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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穿精美高档红色旗袍，开衩被撕破，未系纽扣。裸露胸部和大腿，姿势淫秽。未穿任何内衣，不符合正常旗袍服装搭配规则。
3。赤足。乔春燕脚指甲涂有红色指甲油，田陌没有。
4。两者都未真正遭受性侵犯。虽然田陌身上有挣扎时留下的伤痕，但没有检出精液痕迹，而乔春燕身上没有性侵犯导致的伤痕；田陌的尸身曾被清洗，而乔春燕的没有。
5。抛尸地点均为公共场所。凶手抛尸时非常冒险，要想做到不被发现难度很大。
“你那有没有更多关于她们身份和生活背景的照片？”陈超问道。
“有，主要是乔春燕的。她似乎很爱照相。”
“给我看看。”
于光明拿出一些照片，在桌上摆成一排。
陈超认真地观看着每一张照片，就像是一位挑选良辰吉日的媒婆。也许是巧合，他发现这两个姑娘各自都有一张夏天在人民广场拍的照片。田陌穿了一条白色棉布裙子，而乔春燕穿的是黄色紧身背心和牛仔裤。陈超把这两张照片摆在一起，看上去田陌个子更高一些，也更苗条。
“老于，你发现她们身材上的差别了吗？”他盯着这些照片问道。
于光明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陈超找出两处案发现场的照片，放在两名死者在人民广场拍摄的照片下面。
“按照沈文昌的说法，好旗袍都是专门量身定做并贴身剪裁的，只有那样才能勾勒出女性的完美曲线。你看这两处在案发现场拍摄的照片，这两件旗袍都挺贴身的。我们应该分别量一量这两件旗袍，看看尺寸上有没有区别。”
“我会的，”于光明说，“可即便有区别那又能说明什么……”
“说明凶手有许多类似这样昂贵的老式旗袍。颜色、面料和款式都一样，唯独尺寸可以选择。”陈超解释道。
“也许是因为他爱着或是恨着谁才弄了这些旗袍吧，可为什么要做成不同尺寸呢？”
“这正是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处，”陈超说道，“这些旗袍至少在八十年代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样子参照的是更早些年的款式。做好之后这么多年一直都被凶手秘密收藏着，直到两周之前第一次作案才拿出来用。”
“他干吗要等这么久？”
“不知道，不过这大概能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旗袍上找不到任何线索。它们实在太古老了。八十年代初旗袍还没时兴回来呢，更别说批量生产了。这些旗袍估计都是一个裁缝做的，他也许已经退休了，也许回乡下老家了，也许都已经过世了。”
“对，佩琴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如果这些旗袍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制作的，我打赌那个时代肯定没人会穿。佩琴说她只记得王光美穿过，还只是从照片上看到的，好像在受批斗。”于光明说道。
“那时候旗袍就像是一种罪证。局里还有什么其他看法吗？”陈超问道。
“老廖坚持从物证入手。小周的看法我跟你说了没有？他觉得这案子是冲着满族人去的，到现在他还在局里宣传他这没头没脑的理论呢。”
“这说法太扯淡了。我们要抓住那些主要矛盾。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女子身穿名贵旗袍却赤着脚这事儿就说不通。这种情况对于凶手来说可能是他变态杀人仪式的一部分。”
“可是无论我们现在谈论的是什么矛盾，我都不认为第一位受害者是老廖所说的那种三陪女。”于光明说道。
“老廖觉得红色旗袍和皮肉生意有什么关系吗？”
“按照老廖的理论，也许凶手是因为曾遭身穿旗袍的三陪小姐抛弃，才起了杀人动机。所以凶手才会给每一位受害者都穿上这样的旗袍，以宣泄不满。”
“可这无法解释这些旗袍精细的做工和古老的款式啊，我觉得三陪小姐穿不起这样的旗袍。而且既然凶手费劲巴力地准备那些旗袍，说明他并没把受害者纯粹看做泄愤对象。”
“那队长你对这些旗袍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这些旗袍也许是某种心理仪式或者性幻想的一部分，对凶手来说可能有着特殊意义。”
“如果他是个疯子，我们怎么能知道这些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老廖手里掌握的物证可能会帮到我们。不过既然他是个连环杀手，那我们还是要掌握他的心理档案。”陈超说道。
“我向李书记提起过你翻译了一些心理惊悚小说，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于光明一脸无奈。
“在他心目中连环杀人案只可能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陈超笑道。
“我也读了一些侦探小说，不过没有系统研究过这些。我不知道心理学能给破案带来多大帮助。”
“在西方国家，心理分析法是常见的办案手段。有精神问题的人多少都会有些病历什么的。医生们可以给嫌犯作出心理评估。警察也可以接受相关培训。我上大学的时候从来没学过心理学，只是为了完成论文才读了几本心理分析的书。至于侦探小说里那些玩意儿你大可不必当真。”
