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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先生。我以前是个模特儿，可是青春饭吃不了几年……”
这时碧玉回到了包间，盯着那个卖爆米花的姑娘，仿佛看见了外星人。那姑娘慌慌张张地离开了。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碧玉说道，“我能再点一杯果汁吗？”
果汁很快就被端进包间，另外又送来一个果盘。可能是这家夜总会的规矩吧。侍者甚至都没征求他的同意，就放下这些东西离开了。
这让陈超有点犯难。虽然他并不打算享受碧玉之前所说的那“巫山云雨”般的特殊服务，但类似小费之类的开销也越来越高了。
碧玉剥了一个橘子递给他。他没接，而是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了包间。他来到卫生间，走进一个隔间，关上门，拿出钱包数了数，发现里面还剩九百元钱，应该够今晚的开销了。但他并不想立刻回包间去，他需要整理思路。在包间看着碧玉和那些侍者们进进出出，是很难集中精神的。
隔间门上一个小窗忽然被打开，伸进来一只手，递来一条热毛巾。也许是所谓的卫生间服务吧。陈超感到很厌恶，便开门走出了隔间。离开卫生间之前，他往洗手池边的一个白碗里丢了一把零钱。
当他重新坐到包间的沙发上时，碧玉靠上前来用她那纤纤玉手喂给他一瓣橘子。包间里灯光昏暗，弥漫着一股暧昧的气息。
“今晚你打算去哪儿？”碧玉柔声说道，“天不早了。外面烟雨蒙蒙的，路也滑，别走了吧。真的，街上这会儿哪儿还有人啊。”
这番话让陈超想起一首描写昏君的宋词。
看眼前的男人没答话，碧玉抓起他的手，放到了自己光滑的大腿上。
“对不起，碧玉，我得走了，”陈超说道，“我埋单吧。今晚能和你在一起我很开心。”
“如果你一定要走的话，怎么着也得给我点儿小费吧。”
陈超递给她三张百元钞票之后，碧玉让侍者进包间结账。
可看了一眼账单陈超就愣住了。一杯果汁要一百块钱，碧玉点了两杯；他自己要的那壶茶价格是一百二十块；两个果盘，每个一百五十块；桌上的四盘干果也都要照价付钱，八十块一盘，还有百分之二十的服务费……单子上，各种项目加起来共要一千三百块。
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敲诈，可他却又不能亮出警官的身份。如果他那样做了，今晚倒是好说，以后就要为这一夜的“风流韵事”付出更高昂的代价了。
“怎么了？”碧玉问道。
“对不起，碧玉，我钱不够了。”陈超尴尬一笑。
“呃……你手上还剩多少？”
“之前是九百块，现在就剩六百块了。”
“没事，别担心。你要是真没带够钱的话他们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碧玉在陈超耳边轻声说道，“不过你得跟他们说你就给了我一百块钱小费。”
看来这就是她为什么先要小费的原因了。陈超心想，这姑娘果然很有经验。这时一个大块头男人走进了包间。
“这是我们张经理。”碧玉介绍道。
“对不起，张经理，这是我第一次来这种地方玩，身上没带够钱。”陈超把钱包里的钞票都码在了桌子上。
“你有多少？”桌上的钱那位张经理看都没看一眼。
“六百，”陈超说道，“下个礼拜给你再送七百来。我保证。”
“他给你小费了吗？”张经理问碧玉。
“给了，就给了一百，”碧玉说道，“他就玩了两三个小时，其间我还去陪了陪熊叔。”
“有卡吗？”张经理又转向陈超，问道。
“什么卡？”
“信用卡。”
“没有。”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张经理看了一眼桌上的钱，随手拿起两张百元钞票，把剩下的推给了陈超。
“第一次来玩嘛，那些果盘啊干果啊算是我们店里请客了。这外面天怪冷的，我总得给大哥你留点儿钱打车吧。”张经理说道。
这前后反差也太大了。难道是为了揽回头客？陈超感到自己很幸运。
“那真谢谢你了，张经理。”
“不客气，我也见识过不少人了，我觉得你不是一般人。风水轮流转，没准将来哪天咱们还能打交道。”
张经理一路送陈超走到电梯。门一打开，走出一个醉醺醺的客人。伴着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陈超看到一大群姑娘争先恐后地迎了上去。碧玉也在其中。
而她却根本没往他这里瞧一眼。
“下次再来啊，大哥。你到那边那个路口就能打着车。”张经理挥手告别。
走出夜总会，陈超却并没有去打车。
已经接近凌晨四点了。他此刻想到一句词“到底是良宵常短梦常空”。他也说不清自己刚才在夜总会里的经历能否算是“良宵”，但起码时间消磨得很快。
寒夜将尽。刚才在包间里想到的思路，此刻似乎被阵阵冷风吹得七零八落。其实有的想法还是显得牵强了些。
不过陈超决定从当年梅老师儿子卖掉老洋房这件事入手，去调查一下他的背景。作为明府老洋房的继承者，他卖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留下签名之类的个人身份信息。
已经是星期四了，不能再在错误的方向上浪费时间了。
