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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得好。”克拉尔接过箱子，同亨特一起进到楼里。他问值班警官是否有电话找过他，警官说没有。于是他领亨特经过一小段走廊进入一间板壁涂成奶油色的办公室。两人都没有坐下。亨特背靠墙站着，双手插在衣兜里，漠然地注视着克拉尔将玛乔莉·卡瓦拉的皮箱放到办公桌上并将它打开。
警长开始小心翼翼地将箱子里的东西一件件地往外拿。里面大多是那姑娘的衣服，另外有几本欧洲指南，数家罗马博物馆的纪念画册，几张罗马明信片，空白的明信片。克拉尔飞快地翻着书页，但一无所获。然后，他发现一张镶在崭新皮革框中的小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丰满的少女和一对中年男女。三人都身着盛装对着镜头微笑。克拉尔将照片从框中取出，翻过来看背面。只见后面用秀丽的小字写着：“妈咪、我、爸爸——毕业留念，1973年”。
“这似乎就是玛乔莉卡瓦拉和她的父母了。”克拉尔平静地说。
亨特点点头，松开摩娑着钱币的手指，从兜里拿出手，取过来照片。他默默地看着它：母亲的脸，女儿的脸和父亲的脸都在对他微笑，快乐而骄傲地笑。
一股怒火突如其来地袭上心头。他继续拿着照片，凝视着3张微笑的面孔。“你在给罗马方面放大这张照片时，”他静静地说，“也给我留一张。”
克拉尔懒懒的眼光溜向他。
“碰巧了你还得自己带去罗马呢，没想过吗？”
“看情况吧。得看那边情况怎样了。”
“我以为这些日子你该为这事涉及的外交方面的大事忙活了。协调啦，建议啦，预防啦……”警长的语气中有一种揶揄的味道。“这下又当上侦探了，嗯？”
他没有将话说完。除了希恩罗机场外，迄今为止亨特还对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哥本哈根的卡斯特鲁普机场，日内瓦的克万特兰机场，巴黎的奥利机场，汉堡的福尔斯布托机场，尼斯的科特达祖尔机场，布鲁塞尔一扎旺特姆机场和奥斯陆的福内布机场新采用的安全措施进行了检查。在这种时候，那些人都尽力而为，表现极佳；而亨特却开始觉得他将太多的时间花费在为小事四处奔走上面了。
他的调查目的原是为了提出和改进反恐怖活动的联防措施。但问题是，他对一般性的防范计划都不太相信。他认为，阻止犯罪（无论是政治上的犯罪还是别的犯罪）的最佳方法是：抓住犯罪事实，挖出罪犯并将其消灭，使之不能再去犯罪。
他将照片还回去。“我很想要一张复制照片，伊沃。”
亨特语调平稳，面无异色，但那双深凹的黑眼睛中的神情却使克拉尔警长咽回了他没说完的话。克拉尔将照片放支书桌一侧，从玛乔莉·卡瓦拉的皮箱里取出一本螺纹扣的笔记本。他一打开笔记本，睡相马上就少了许多。“啊，……在这儿了……”
在第一页的顶部用红墨水钢笔写着：“在罗马要见的人——”，字迹与照片背面的一样。下面是三个原来写就的名字，二男一女的名字，附有他们在罗马的地址，其中有两人还有电话号码。
“是她认识的人或是给她介绍的人，”克拉尔咕哝着。“这一下罗马那边有事情干了。”他翻过去，下一页也用红笔写着“巴黎要见的人”，下面是两个带地址的姓名。“越来越不错。……”克拉尔将第三页翻过去。
接下来的三页中共有八个带罗马地址的姓名，这三页用的是蓝色圆珠笔，但字迹与前三页一样。
克拉尔瞥了亨特一眼。“又是罗马的事。她在那儿一定和这些人见过面。”
“也有可能是跟她一样的旅客，”亨特说。“如今他们有可能在欧洲任何一处，也可能出了欧洲。”
克拉尔点点头。“如果出了欧洲，我们就请国际刑警组织出面查找。”
“如想找国际刑警组织帮忙，最好赶快跟他们联系。等这事正式表明是政治事件时就不好办了。”