“还是给我讲讲小说里那些心理学应用吧，就像老廖所说的，这样没准儿能缩小调查范围呢！”于光明显得很好奇。
“呃，我想想啊。咱们把这些东西结合红色旗袍案分析一下。”说着，陈超清了清嗓子。
“属下洗耳恭听！”
“你看，第二名受害者的情况就符合侦探小说中的某些描述。像本案中这种针对特定目标的杀手通常都有强迫倾向。他应该有着深刻的意淫情结。这是一种精神疾病，但并非妄想症。他不由自主地要消灭所有他认为低劣和卑微的人，三陪小姐也许就属于他要消灭的人。他这么做也许是想要摧毁色情业，所选择的作案对象也都是脆弱而易受攻击的。要是能抓住凶手，我估计他应该会跟老廖掌握的那些物证相吻合。”
“那就是说，估计老廖已经查出点眉目了。”于光明点了点头说。
这时服务员端来一盘点心。陈超点了一份柠檬派，而于光明点的是一份熏肉蒸包。这家店，至少在点心这方面还算是中西合璧。
“所以，不管你信不信，那些侦探小说里的变态杀手常常都是些阳痿者。他们享受的不是生理上的高潮，而是精神上的。所以法医未必能从受害者身上检出精液痕迹。”陈超说道。
“没错，技术科的同事也排除了凶手使用安全套的可能，因为受害人体内没有安全套润滑粉的痕迹。所以说，起码到现在为止，凶手符合刚才你所说的特征。两个受害者都被脱过衣服，但并非被赤身抛尸，似乎也没被强奸。很可能就是那样的疯子。”于光明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以前翻译过一本书中说，通常这种人小时候受过性虐待。他们的童年是扭曲的，长大之后也很可能患有阳痿。”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对其一生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多数案例中，这一类变态杀手都曾经历过某些性虐待，而这些经历影响了他们的行为举止。”
“可这对咱们破案有什么帮助呢？谁愿意谈及小时候被性虐待的事？承认这种事，比遭受性虐待本身更让人痛苦。人可都是要面子的。”
“是的，人们都忌讳这种事，因为实在太丢脸了。”陈超说道，他不知西方心理学体系中有没有丢脸这个概念，“国外这些年渐渐开始流行讲述自己童年的悲惨经历。可在中国这还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上海这个地方，很多家庭祖孙三代挤在同一个屋檐下，目睹父母性行为之类的事情也会在孩子们心中留下阴影。又有谁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呢。”
“哎，这让我想起我以前一位邻居的事。那个小伙子结婚之后却不能圆房，因为他家床铺总是吱呀作响。他父母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里，中间只有一层竹帘隔着，这边任何风吹草动父母那边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小伙子小时候就听见过父母亲热时床铺吱吱呀呀摇晃的声音，只是没告诉过别人。不过人家可没变成杀手，这么住了两三年之后，他和妻子有了单独的房间，问题才解决了。”于光明笑道。
“但如果他去看看心理医生的话，可能不用等上两三年呢。”
“呃……起码我认识那家伙啊，所以我对他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有一点了解。咱们对本案凶手可是一无所知啊。”
“但咱们知道他杀人和抛尸时基本遵循同一个模式。只要他不被捉拿归案，就还会继续那么干。”
“那我们怎么利用这一点呢？”于光明问道。
“如果我们不知道他如何挑选作案对象，那么至少可以假定，他很可能到另一处公共场所再次抛尸，很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所以那就是我们需要加强巡逻的时间和地点。”陈超说道。
“可像上海这么大的城市，不可能在所有嫌疑区域都派上人手啊。”
“我们人手不够，可那些居委会有大把人手啊。不光是那些退休工人，现如今闲人可多了去了。咱们可以采取奖励手段，每人发十五块钱，只需蹲守周四一个晚上。让他们持续巡逻，盘查所有嫌疑车辆，特别是男人开车载着一个不省人事的女人，准备在公共场合停车，或者已经停下的那种。”
“嗯，可以这么干。我回去跟老廖商量一下。这老小子可能跟你脾气不对付。不过只要是有道理的建议，他还是能听得进去的。”
“我暂时先不掺和了，”陈超把杯中的咖啡喝光，说道，“我得把论文写完，之前都跟卞教授保证过了。”
十
此刻，于光明正独自坐在办公室里。眼下的局面实在让人摸不着头绪。他自己也承认，现在几乎没有任何破案的希望。更有甚者，也许接下来这三天就会出现第三名受害者，而他作为警察却无能为力。
从清晨开始，他就被各种调查报告和领导的命令搞得焦头烂额。电话铃如老电影里的葬礼钟声般响个不停。昨夜几乎未眠，一早又因为与北京的法医专家一起召开电话会议而错过了早餐，于光明身上正冒着虚汗。与组里其他干警一样，这个上午他感觉疲惫不堪，只能靠一杯又一杯浓茶勉强支持。
