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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哪些人并不知道避难所的存在，也没有影子里有鬼的提示，所以，他们也会比我们更晚发现毒气的事情，等他们反应过来之后，他们又会立即冲向入口。
特派员说他估计错了时间，也就是说，他在那些人还没有走的足够深的时候启动了电源和灯光，结果，那些人可能在死之前重新爬回了连通放映室的通风管道，然后一直待在管道里，挨到特派员认为他们死透的时候，然后回到放映室逃了出去。
他们的人数不少，如果没有浓烟的话，是很可能撬开门出去的。
但是，这些人一定已经因为汞中毒严重损伤了，神经系统逐渐除了问题，他们会发生分歧，有的人会回去追捕特派员，有些人会选择直接出去，有些人则意识到他们已经不可能活着出去了，会想办法通知外面这里的情况。
所以才会有人死在不同的地方。
我猜想小聪明的这种性格，一定咽不下这口气，而且他会以为袁喜乐被特派员抓住而去解救，所以他会回来找特派员算账最后死在仓库里，老专家地位很高身份神秘，他可能想活下来，一定会选择出去，而其他几个人因为更加理智和以任务为重，会想办法通知外面。
我不知道这几个人是怎么知道电报机的位置的，也许是他们前期探索的时候找到的，然后把发报机的电线接到了电话线上，发送信号出去。
初期的信号一定不是之前“我”在电话听到的，那个信号一定是特派员改的，他们最后被发现在电报室附近被枪杀了，我不知道特派员改那份电报是什么用意，但这就可以解释，当我们第一次进洞之后，工程兵整理电缆的时候接通了电话线，立即就有电流让电话响了。
整个过程应该是这样，我相信怎么也不就不离十了，如果是那样，那我去救他们的概率太低了。第一，我不可能去救那个老专家，时间上来不及，寻找太花时间，唯一可以救的就是小聪明这一波，可惜特派员没有死，小聪明死了，我即使去救一定也是失败。
不管如何，这方面我觉得见机行事就行，其实我心中已经放弃了，这么想只是让自己好过点，在特派员精力被他们分散的时候，我反而有了优势。
他一定不会想到，我们会跑到这个危险的地方，所以我可以很从容的干一些事情。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在黑暗中做出通往出口的标记，哪些灯很难破坏，我只能一盏一盏爬上去看灯丝的情况，尽量做出一道最安全的一路上路灯都不亮的路线。在每个转弯口都坐上记号。
做完之后，我掐着时间等待，让我觉得好笑的是，特派员一次都没有在这个地方出现过，显然他打死也不认为，袁喜乐会在这个地方。而事实上，如果他不知道我的底细，他也一定认为我已经离开这里了。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也想这么走了算了，但如果没有袁喜乐搅局，我们那批人进来后的结果，可能是和第一批队伍一样被特派员连锅端了。
我在黑暗中，陪了袁喜乐大约一个月。我在这个区域里，找到了好几只包，应该都是小聪明他们发现毒气之后，狂奔下抛弃的重行李，里面有不少罐头，我们靠这些罐头和我包里的牛肉度日。
这一次的黑暗中，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温存，她一开始一直很谨慎的看着我，慢慢的习惯了我的存在，放松了下来。
我们聊了很多，我编了一个关于伊万的故事，和她说了很多我的事情，她一直安静的听着，我能感觉到她对于我的态度在软化，但是，只仅仅是最浅的变化。我看着她就在我面前，离的远的时候，我觉得她就是我拥抱过爱过的袁喜乐，但是，只要我一靠近她些。她立即就会变的陌生起来。
后来我放弃了，我们在黑暗中一直掐着日子算着时间，到了我记得“我”下来之前的几天，我和袁喜乐出发了。
路上我们并没有碰到特派员，他一定就在附近，但是这个地方太大了，即使我们不是那么小心翼翼，也很难碰到。
之后的事情，乏善可乘。
我准备了两张纸条，一张是“小心裴青”一张是“下落水洞”
对于第二张纸条的作用，我心里很清楚，但是一张纸条，我觉得有点疑惑，为什么我要让“我”小心裴青呢，他不过打了我一枪？
我无法肯定是否所有的纸条都是我放的，但是，这些纸条都是使用了劳保本的纸，这种纸质很好，而且因为是特种使用都具有防水性，既然来源一样，所以应该都是一个人写的。
但即使有疑惑，我也不敢不送，因为我不知道，如果没有“小心裴青”这张纸条我的很多行为都会改变，比如说“我”就不会在裴青反常的时候，觉得他的行为不正常。
说起来这张纸条是我所有的判断中，最无法解释的一个，因为似乎之前我所有干预的事情，都正中事情的关键点，而这张纸条明显不是。
我写完后，有种奇怪的感觉，这似乎是一种“控制”我用这张纸条，仅仅为了引起“我”对于裴青的注意，但这是没有动机的，如果“我”没有收到过这张纸条，我是不会想到要送出这张纸条的。这是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这不同于我的“干预”，干预只是野蛮的在任何需要引导的时候引导，而“控制”的感觉，却精细的多。
我想起了我在床后看到的哪些被刮掉的字，这里的事情很不简单，虽然我现在写了两张纸条，但它们并不一定能送出去，这个“控制者”其实未必是我。
