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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山民，有些搬到山下居住，而有的还留在山上不愿下来。留在山上的山民，由于居住的地方非常闭塞，而且保留着一些长期以来形成的古怪风俗，所以仍然被城里人歧视性地称作“土匪”。城里人的解释是，这些人祖上当过土匪，而且现在还住在深山老林里不愿下来，当然是打算继续做土匪了。
住在深山里的山民，有的还保持着习武的传统。当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时候，按照传统，长辈会让他们到山下历练一次，交待给他们一个任务，完成任务了才算成人，可以出师或者自立门户。所交待的任务，按照绿林好汉反压迫反贪官劫富济贫的原则，一般都是惩罚一下某个贪官，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到那些人家里盗点值钱的东西散给老百姓，然后留个纸条什么的警告一下。
在建国初期，贪污腐败的事情比较少，山民下山的次数也比较少，当时的社会信息化程度又比较低，就算做过了什么，一般老百姓也不会知道。那些山民的前辈和当时的许多领导在战争年代里有过交往，事后也会向某些领导通告，既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再说当时的法制不是太健全，政府和公安部门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安无事，这些山民的成人方式对社会的稳定倒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到了后来，经济发展起来了，贪官多了，山民下山的次数就相应地也多了，而且社会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一有风吹草动就能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从情理上讲，他们的行为是有可取之处的，但在现在这个时代里，没有执法权利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从法律角度上讲是“作案”，既搞得人心惶惶，也让政府和公安部门大感头疼。于是在有些老百姓眼里，他们更是“土匪”了。
老一辈领导退下去的时候，没向自己的接班人交待其中的奥秘，新领导就理所当然把这些连环案件作为政绩工程挂牌来查。肖副厅长刚当南乡市公安局长的时候，接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督办此类系列案件。但因为这些绿林好汉都是高来高去的，公安部门查了大半年，除了发现被盗的人都能以贪污受贿罪至少判个十年八年外，没有查到多少与作案者有关的线索。后来，肖副厅长在多年以前的历史卷宗中发现了一些类似案件的零星记录，而且当时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非常奇特，就找到当时专门负责这类案件的一个已经离休的老领导请教，从老领导口中，肖副厅长知道了一些内幕。
按照老领导的意思，对这样的案件，应该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对作案对象的资产来源的清查上，而对那些作案者，避重就轻地放过就行了，把这类案件作为反贪污反腐败的突破口。肖副厅长对老领导的观点不敢苟同，因为现在时代变了，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仅对政府的形象造成很大影响，而且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于是，他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在老领导的介绍下，亲自到一些深山老林里逐个拜访那些绿林前辈，与他们达成一些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咎，而以后，当他们的子侄取得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证据后，就交给有关部门处理，不要擅自行动，大家共同来维护法律的尊严。和那些前辈达成协议后，类似的案件就很少发生了。而且，有了这些在地方上很有势力的人帮助提供线索，查起别的刑事案件来就方便得多。肖副厅长后来之所以能升到省公安厅副厅长的位置，这些人的帮助功不可没。
解释完了“土匪”一词的来历，肖副厅长对李远方说：“新修县那边，我也认识几个人，如果你们担心到那里不好办事的话，我可以写封信给你们带过去，就算这件事和他们这帮人无关，凭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也应该能帮上点忙。”这是天大的好事，李远方慌忙感谢了肖副厅长，而肖副厅长则当场写起信来。看着肖副厅长写信，李远方觉得很有意思，像武老、严老甚至鲁仲明这样的人，应该算是白道英雄，而到新修县去以后，则可能会见到几个绿林好汉，只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黑道枭雄，如果有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的。