只是此刻陈超还在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天气很冷，他不得不加快脚步。霓虹灯大多已经熄灭，整条衡山路呈现出一副前所未见的奇异景象。
就这么茫然地走了一阵，陈超发现自己又来到了老洋房饭店跟前。一阵风吹过，惊起房顶一群鸟。这一幕与洋房在黑暗中的剪影呼应，一丝孤独萧索的气息油然而生。
他不由得想到了苏轼的那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为盼盼，因作此词》：
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
燕子楼空，佳人何在？
空锁楼中燕。
古今如梦，何曾梦觉？
但有旧欢新怨。
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这是一首悲伤的词。燕子楼因唐代名妓关盼盼而闻名。她曾嫁给一位文武双全的将军为妾，丈夫死后，她就到燕子楼上闭门守节，直到死去。宋代苏轼游燕子楼时专门写下了这首词。
陈超脑中浮现出梅老师当年在明府豪宅后花园中的样子。她身穿精致的旗袍，牵着儿子的手，多么美好的画面啊……
不知不觉间，陈超来到了农贸市场。晨星暗淡，不时有枯叶从树上飘落，掉在地上沙沙作响，仿佛远古巫师占卜用的竹简被火焰烧灼的声音，给人一种不祥的预感。
市场里没什么人，门口却颇有秩序地摆着一排篮子，有竹制的、藤编的、塑料的，大小各不相同。这应该是赶早市买黄花鱼的家庭主妇们排队的方法吧。
这一情景让陈超感到有些似曾相识。他在风中费力地点燃了一支香烟。
砰、砰、砰……不远处忽然传来敲东西的声音。他抬头望去，看到有人正拿着锤子敲打着冻成一坨的黄花鱼。对方也发现了陈超，转过头来看了一眼。那人脖子很短，脑袋藏在棉大衣高高的衣领里，看上去很是奇怪。谁在清晨看到这样一个怪异的人都会被吓一跳。
陈超觉得自己的精神状态还是不太好。
一群中年妇女慢慢聚拢到市场门口，拎起那些摆放整齐的篮子，排队等待购买黄花鱼。这市场开始渐渐醒来了。
随着一阵铃声响起，市场正式开门营业。小贩们从四面八方冒了出来。有的人推着小车，有的人站在租来的柜台后面，有的人干脆把货品摆在地上。
这时，陈超看到一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走进了市场。
二十六
那位戴着红袖标的老人一会儿看看蔬菜，一会儿看看鱼虾，手上却并没有提篮子。看来他一定是老片警范德宗了。
其实不久之前陈超刚见到过类似的情景，于光明的父亲老于头经常在另外一个市场巡查。只是范德宗肩负着不同的职责。在这个人人向钱看的时代，小商小贩随处可见，但是有些小贩会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如今他们坑人的方法已经不仅仅限于注水肉之类，而是转向染色剂、地沟油等更“高明”的手段。这些行为会危害消费者健康，这位老范的职责就是监督并制止这些丧良心的行为。
这会儿他正在一个卖虾小贩的摊位前检查着。陈超走上前去，礼貌地问道：
“您是范叔吧？”
“没错，你是？”
“能跟您单独谈谈吗？”陈超掏出名片递了过去，“有很重要的事情。”
“好吧。”范德宗转身对小贩说道，“你，下不为例啊！”
“咱们去那边喝壶茶吧，”陈超指着黄花鱼摊点旁边的小吃店，“咱们可以坐下聊聊。”
“那家不卖茶水。不过我倒是可以让他们帮忙沏一壶。”范德宗说道，“叫我老范同志吧，我喜欢这个称呼。每次别人这么叫我，都能让我回想起当年那万众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岁月啊。”
“好的，老范同志。”陈超心想“同志”这个词在港台年轻人中都成了同性恋的代名词了，也许眼前这位老人不知道这个词现在有了那么一层意思吧。语言总是随着人们意识的演变而不断发展的。
小吃店门口贴着一副对联。上联是“早餐午餐晚餐，餐餐如此”，下联是“去年今年明年，年年相同”，横批是“吃才是真”。
陈超盘算着，自己兜里剩下的钱应该足够在这里请老范吃顿早餐了。服务员端来一壶茶，顺便向他们推荐了店里的特色早餐——羊肉泡馍。
“老范同志，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陈超端起茶杯。
“俗话说无事不登三宝殿。我知道陈队长你也挺忙的。今天来找我这个老头子，想必不是为了请我吃顿羊肉泡馍吧。”
“是的，我想请教您几件事。听居委会同志说只有您能帮我。”
“是吗，那你说说看。”
“我们最近在调查一起凶杀案。梅老师曾经住在这附近吧？我想问问关于她的事。她当时是明家的儿媳妇，而您那时是这附近的片警。”
“梅老师？哦，是的。不过她早就去世了啊。她跟你们的调查的案子能有什么关系呢？”
“目前我只能说，她的资料也许会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哦。我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前两三年调到这个社区当片警的。当时你多大，还在上小学吧？”
“没错。”陈超点了点头。