限于其性质，国际刑警组织不能插手政治案件。国际刑警组织由144个成员国组成，目的是交流警方之间的情报。由于许多成员国在国际利益上相互对立，国际刑警组织就不能将自己卷入政治纠纷中去，以免因失去太多成员国而成为空架子。
克拉尔快速翻完余下的笔记本篇页，可再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箱子里别的物件也无甚作用。他将别的东西都放回箱中，只留下了笔记本和照片。他把笔记本放到电话机旁边，却把照片递给了亨特。
“恐怕我要等手下人问完旅客的问题后才能回去。如果你要回伦敦，能否帮我将照片交给拉特雷警官？告诉他我答应给你一张那个姑娘的放大照片。”
“谢谢，”亨特接过照片。“我得先去一趟美国使馆，然后去斯劳恩广场的皇家宫廷饭店。”
“有了新情况我会通知你的。”克拉尔坐到办公桌后去，拿起电话，让总机为他接了三个地方。第一个电话打给伦敦特别分部他的警官，第二个打给罗马公共安全总局的迪哥·班底利少校，第三个电话打到了国际刑警组织设在苏格兰场刑事调查部的办公室。
国际刑警组织英国国家中心局就设在苏格兰场情报室的隔壁。情报室负责接听所有警务电话。接到克拉尔警长的电话后15分钟，伦敦中心局就通过与法国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相联的特别无线电网络用摩尔斯电码发出两则电报。
第一份电报发到总部的刑事犯罪记录部。电文以“xd……carmo”开始，接下来就是克拉尔在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中发现的名单。“xd”是国际刑警组织规定的分级符号，意思是“火急”。“carmo”是密码，译出来就是“请电告你们掌握或能获得的有关此人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他（她）的犯罪记录、真实身份和犯罪活动情况。”
第二则电文列了同样的名单，并要求将有关这些人现在踪迹的情报都转来伦敦中心局。这则电文的前缀是“xd……ipcq”，意即全体注意。这则电文由总部中心站转发至国际刑警组织七个大区的所有成员国。这七个大区为“中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中东、北美、南美、非洲和亚太地区。
国际刑警组织总部中心站位于巴黎外面的郊区小镇圣克罗德，就在绿树成行的阿孟哥得街旁，紧靠一座塔门通往一片俯瞰塞纳河的昔坡。这是一幢现代化的混凝土加玻璃的建筑，形状恰似一只倒放的雪茄烟盒——算不上漂亮，但却如一部闪亮的高效率计算机一样耐看。
中心站的电讯房在顶层，里面整齐地排放着可供六人同时操作的电报机，电传机及其它设备。那天下午有四个人值班。其中一人收到伦敦发来的标着“xd”的电文后，便立即在工作记录本上注明确切的收报时间，然后马上将电文投入大楼里的空压管道传送系统。三分钟后，它就到了金。皮埃尔。加科警长的手中。加科是一位来自瑞士的警官，身材矮小结实。
总部有140名工作人员。加科跟大多数人一样，是被政府借给国际刑警组织总部的，工作期限为1年。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在二楼，从那儿能看见河对岸和远处巴黎的波拉格树林；埃菲尔铁塔细小的尖顶戳向迷朦的天空。加科伫立在窗边，审查着那两份电文。要不是他的眼睛总带有倦意，他那张脸原会显得很年轻。
电文中的要求是否犯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禁忌，他用不着去操心。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伦敦国家中心局是不会发来的。