把写完的信交给李远方，肖副厅长突然问他：“我听你好像叫鲁先生师兄，你们是什么样的师兄弟？”李远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拜了个师傅学习风水算卦和道家的修炼方法，师傅和鲁仲明的父亲是师兄弟，所以他叫鲁仲明师兄。肖副厅长笑着说：“如果你们也是武林门派就好办得多，按你们的什么武林规矩去拜山门，他们那些人肯定会给你们面子的。”
肖副厅长的这句话让叶黄“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对李远方说：“你是不是还要带把飞刀什么的，到时候给他们露一手？”刚才肖副厅长讲那些话时，给她的感觉就像是听一个神话故事，现在听说李远方要像电影里演的那样去拜山门，就实在忍不住了。李远方被叶黄这句玩笑呛得说不出话来，脸也马上红了起来，正想向肖副厅长他们解释几句时，老早就进来了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干仁国拉了一下李远方说：“远方出去一下，我跟你说件事。”
李远方狐疑地跟着干仁国出了门。看了看四周没人，干仁国小声地问李远方：“要不要我找几个人陪你去？”李远方想了想说：“不用了，把吉普车给我用一下就行。”干仁国见李远方的态度比较坚决，只好说：“好吧，吉普车本来就是给你用的。我看还是给你准备几把枪吧，万一和那些人发生冲突了可以用上，你要冲锋枪还是手枪？”李远方心想自己又不是去和黑社会火并，带着枪的话也太夸张了，不过他心里对怎么处理这件事确实没什么底，沉吟了一下，对干仁国说：“给我一把手枪就行，冲锋枪我用不习惯。”干仁国点了点头，转身下楼去了。
第一百三十二章 各有传统
李远方陪着鲁仲明去新修县，王湘林也跟了去。作为省报记者，本省企业在外地投资出了麻烦，当然是应该跟踪采访的。同时跟去的还有黄耀强，黄耀强听肖副厅长说起当年和那些绿林前辈的交往经历，大受启发，打算回到镇江后也学肖副厅长去拜访下一镇江本地的各路英雄，以图给以后的刑事案件的侦破工作带来方便。既然有这样的打算，他也跟着李远方他们一起到新修县见识一下，积累点与那些江湖人物交往的经验。黄耀强这个同行远来是客，借着这个理由，在乔局长的授意下，南乡市刑警支队派了个便衣陪同，主要是给他们当一下向导。
去新修县的路上，李远方把刚才从肖副厅长那里听来的情况向鲁仲明等人说了出来。对这些山民的成人方式，鲁仲明作为同道中人见怪不怪，王湘林却则觉得很不可思议，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有人搞出些劫富济贫的事来，真有这种事的，天下不就乱套了。黄耀强则深有体会地说：“其实类似这样的传统还有不少，比如有的地方，还要让新娶进门的媳妇出去要三天饭呢！”王湘林更觉得奇怪，问黄耀强道：“凭什么，那些新媳妇就那么听话，真的会出去要饭吗？”
新媳妇进门先要三天饭的风俗，李远方家附近的一个地方就有，所以李远方替黄耀强解释道：“黄支队说的是真的，我老家附近有一个地方，建国以前很穷，荒年的时候经常出去要饭。建国后生活好了点，用不着要饭了，但如果娶了外地媳妇，怕新媳妇知道公婆以前要过饭看不起他们，以后对他们不好，就要求新媳妇进门后先出去要几天饭。久而久之就成了当地的风俗，所有的新媳妇都要出去要饭。到最近几年，他们那个地方经济发展得特别快，在全国‘百强县’中，一直都排的前面，几乎可算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但在他们最富的县城城关，新媳妇进门先要饭的风俗，在有些人家里还保持着。当然，要饭的方式和以前是不同的，让新媳妇出去要饭的出发点，也是和以前不一样的。”
王湘林很感兴趣地说：“你说下去，现在都怎么回事？”李远方继续解释说：“说是要饭，其实只是一个特殊的仪式，通过这个仪式，让新一代不要忘本而已。新媳妇进门后，在到娘家回门之前，会提前通知一个自己的亲戚或者朋友，告诉说我明天中午到你们家要饭，你们都不要出去作好准备。第二天午饭前，新媳妇特意换上一套旧一点的衣服，最好打上几个补丁，尽量打扮得朴素点，然后带着夫家的一些人到约好的人家敲门，说我来要饭了。那一家就在家里摆上一桌，招待这些‘要饭’的人。而有的人家的风俗，则是新媳妇从正月初一开始到邻居家连续要三天饭，一顿饭都不能在自己家吃。既然连要饭都可以做，那么别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力所能及的，都应该不怕脏不怕累不怕丢面子放心大胆地去做。所以他们那里的人特别能吃苦，只要是能赚钱的，不管什么事情都愿做，什么事情都敢做。他们认为，既然自己的祖宗是要饭的，大不了打回原形真的去要饭，所以做生意的时候胆子特别大，特别敢冒险，这就等于是特别能把握机会了。而且，他们那里的人对各种打击的承受能力特别强，就算有一天做生意做赔了，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他们也绝对不会气馁，哪怕是从给人擦皮鞋做小工开始，一分钱一分钱地慢慢积累，只要有新的机会就会很快东山再起。”
鲁仲明听了李远方的话大受触动，感慨说：“做生意确实要有点死要饭的精神，只要有钱可赚，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对你们那里的人一直很佩服，真是什么生意都敢做。平常我们用的那种一次性打火机里的小弹簧，做一万个只能赚三块钱，还累得半死，要是别的地方的人，是绝对不愿意做这种小生意的，但你们那里就有人愿做，现在垄断了整个国内国际市场，赚到手里的钱，我看三亿都不止。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到你们那里的一个小商品市场，认识了一个专门卖橡皮筋的人，卖的是一分钱能买好几个的那种橡皮筋，一天到晚开着大奔驰到处晃来晃去的，活得特别潇洒。当然，他是整库房整库房地往外批发的，据他说，全世界的橡皮筋差不多都是他家造的。如果他们做生意时的这种精神真的和要饭的风俗有关的话，我都打算要几天饭去，以后可以忆苦思甜，做什么都能放开手脚。”说完话后，鲁仲明“嗬嗬”地笑了几声。
