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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用心的语气问：“那，黄爱毛的舌头是什么人割掉的？”老婆子也是想也不想，出口就答：“是红卫兵割掉的。”我问：“听谁说的？”老婆子说：“大家都这么说。”
秧歌（3）
这一趟，我真的没有白来。我已经知道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不去韬河县城了，我要快快回蝴蝶谷，快快把小天鹅他们带出来。
小公马老了，跑不动了。
我也好久没这样哼哼过了：天空在下雪我们在赶路……
黄爱毛
读者朋友，1986年秋天，我到过黄家寨。我太想见到了，我对此人充满好奇。我要写这部小说的创作冲动，甚至主要来自黄爱毛。我那时候对小说对文学的认识还很表面，认为越是“传奇”的，越是文学的。因而，我相信，对黄爱毛（伏朝阳）的采访，将是我准备写的一篇或若干篇文章中最出彩的部分。
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领袖，得了麻风病，被割掉舌头，而今隐姓埋名，生活在一个名叫黄家寨的寨子里。距离他出生并战斗过的韬河县城不过20公里，而他的父母兄弟，同窗好友，包括恋人，大多数人都还健在，在韬河县城或在别的什么地方过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活。他们全都相信他死了，在那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中，和所有麻风病人一同死了。然而，事实却是，他还活着！“天网恢恢，又疏又漏”，他丢掉了舌头，保住了性命。一篇写“文革”的文章，是不该放过这个好素材的。
但是，面对像孩子一样爱脸红，张嘴只会“啊啊啊”，走路时总习惯于偏着头，盯着路边，做出找寻状的黄爱毛，我有一个极为强烈的感受：写作是可耻的！写作这个行当应该被禁止！我不能诱骗他“说话”，哪怕是“说”一个字。我最好不要向他显示出我是从韬河县城来的，最好不要让他发觉：我知道他是谁！我应该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他的沉默，还有他的羞怯。我突然深信，没有什么东西，是高于他的沉默和他的羞怯的。于是，我真的什么也不问，什么也没了解。我假装我是一个对风景感兴趣的外地人，去村子外面的树林里，拍了几张照片，拾了几片树叶，就回到韬河。
他的父母，还有周小鸥，我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对他们，我同样三缄其口。周小鸥时任韬河县百货公司的经理，有些微微发胖，是韬河县城常能看见的最具魅力的中年妇女之一。我有个好朋友结婚，需要一辆飞鸽自行车，我托人找到周小鸥，她答应帮忙。她带话，让我去她办公室拿票。说实话，我不想见她，不想跟她近距离地说话。但朋友的婚期越来越近，而且，我已经答应给他搞一辆“飞鸽”了。于是，我见了她。她确实很漂亮，身上不多不少有些官气，对人有一种程式化的亲和力，又有种漂亮女人特有的柔情。我发现，和她说话时，我总是不由自地把自己当作伏朝阳，我的眼睛是伏朝阳的眼睛，我打量她的时候，不是用自己的目光，而是用伏朝阳的目光。我们没说几句话，我有失礼貌，很快就走掉了。推着那辆崭新的二六型“飞鸽”车子时，1986年的阳光附在明亮的车把上，刺得我眼睛有些不适，我好像做了对不起伏朝阳的什么事情，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火
在韬河教书的那几年，关于麻风院的那场，我做过粗略调查，90％的人认为，那是一场纯自然纯意外的火灾！99％的人从来没有疑问过，那场火灾有没有其它可能？为什么烧得如此彻底？竟无一人幸免于难？