国际刑警组织章程第二款简洁地阐明了其目的：“保证和促进各国刑警组织之间尽可能广泛的协作，但不得逾越各国现行法律的界限。”
第三款又说：“严禁本组织对具有政治、军事、宗教或种族性质的案件进行干涉或采取行动。”由于此款必须严格执行，这就极大地妨碍了对民用航空界的不法行为——其中包括劫机和炸机——进行遏制。但是，既然贝尔·加拉已烧掉了那封声明其政治目的信件，国际刑警组织就可以将此事件假设为出于贪婪或疯狂的非政治案件来进行追查。
加科警长离开办公室，乘红色小电梯下到底楼，来到犯罪记录部。他拿出第一份电文，查询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上那些人是否有犯罪记录。办事员开始在存有全世界150万罪犯姓名的档案卡片索引中找寻这些人，既按字母顺序，又按语音，这样就可以避免拼法上的错误。
加科将第二封要求查清这些人踪迹的电报送回了电讯间，嘱咐拍发出去。一名操作员只花了两分钟就将它同时转发给了54个用特别电讯网联接起来的国家中心局。然后，加科将电文拿到另一隔间，在这儿将其发到与国际刑警总部不这没有直接无线电联系的其它成员国。
伦敦。格拉斯文罗广场。虽然天色还不太晚，但亨特在美国使馆中的临时办公室已显得昏暗不明。他打开磨砂玻璃吊灯，将又一张白色索引卡钉到一大张黄色糊墙纸板上去，这张纸板占了橡木墙壁四分之一的面积。
桌上的电话响了，他转过身，拿起话筒。是使馆的内线电话，主管安全工作的官员要和亨特讨论一下有关对今后保护华盛顿要员的措施进行改进的新想法。
“再说吧，杰克，”亨特告诉他。“我正好有事忙着。”他挂上电话，回到钉在墙上的卡片跟前。
在每张卡片上他都写了一个问题。第一张卡片上的问题是：“玛乔莉是否知道自己携有炸弹？”接下来的一些问题是：
“如果她知道，那么她是在何时何地被拉入恐怖组织的？”
“是哪个恐怖组织？”
“如果她不知道，恐怖组织又是怎样选中了她？为什么要选她？”
墙上另外还有36张卡片，每张上面都写有一个问题。就他迄今为止了解的那一点点情况而言，开局已经不错了。亨特觉得他就象一个技艺荒疏的运动员，正做着一些初级的恢复活动，准备通过一项严格的归队测验。
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克拉尔警长。
“玛乔莉·卡瓦拉本子上那些人在国际刑警组织总部都没有犯罪记录，”克拉尔告诉他。“到目前为止，所有国际刑警组织发去电文的国家都还没有关于这些人的消息报来。我在这儿见到了那姑娘的父母的两位朋友，他们知道好要来伦敦，但不清楚确切时间，别的就更是一无所知了。巴黎方面说，他们那儿那两位也是一样，不过是朋友的朋友，不了解什么情况。”
“尽说些你没搞到的东西，”亨特不耐烦地咆哮。“说你搞到的吧。”
“我刚接到一个从罗马直接打来的电话，关于一个叫赛利姆。拉莫克的人……他也是那姑娘本子上新记的人名中的一个。据那本子上另外的人说，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最后一周中跟他住在一起。他们说那是个严肃文静的小伙子，皮肤黝黑，身材修长，约二十四、五岁。他在意大利持的是土耳其护照。但土耳其方面通知罗马说他们没有签发过这本护照。”
亨特咀嚼着这些话，狼似地笑了。“这人如今失踪了。”
“说着了，西蒙。机场爆炸事件发生后一小时之内他就离开了房间，不知去向了。虽然罗马方面布下了天罗地网，却仍找不到他的踪迹，他整个儿消失了。”
“就这些？”
“就这些。”
“罗马方面谁负责此案？”
“迪哥·班底利少校。”
“很好，我认识他。谢谢你，伊沃。”亨特放下电话，脑中浮现出一个20几岁俊小伙子的形象，这人皮肤黝黑，身材修长，自称为赛利姆。拉莫克，还持有土耳其护照。而在小伙子的背后却露出另一个人的影子，一个不知名的幽灵，是他导演了赛利姆的行动。