廖国昌看起来很失落，不再提及死者资料和调查车库的事。他提出的调查风月场所的建议也被李书记否决了。在这个城市里，色情业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愿意明说而已，更何况还牵涉到如此敏感的连环杀人案。
至于陈超的那番精神分析理论，于光明根本就没在局里提起。在他看来，没有谁会把这当回事的。通常观点认为，心理分析只有在抓获凶手之后才有意义。不过，他还是建议，借助居委会组织的力量加强星期四夜间的治安巡逻。这一次，李书记很痛快地答应了。
于光明决定再冲杯茶。正当他往杯子里倒茶叶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你好，我想找一下于光明警官。”电话那头的声音并不熟悉，听起来像是一位中年妇女。
“我就是，您有什么事吗？”
“您好，于警官。我叫雅琴，是田陌的同事。您那天来过我们宾馆吧，我看见你和前台经理谈话了。”
“是的。”于光明答道。
“那个……你们征集田陌死亡线索的悬赏还作数不？”这位叫雅琴的妇女显得有些紧张。
“当然，如果能帮助我们破案，奖励人民币两千元。”
“哦，好。田陌有个男朋友，几个月前认识的。那人每次从美国回来都住我们宾馆，算是个常客了。”
“听起来有点意思，你能说详细点儿吗？”于光明顿时来精神了。
“那人姓翁，看起来并不是那种大款，否则也不会住我们这种店。不过他应该有点钱，至少够他每次都住上几个月的。他有美国绿卡，就凭这点好多上海姑娘都愿意跟他。不过只有田陌和他合得来，有人看见过他俩手挽手一起出去吃饭呢。”
“你亲眼看见过他俩出双入对吗？”
“我倒是没见过，不过有一天下午，天挺晚的了，我瞟见田陌溜进姓翁的房间里。那天下午可不是她值班。”雅琴想了想，补充道，“对于姑娘们来说，这个姓翁的算是个实惠之选了。他比田陌年长十多岁，可他能给她办到美国去呢。”
“你发现过这个翁先生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于光明问道。
“呃，我不确定。他家人都还在上海，可是他却要住在我们店里。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谁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钱都是哪儿来的。虽然我们宾馆档次不高，可一次住三四个月也不少钱呢！”
“那天我去的时候，你们经理没说起这个姓翁的，也没说起这人和田陌之间的关系。”
“他可能不知道吧，要么就是不想多说。田陌死后，店里生意很受影响，经理可能不想再因为这事儿惹闲话了吧。”雅琴说道。
“那个翁先生这会儿在宾馆吗？”
“他今天上午刚从美国回来，从那之后还没出过房间呢。”
“好，那我马上就到。如果他要出门，请让他暂时留在宾馆里。”于光明说道，“你确定他前两周都在美国吗？”
“田陌死的时候他不在。不过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他在哪儿。他是今天上午拖着行李到的。”
“你能查查他的护照吗？特别是他最后一次入境记录。”
“那简单，他把护照寄存在前台这边的保险箱里了，我替你查查。不过我可不想让人看见警察来找我。”
“没问题，我理解，我穿便装去。一会儿见。”说完，于光明挂断了电话。
四十五分钟后，于光明走进了海鸥宾馆。他穿着妻子买给他的灰色夹克，似乎没人认出他。不一会儿他见到了雅琴。这是一位四十五六岁的矮个子妇女，梳了一个旧式的发髻。她塞给于光明一张护照复印件，上面清楚地表明，这位翁先生在田陌被害那天从广州出境，直到今天上午才重新入境。这个人几乎没有做下第一起案子的时间。至于第二起案子发生的时候，他压根儿就不在国内。
“谢谢。翁先生还在房间里吗？”于光明问道。
“307房。”雅琴低声答道。
“我一会儿给你打电话，这样回头我们可以去外面谈。”于光明也压低了声音。
雅琴点了点头，转身去倒烟灰缸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于光明走进老旧不堪的电梯，晃晃悠悠来到三楼。走过狭窄的过道，他在307房间门前站定，敲了敲门。
吱嘎一声，门开了。房间里的男人看起来也就四十出头，蓬头垢面，一双充血的眼睛略显肿胀。于光明知道这就是翁先生。与护照那张照片上英气勃发的样子相比，眼前这个家伙显得憔悴至极。估计他从住进来到现在还没换过衣服，皱得不成样子的外套包裹着矮胖的身躯，活像一个装满杂物的编织袋。
于光明掏出警官证，开门见山地说道：“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翁先生，说说你和田陌的关系吧。”
“你们动作挺快啊，于警官。我今天上午才刚回来，你这会儿就已经把我当做嫌犯了。”
“不，你误会了。你可能也知道，你在国外的那段时间里，国内这边又发现一个受害人。所以你不必担心自己被当做嫌犯。不过您提供的信息将有助于我们破案，你也想给田陌报仇，不是吗？”于光明试图安抚这位翁先生的情绪。
“好吧，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翁先生一边说一边将于光明让进屋里，“我该从何说起？”
“就从你们怎么认识的开始吧……哦，不，从一开始吧，从你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