或许应该换一种说法，由于被烧毁的是一座麻风院，死者又主要是麻风病人，因而，大家对它的关心程度大大降低。很多人甚至说：“烧得好，烧得好！”有人还回忆，听说麻风院被烧毁，麻风病人悉数被烧死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觉得清净了。起码，不用再担心，某天早晨，几十个麻风病人突然坐在大街上的事情了。
离开（1）
杜仲回来时天黑了，我们等他等不来，正焦急万分。他一进门就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还没说完就眼泪花花，我也忍不住哭了，我猜着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老百年了！在我们韬河，“老百年”就是死的意思。我哭了两声就躺在地上，打着滚哭，我真的很伤心，很难过，我觉得我对不起毛主席，我滚来滚去地哭，还觉得没把心里的难过哭出来。哭着哭着，我和杜仲又抱在一起哭，抱得紧紧的，快喘不出气了，像两个突然没娘了的亲弟兄一样，好像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哭得又轰轰烈烈，又实实在在。至少哭了半个小时，哭完了才看见蝴蝶和五个孩子睁大眼睛，一声不吭地看着我们。吃完晚饭，杜仲又说：“麻风病能治好了！”还说和感冒一样，吃几天药就能治好，病情严重的，一年半载也能治好，我不相信，总觉得麻风病是不可能治好的。
三天后我们就离开了蝴蝶谷。我们去给蝴蝶的爸爸和妈妈上了最后一次坟，等蝴蝶跪在坟头哭够了，然后关好小木屋的门和窗，牵着小公马离开了。我们没办法把五间小木屋带走，小木屋里面的大部分东西，也没办法带走。
杜仲说：“以后再回来取东西。”
杜仲没忘记背上他的药箱，我也悄悄带上了那身戏服。我的腿不好，我骑着小公马，怀里抱着年龄最小的小雨和大寒，杜仲牵着马，蝴蝶和三个孩子跟在后面，就真的离开了蝴蝶谷。我们走得很慢，快出森林的时候，歇了一晚上。第二天接着走，第二天走得更慢，我们的孩子从来没走过远路，脚都磨出泡了。出了大森林之后，我就把自己的脸蒙住了，怕人家认出我是麻风病人。虽然知道麻风病能看好了，麻风病人没那么可怕了，但我还是怕得要命，怕我的样子把人家吓着了，怕一只老鼠害了一锅汤，石头瓦块突然落在孩子们头上。一路上碰着了很多人，基本都是成群结队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所有的人都敲锣打鼓，喜气洋洋，看见我们也都是和和善善的，还主动给我们吃的喝的，有人问我们从哪儿来？一句“从山里来”就对付了，问我为什么包着头？杜仲就说：“脸受伤了，不能见风。”不过，后来碰上了一支好大好大的游行队伍，黑鸦鸦的，一眼看不到头，我在马身上，只见人头像大雨前搬家的蚂蚁一样密密麻麻，一晃一晃的。锣鼓声一直在响，把空气震得像孩子的小拳头一样，打着耳膜，打着脸。我们在远处等了好一会儿，等不到他们散伙，后来就打算从人缝里穿过去，可是，没走几步小公马就惊了，小公马突然跳了起来，从杜仲手里挣走了缰绳，转了个360度的大圈子，回过身向我们来的方向跑去。我紧紧地搂住小雨和大寒，把他们压在身子低下，但是，大寒和小雨很快就掉下去了，接着我也像子弹出膛一样射出去了。杜仲、大雪、小雪他们追过来时，我们三个都站起来了，好好的，没受一点伤。杜仲说：“驴是鬼，马是仙，摔下来一点不疼吧！”杜仲还说，老马识途，小公马肯定会找回来的，我们就坐在路边等小公马回来，终究没等住，这时游行队伍也散了，太阳快落山了，于是我们跟在杜仲后面，走呀走，到韬河县城时已是半后夜了。
我们打算直接去柳树巷的杜仲家，不过，先要经过鸭子巷，可惜的是，鸭子巷里面拆空了，光秃秃的，一间房子都没有了。
向西再走几百米，往北一拐就是柳树巷。到了院门口，杜仲敲门，房子里明显有响动，却没人出声。杜仲就爬在门边喊：“妈！”里面完全安静了，连刚才的响动也没了。杜仲又喊：“妈，我是杜仲，我没死，我回来了！”
房间里的灯亮了，接着有人出来了。
“真是你吗？”声音就在院门里。
“真是我，妈，我整10年没回家了。”杜仲说。
“到底是不是你，杜仲？”里面又问。
“快开门呀，妈！”杜仲声音发急。