如果有人在非常精细的引导着所有事情的发生，那是谁？他的动机是什么？
比如说，本来事情是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有人为了使事情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设计了一个非常精细的“干预”这些干预，有些很关键，比如说我的“下落水洞”纸条，有些却很难察觉，比如说“小心裴青”这种带着“小心”字眼的纸条，改变的王往往是我们的心态，从而引起一连窜的反应。
这算是奇思妙想，我很快就放弃了，只要我把纸条都送出去，那么事情就没有那么复杂，一切都是我瞎想。如果不是，那么我经历的一切，恐怕都在另外一个更大的局里，我现在是不可能抗拒的。
我宁可相信前者，因为后者虽然我隐约已经有了感觉，但是那太可怕了。
当然，我无法证明它是否存在，因为可能性太多了。也许，第一张纸条真的是陈落户塞给我的。
这种事情，只能随机应变了。
我们在黑暗中通过一条岔洞回到了当时进来的暗河支流，走了很久，一下就听到了前面的枪声。
我知道那是怎么回事，我们终于遇到了“我们”
我立即冲了过去，一下就看到了前面的悬崖，钟胡子躺在了上面，裴青正在悬崖上开枪通知后面的“我们”我远远看着，钟胡子一动不动躺在瀑布下，显然已经遇难了。
我让袁喜乐先等在瀑布下面，自己顺着一边小心翼翼的爬上去，此时我知道“我”正听到枪声赶过来。
我潜伏在黑暗中，慢慢绕过裴青，他正在万分焦急的状态，根本不可能注意到我，绕开他一段距离后，我开始在乱石中一路狂爬，在黑暗中看着副班长和几个战士先跑过去，然后是“我”和王四川，我躲在石头后面，等他们过去，之后回到了宿营地。
我拿着纸条，就看到“我”的外套放在篝火边烤，我把“小心裴青”的纸条塞到了“我”的口袋里，刚想离开，就听到有人问到，“出了什么事情？”
我回头一看，发现是陈落户，他捂着手也爬了回来，显然刚才追我们追了一半就放弃回来了，这家伙力气不小，但是不够灵活，在这种地方跑是要了他的命了。
我一下有点不知所措，但他并没有发现我有什么不妥，又问了我一遍：“出了什么事？老裴打枪干嘛？”
我看着他，又听了听远处的枪声，忽然脑子一闪。
我对他道：“好像有人掉下去了，我跟不上他们，没看到你就先回来看看”
他指了指腿，我扭了一下，你别管我，我没事。
我装出很担心的样子：“那行，我再去看看，你待在这里。”说完再次跳入到黑暗之中。
跑了一段时间，我再往回看，就看到陈落户坐下了，没有任何异样。
我摸了摸自己的下巴，在这里的黑暗下，他认不出我来，看来这一年的时间并没有让我变化多少。
我想着就意识到我能做什么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做的事情，比我想像的要多的多。
我重新一路小心翼翼等他们背上尸体离开，爬回到瀑布下，带着袁喜乐爬了上来，再次回到营地。
当我们在黑暗里，看到“我”和王四川他们在篝火下休息的时候，袁喜乐一下抓住了我的手臂，指甲都掐到了我的肉里。
我仔细看着“我”自己的样子，感觉十分奇妙，当时的“我”怎么会想到在远处的黑暗中，凝视他的人有如此奇妙的遭遇。
我回头看了袁喜乐一眼，关键的时刻到了。
我推了袁喜乐一把，对她做了手势，让她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她第一次坚定的点头，我相信她终于完全相信了。
我们对视着，她深吸一口气，转身想走，这个时候，我终于忍不住拉住了她，在她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吻了她一下。
出奇的，她只推了我几下，没有拒绝，分开后，在远处篝火的淡光中，我发现她的眼神非常复杂。
我对她做了一个保重的手势，她盯着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靠在一块大石头后面，听着那边我以前亲身经历的动静，内心平静的自己都害怕。
接下来的事情，可以迅速说完，我在“我们”过水牢的时候，估算着把裴青拉进了水里，等我下水以后，把一具尸体推向了“我”自己，在“我”惊恐莫名的时候把第二张纸条塞进了我的口袋。
接着我跟着“我”到了大坝，在所有人进入沉箱之后，启动了开关，把他们降入到冰窖里。
之后就是“我”的事了。
六十五、煎熬
我完成了该做的事情，回到了地面上。
外面有很多人，汽车开的临时栈道出现在木屋的周围。
我小心翼翼地绕过那些人，走上了临时的栈道，在中段，我遇上了王四川，他竟然在半路等我。
我初看到他吃了一惊，但并不感动，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一定会在半路上等他，不仅是情谊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是同类了。
对视中，他问我道：“成功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在大雪中看到了伐木林场的小火车，偷偷爬上火车，等到在一个木站下了车，已经冻得连话也说不清。
我们又在木站冒充其他林场迷路的建设兵团，拿了大衣和一些干粮，坐火车回到了佳木斯。