亨特要找的就是这个人。
他伸手去取电话，又踌躇地停住，看了看电话旁边的约见记录簿。明天他要同五家国际航空公司的安全官员开一个会。如果他取消这个会，便会有麻烦。这些航空公司正在要求美国政府的保护。由于这些公司都有挺大的政治势力，亨特不可能不因怠慢他们而受到惩罚。只要他如约去见他该见的人，一切按常规办理，即便最后见不到什么实效，也没有人会指责他。但是，如果他不顾及其工作的政治责任去追求自己的目标，那么，一旦所获成绩不足以弥补这种擅自行动的错误，他就会被解雇。
亨特不能冒这个险。他需要工作，为了自尊，也为了金钱。两年没工作，加上为贝思所花的巨额医疗费，他已负债累累。查乌兹将他推荐到国务院工作实在是他的运气。要是不识抬举而遭解雇，就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机遇了。1973年，美国政府所有的安全机构都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冲击。中央情报局已裁员600人，在短期内还要解雇更多的人员。麻醉毒品局的编制缩减得更厉害，都准备并入司法部新成立的药物管理局了。迄今已有40多名麻醉毒品局的便衣警察丢了饭碗。亨特能够想象被国务院除名后的情景：去当一名工业间谍，或在一家大公司的欧洲分部中捧一只保卫工作的饭碗。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知道，在并不严密的阿拉伯恐怖组织网络中，竞争也是很激烈的。每一帮都在为自己那份威望、名声和金钱而卖命。那帮没能炸掉波音747飞机的家伙输红了眼，一定会尽快策划另一桩更大的恐怖活动来挽回其脸面。假如亨特能发现并摧毁这个阴谋，那么他的擅自行动就可以因功而免于追究。
亨特拿起电话，告诉使馆秘书处临时派给他的秘书雷娜。邱莉将明天的会议往后延迟两个星期，然后再给他订一张下一班去罗马的飞机票。
第四章
亨特乘坐的飞机还在飞往罗马的途中时，国际刑警组织向各大区发出的搜寻赛利姆的通电就有了初步反馈。第一大区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在哥本哈根，警察在对各旅店进行例行登记检查时，偶然发现了一位叫琼·查伦的女士。她是玛乔莉·卡瓦拉笔记本上记载的罗马人名中的一个。哥本哈根的国际刑警组织中心局将这个情报电告了在圣克罗德的总部。警长加科按要求将此情报转到了伦敦国际刑警办公室。该办公室又将它传给了苏格兰场特别分部的克拉尔警长。
在此之前，克拉尔曾收到罗马方面关于玛乔莉·卡瓦拉本子里那些人的简要报告，其中也包括了琼·查伦太太。报告中说她是美国人，离了婚，过去四年在罗马工作，是位电影经纪人。此妇人38岁，颇有风韵，生意上也相当成功。于是，克拉尔给在哥本哈根的琼·查伦太太打了个电话，解释了他是何人和事情的原委，然后向她打听玛乔莉·卡瓦拉在罗马的活动和她在那儿接触的人。
“恐怕我没多少东西可告诉你，”琼·查伦太太回答说。“我并不太了解那孩子。事实上我只见过她一次，时间很短，是一位搞艺术的朋友介绍的，我位朋友叫亚瑟。德利西沃。”这个名字在那姑娘的笔记本上也有。突然，克拉尔听到琼·查伦太太的声音变得令人畏惧：“天啊……这是命中注定……我真幸运……”
“对不起查伦太太，我不懂您的意思。”
“我吓了一跳，警长。就在一周前我还订了今早这个航班的机票呢！”
克拉尔尽量使自己的声调正常：“那为什么您又改变主意了呢？”
“原来有一部英国影片要卖给意大利，后来这事吹了。正好哥本哈根又有了一桩生意，我就到这儿来了。”
“是这样。查伦太太，您是否认识一个叫赛利姆。拉莫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