王湘林对此深有同感，说：“这倒也是，如果连要饭都可以做，还有什么事是不能做的。这些旧风俗既然能长期保持下来，肯定有其存在的价值，这和一些地方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特意炒作起来的所谓风俗是不一样的。”然后转跟头去问那个随行的便衣：“既然你们这里一直都有‘土匪’劫富济贫，那些贪官做亏心事之前，怎么都得掂量一下吧。那为什么你们省这几年连续查出了几个贪官，级别还都很高，他们平时就没想到有人会管这件事，就不怕那些‘土匪’找上门去吗？”
便衣一本正经地对王湘林说：“王记者，其实我们省的贪污腐败案件的数量，在全国都是最少的。那几个大案的报导，你要是仔细看一看，就能发现那些贪官基本上都从外省调过来的，不是本省土生土长的。要是本省出来的干部，都知道山上有‘土匪’专门找贪官的麻烦，怎么都会收敛一些的。只有那些外地调过来的，没人告诉他们那些秘密，才会胆子越来越大。不过我也听说了，前些年那个副省长被查，是有人搜集证据告到了中央，搞不好就是那些‘土匪’干的吧。”
王湘林说：“照你这么说，在你们这里‘土匪’这个词是褒义的了，我想以后你们应该改称他们为‘侠客’。要是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侠客’，贪污腐败的事情肯定会少上许多。不过话要说回来，如果到处都是这样‘侠客’，法律的尊严就没法保证，这个国家也要乱套了。”便衣说：“是的，是的，按照现行的法律，连私人侦探都是非法的。要不是这些‘侠客’平时没做什么坏事，上面又有人帮着说话，可能早就被当作黑社会势力进行打击了。但这次他们把大京九堵住了，怎么都要负点法律责任，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听便衣这么说，李远方心里就犯起了嘀咕，把大京九给堵了，肯定是有人要负法律责任的，该罚款的罚款，该判刑的判刑。如果这件事确实是那些帮派在后面策划的，那些受惩罚的就是帮派里的人，他们受到了损失，鲁仲明这次去找他们说情，肯定没那么好说话。肖副厅长给他们介绍的是一个姓向的老前辈，算起来今年已经快八十岁了，肖副厅长和他最后一次见面在十年前，后来就没有再联系过。肖副厅长说那些练武的人肯定活得比一般人长命，而且作为真正的江湖人，特别讲义气，就算十年没联系了，只要有肖副厅长的亲笔信，肯定会给面子的。李远方心中并不以为然，因为武老说过，纯粹练武术的人一般都是短命的，所以那个向老人家是不是还在人世很难说，如果老人家不在了，他的后人会不会给肖副厅长面子更不好说。这些人连劫富济贫的规矩都保留着，这一次会不会按照以前的武林规矩让鲁仲明来个三刀六洞什么的都说不定。想到这，禁不住摸了摸藏在裤腿里的手枪，心里希望到时候不要用上。
半路上遇到了一直在路边等着的罗天永，鲁仲明让所有的保镖开着原来的车回南乡，只让罗天永上了李远方的大吉普一起到新修县去。
和料想中的一样，地方政府对他们的到来非常欢迎。在和政府有关部门商量处理方案的时候，没有遇到任何阻力，地方政府不仅全盘接受了鲁仲明所提出的方案，而且主动要求由政府去做农民的工作，让农民推迟现有香猪的出栏时间，在鲁仲明收购推迟出栏的香猪的时候，甚至可以按照比合同规定稍低一些的价格进行。另外，还向鲁仲明承诺了不少新的减免政策。这样，最大限度地减少了鲁仲明的损失。
地方政府的高姿态是有原因的。如果没有各级官员的大力支持，香猪产业是不可能在新修县形成目前的规模的，所以香猪产业是县里这一届领导班子的重要政绩工程之一，和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挂上了钩。要是这项产业突然之间从天下掉到地下，他们谁也跑不了责任。目前农民存栏的香猪，按合同规定价值将近一亿，新修县可是个穷县，担不起这么大的损失。熊华侨跑了，如果罗天永也跑了，农民又堵了大京九，新修县的许多官员恐怕都要保不住自己的乌纱帽。在这种情况下，带着解决方案而来的鲁仲明就是他们的大救星，只要鲁仲明愿意，当然是什么条件都可以谈了。而且，鲁仲明是个更大的老板，如果和鲁仲明拉好了关系，鲁仲明高兴之余在新修县投资一个新的项目，他们不就又有新的政绩工程了。
熊华侨携款外逃的行为购成了犯罪，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将他留下来的那些资产没收后补偿给罗天永这个合伙人。看来熊华侨也不是个太坏的人，虽然卷走了公司账上的两千多万，但他在公司里按股权分配的资产，折算一下也值个一千八九百万。于是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罗天永和农民重新签订了收购香猪的合同，而且进行了产权转移，把香猪公司变成了全资公司。在熊华侨抓获之前就进行产权的转移，按照严格的法律条文是不可以的，但在地方政府的极力配合下，钻一钻法律文本的空子，自然会是完全合法的。到了最后，鲁仲明实际上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甚至还有许多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