排仪仗的繁文缛节。规定皇室成员婚礼从简，他最宠爱的皇六子奕举行结婚典礼，按制在接新娘进宫、行跪拜礼后，要在宫内大摆宴席，但他特地传旨，停止奏乐，取消宴席；五公主出嫁，他要求内务府官员从俭办理，置办嫁妆及所有仪注开销不得超过两千两银子，不然由内务府大臣赔垫，内务府大臣抠抠唆唆地操办，结果还是贴赔了数百两银子。省简膳食，他自己每日只点四盘菜肴，一次皇后过生日，破除大摆筵席旧例，吩咐只用猪肉打卤面赏赐内廷，为清历朝所罕见。裁减陵寝工程，谕令务使朴实，裁减陵内月台、碑亭等工程。另一方面，他削减地方进贡。定期向皇帝纳贡，这是历代封建王朝的定例。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八月，道光帝刚即皇帝位，就下了一道严厉的谕旨，谕令停止一切供献，连食品也不准进呈，表达了他立戒奢靡的决心。结果，他在位三十年，各省贡赋裁汰大半。
道光帝的“抠门”故事，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最经典的，是他穿破裤的故事。道光帝的套裤长期穿用，膝盖上磨出一个窟窿。道光帝没有扔掉，令人补好继续穿用。曹振镛身为宰辅，立即带头效仿，第二日便穿上打补丁的裤子上朝，其他大臣也随之效法，一时满朝文武都风行穿破裤上朝。其实，并非人人都真穿破裤子，不少大臣只是在好裤子上打了一个补丁而已。一日，道光帝召集军机大臣议事，领班军机曹振镛离皇帝最近，道光帝见曹爱卿的套裤上也有一个补丁，便问：“尔的套裤也打补丁吗？”曹振镛答：“换件新的要费不少银子，故打了个补丁。”道光帝听了龙颜大悦，接着又问：“尔打块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怎么也没想到皇上会关心这种细枝末节，愣了好一会儿瞎编道：“臣花了三钱银子。”道光帝听了吃惊道：“宫外的价钱真是便宜。宫内打这个补丁，足足花了五两银子哩！”
曹振镛跟皇帝跟得很紧。道光帝好求全责备，曹振镛喜挑剔微疵。对乾隆帝出生地之误事件的处理，就可看出道光帝此人爱挑小毛病。曹振镛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