“怎么有好多人？”里面问。
“妈，都是你的孙子。”杜仲压低了声音。
这时院门终于开了。我们隐约看见了一个身宽体胖、头发花白的老婆子。等我们一大堆人都进去后，杜仲才进来，关好院门。
进了房间后，杜仲笑着说：“妈，你再仔细看看，是不是我？”老婆子抓住儿子的手，摸了摸，又急着抬起手，摸着儿子的脸。
“儿子，妈对不起你。”老婆子别着嘴。
“妈，别这样说，你看，你的五个孙子，齐刷刷的！”杜仲拉着老婆子，一个一个介绍：“这是大雪，满10岁，这是小雪，9岁，这是大雨，7岁，这是小雨，6岁，最小的是大寒，3岁了，可惜，缺一个小寒。”
最后，杜仲介绍我和蝴蝶：“妈，这是小天鹅，你还有印象吧，大雪和小雨是小天鹅生的。这是蝴蝶，小雪、大雨和大寒是蝴蝶生的。”
离开（2）
我拉着蝴蝶，齐声喊：“妈！”
老婆子对我们点点头，没让眼泪花子滚出来。
能看出来，老婆子很好强。
母亲
父亲果真被枪毙了，两个姐姐上山下乡都还没回来，三姐杜丽在乡下成家了。说，很久没见小天鹅的母亲了，听说去咸阳了。
吃完饭，天已经麻麻亮了。
五个孩子一个挨一个睡下了，我、小天鹅、蝴蝶三人，和母亲坐在一起，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母亲已经大致听明白了我的故事。
我先说了我们原来的打算：我和小天鹅都去自首，主动“低头认罪”，蝴蝶领着孩子，蝴蝶可以再找一个男人。母亲一听，就摇头。
母亲是精明的，做出了如下安排：
一、小天鹅单独待在一间房子里，不露面，藏起来。
二、有人问，就说五个孩子都是蝴蝶生的。
三、杜仲是从火灾里逃出来后，偶然遇上蝴蝶的。
四、没必要“低头认罪”，因为文革已经结束，结论也有了，文革是一场不该发生的运动，既然如此，“逃避文革”算什么罪？
小天鹅说：“妈，我杀过两个人。”
母亲说：“杀两个人算什么，杀过10个人的，还不是活得好好的！”
小天鹅说：“妈，我还是去自首吧。”
母亲说：“别傻了，听我的，先待着。”
经母亲这么巧手一拨拉，事情变得如此简单，甚至干脆没什么事情了。就好像我们不过出了趟远门，只因疏懒10年没和家里通音讯。不知小天鹅和蝴蝶是怎么想的，反正我心里却有种淡淡的失落感。好像我心底下更希望“文革”还没有结束，到处都是造反派，都是红卫兵，人人都知道我杜仲是现行反革命，在深山老林里躲了10年，罪加三等，应该立即砍头示众。我不敢说出我的感受，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是这样。
第六章 归来
煤
我对的味道也过敏，你还记得吗？一进韬河县城，我就闻见了一股子煤烟味，我的神经微微幽了一下，裤裆就湿了。
韬河原来是不烧煤的，冬天再冷，也不点炉子，想不到，我离开的这几年里，开始普遍用煤，取暖和做饭都用煤，相邻的华亭县发现了煤矿，据说储量丰富，至少能开采50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挖煤采矿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停止，这倒让我有些意外。
母亲没点炉子，屋子里冷飕飕的。但是，母亲在厨房里赶着给我们做饭的时候，烧的是煤，半盆子细细的煤末子加上水，拌成泥的样子，再放进灶膛里，风箱里的风一吹一吹，灶膛里的火就像樱桃小嘴一样，忽然张开了忽然又合住了。掺了水的煤，燃烧时的味道我更受不了。所谓“遗尿”，只是看得见的反应罢了。我的感受实在很难说清。下了很大决心，我才告诉母亲：“妈，别烧煤了好不好？”母亲问：“为什么？”我蒙紧鼻子和嘴，嘴里哼哼叽叽的，母亲还是不懂，我只好明说：“我快夹不住尿了！”母亲一听，脸色一下子黄透了，就和很早以前一样。母亲急忙低下头，用铲子几下拍死了炉膛里的火，并堵住炉膛口，然后慢慢回过身，小心地问：“儿子，你还没好呀？”
其实，我为什么对煤敏感？我一直没给你说明白。这是我不愿碰的一个话题，现在，我还是告诉你吧。还记得那一对双胞胎吗？