那时候还没有全国联网，我们的身份证和军官证通行无阻，可以去任何大食堂吃饭。
后来王四川问我有什么打算。
我说想回山西老家去，但这不太现实，以后我爹妈问起为什么要回去，事情会很难办。
只有先找一个偏远的地方待着，我想到了大庆附近的一些山村，那里还在做地质普查，我们可以冒充地质队待上一段时间。
王四川觉得可行，我们查了地图，找了一个不通火车只能步行进去的山村，把身上所有的东西都兑换成粮票。
我们到了那里以后，发现那是一个很安静的小村子，这个村子里的人甚至对抗日战争的事情也不熟悉，因为没人愿意走这么远来抓几个壮丁，四周又全是山。
我们在村公所用全国粮票换了一间屋子和一些生活用品，在村里挨过了整个冬天。
快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的粮票已经用完了，有一拨供销社的人来做普查，我们朝他买了一个收音机，播放当时的广播故事，来换取粮食。一直挨到立夏，我们才走上了回途。
不能去单位报到，我先回了老家，编了一个故事告诉爹娘，说自己做了逃兵，差点死在苏联人手里，大部队以为我牺牲了，先藏了起来——在那个消息闭塞年代的乡下，这样说是不会露出破绽的。
老爸对于我的事情非常意外，但我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我得以暂时躲在了家里。
当时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打仗打完以后找不到部队，只好回老家，在部队里是作为烈士，以后重新登记户口的时候，就要找其他身份顶替。
我父亲托他部队里的朋友，尝试帮我找个空户口顶上，但一直没有什么结果。另一边，袁喜乐也没有任何的消息，我没有收到任何信件，不知道她是什么情况。
在老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受不了这种煎熬，决定去找她，又找了借口离开了家乡。
那段时问我蓄了胡子，一眼很难认出来，倒也不是很担心，身上的证件齐全，如果不被人特地去查，吃饭坐车什么还都是免费的。
七二三工程是如此绝密的一个项目，我知道一切都绝不可能在表面上被查到，但是，袁喜乐还活着，我一定可以在某个地方找到她。
她是东北人，我走遍了东三省几乎所有的医院，一路上，经过了不少地方，除了东走西看，空下来的时间，就是想着和她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那些日日夜夜，说实话时间真的不长，但闭上眼睛，一切却仿佛都在眼然而，袁喜乐却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无论怎么寻找，都没有一丝线索。
我从坚持，一直找到绝望，再找到麻木，一直到我再次见到王四川，我的心里，已经认定我再也不会见到她了。
王四川重新回到了矿上工作，他的父亲权力很大，他顶了一个身份，也不求发展，只求能在那个小地方安稳地待下去。他看到我的样子，说会想办法让他父亲也帮我项个身份，被我谢绝了。
“文革”的苗头当时已经逐渐展现，各种运动风潮涌动，这个国家的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在这个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好。
后来说起了袁喜乐，他听了我的遭遇，提醒道，她是跟着大部队出去的，当时最合理的情况，很可能是到部队医院，然后被家里人领回了家。
袁喜乐是孤儿，会由单位负责，安顿在单位所在城市的精神病院里。所以，很可能不在东北，而在南方。
于是我又辗转到了南方寻找，她的名字很奇特，重名的情况会很少，所以我连错误的希望都不曾有过，只是害怕命运和我开玩笑，对于每一个医院都是亲自问过和看过很多遍。
一路麻木又不敢放松地找过来，却还是没有消息，一直到了第二年的冬天。我来到了成都市郊区的双流精神病院。
那是我在四川的最后一站，成都的冬天，少有地下着冰雨，十分的寒冷。
我刚找到医生，拿着王四川父亲开给我的介绍信，想去病房看看，走过走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女人的背影。
那个女人正看着窗外的冰雨，玻璃上倒映出她模糊的容颜。
我走了过去，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转过身来，我们四目相对。
我想说话，但是那一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尾声
这是我的故事。
说得准确点，是我年轻时的故事。
在风云飘摇的几十年里，这些记忆，这些恐惧，这些爱情，一直深埋在我的脑海里，我以为它们迟早会被消磨、忘记，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重新拿出来，吹掉上面的灰尘，却还能看出当年的那些纹理。
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难让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