我和他们之间，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故事：一晚上，在县城西边倾斜的街道上看完露天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回家的路上我莫名其妙地拉住好朋友大龙，对他说：“解放前，我伯父当过韬河县保安团的副团长。”大龙急忙用巴掌堵住我的嘴，还朝身后看了一眼，悄声说：“再不要告诉别人！也别告诉小龙。”他的双胞胎弟弟小龙就跟在我们身后。大龙的话羞出了我一身汗，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只感到羞，主要还不是怕，是羞，羞自己脑袋瓜不够用，羞自己嘴不牢，连大龙小龙都不如。在学习上，大龙和小龙弟兄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但是，人家比我老气得多。韬河人夸孩子懂事，不说懂事，说“老气”。可见，老气的孩子不一定要诚实。“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只是随便说说而已，老气显然比诚实更重要。有些话能说，有些话不能说，老气的孩子必然懂得这一点。当时的我应该也懂，却突然就像中邪了，失去自控，不明不白地做了一回诚实的孩子。后来我听说，大龙小龙的一个叔叔曾是国民党的省议员，但大龙和小龙嘴好严，从来没向我提起过！比较起来，我真傻，真不够老气。
这件事我每次想起来都是一身汗，有时也会遗出一点尿。过了好几天，“羞”才渐渐被“怕”代替了，怕大龙已经告诉小龙，怕兄弟二人告诉各自的好朋友，怕所有的同学都知道了。于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事事都让着大龙兄弟，实际上，是事事巴结着他们，比如，把母亲煮好的洋芋偷出来（挑最大最花的两个），给大龙一个，小龙一个。又比如，把过年家里分给我的两颗水果糖硬忍着一颗都不吃，第二天天一亮就跑出门，一颗给了大龙，一颗给了小龙。说实在话，我曾经多次幻想过，把大龙兄弟干掉。接下来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两个人，双双让炮弹炸死了。当我从舅舅家回来，听说了这个消息后，耳边立刻响起一个声音：“天助我也！”但是，我的身体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反应，双腿之间默默地炸开了——我遗尿了，我四肢无力，全身发抖——我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让自己相信，大龙和小龙的死，跟我全无关系。至今，我还是无法做到这一点。
事实证明，我无意间说给大龙的秘密，大龙确实没告诉别人，包括他的孪生弟弟小龙。设身处地，一个人要瞒住一个旁人的随便听见的秘密，是多么不容易呀！何况当时他才十四五岁，何况他还有一个孪生弟弟，更何况两个孩子之间的友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对大龙的敬重与日俱增，对他的歉意也与日俱增。兄弟两个双双死于非命的那天，我却躲在乡下的舅舅家，就好像我事先知道这个结果，故意不告诉他们，自己一个人自私地躲起来了。这个结果甚至像是我一手造成的，像个大阴谋。你肯定看出来了吧？其实我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偶尔想起来时，我深信解决我和大龙小龙之间的问题只有一种方式，就是死，就是干掉自己，越早越好。回到韬河县城，煤的味道里面，其实总是站着两个人：大龙小龙，就像两个催命鬼。噢，这个话题，不能再说了！
上面这句话刚说完，杜仲就当着我的面“遗尿”（借用杜仲的说法）了。我很不好意思。我们的谈话不得不中断，气氛也变得相当怪异。
几分钟后，谈话恢复。
巷子
第二天我一觉醒来已经下午了，蝴蝶和五个孩子都在扯呼，一张脸挨着一张脸，每张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