“如今片警可能算不了什么，”老范往汤碗里掰着馍，“可在那个阶级斗争的时代，片警身上担负的责任可不轻啊。任何人都可能是妄图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敌人，特别是在这种地方。附近很多住户出身都有‘问题’。建国以后，好多这样的家庭都因为他们历史上跟国民党的瓜葛被赶出自己的家，取而代之住进去的是一些工人家庭。然而有些家庭跟新政权和旧政权都有联系，所以保住了自己的房产。明家就是这样的。”
“明家是个什么情况呢？”
“明家老爷子曾经在四十年代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的统治，于是在建国后被划成了‘爱国民主人士’，家产也没被充公。他儿子在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娶了同在学院教小提琴的梅老师为妻。夫妻俩生了个儿子，好像叫小真还是什么的。一家人生活在那所大房子里，日子过得很不错。周围的穷邻居们对明家很有意见，作为片警我得特别注意明家才行。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明家老爷子心脏病发作去世了，免了被批斗。梅老师三口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她丈夫被当成英国间谍隔离审查了，因为他偷偷听英文广播。他们家的房子也被别人强占了，梅老师孤儿寡母的只能被迫住到了从前用人住的阁楼上。”
“没人帮梅老师母子说话吗？都眼睁睁看着？”陈超问道。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问题非常荒谬。‘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他们一家人也是被造反派们从三室一厅的公寓里赶了出去。
“你忘了毛主席那句话吗？‘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在那些造反派看来，革命就是从富人那里抢东西。”
“是的。我记得。当年红卫兵们也洗劫了我家。不好意思打断您了，请您继续说吧。”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明府围墙上不知怎么被人写上了一串反革命标语。其实那‘标语’是两个词组成的，一个词是‘打倒’，一个词是‘毛主席’。很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孩子在不同时间写上去的。因为是写在明府围墙上的，人们怀疑的对象就很容易地落到了住在那个大宅子里的人身上。由于那时的阶级斗争观念，怀疑的焦点最终落到了梅老师母子，特别是她儿子身上。没人能证明是他干的，但是也没人能证明不是他干的。于是居委会和驻音乐学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以隔离审查的名义把那个小男孩儿单独关进了小黑屋。当时这被认为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最好办法。事实上当初梅老师的丈夫就是被隔离审查了一个星期之后，上吊自杀的。梅老师很怕儿子也会步丈夫的后尘，到处求人。她甚至来求过我，可我也无能为力啊。那时候派出所基本都被造反派把持着，我一个小片警又能怎么办？结果你猜怎么着，有一天下午她儿子突然就被释放了，据说是没查到他写那些反革命标语的证据。还有就是他在隔离审查的时候发了高烧，当值的守卫不想担责任。于是他就回家了。据说他刚一推开家门像见了鬼一样转身就跑，接着梅老师光着身子就追出来了，结果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当场摔死了。那孩子也不知道听没听见他妈妈摔下楼梯，反正就是像疯了一样一直跑，不回头。一直跑回他被关的那个小黑屋。”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老范停下来喝了一口茶水。
“太奇怪了，”陈超说道，“那天下午发生的事，你问过明府内外的住户吗？”
“当然问了，我找了好几个人了解情况呢，”老范说道，“特别是住在旁边房子里的老张，那天下午他刚好下夜班在家睡觉呢。他听见一声尖叫之后就跑出去了，看到梅老师光着身子，一边跑一边叫儿子的名字。老张没看到梅老师的儿子，还以为她做噩梦吓着了。他本想去拦住梅老师问个究竟，可心里又害怕。因为如果让他那个新婚不久的母老虎老婆看见他和一个裸体女人在一起，他肯定没好果子吃。所以老张最后还是没敢出门。直到几个小时之后人们才发现梅老师已经摔死了。她儿子连着病了一个星期，高烧不退。后来有些好心邻居送他去了医院。那孩子出院之后才知道自己的母亲已经死了。他那时候还挺小的，很难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是他什么都没问，估计是知道问了也没用。”
“当时居委会和派出所对梅老师的死展开调查了吗？”陈超插话道。
“没有，当时像梅老师这样出身不好的女人死了是没人过问的。居委会的结论就是意外死亡。我试着跟梅老师的儿子交流，可他什么也不肯说。”
说到这里，老范叹了口气，把最后一块馍丢进碗里，搓了搓手。
老范的描述让陈超对梅老师的死亡过程有了更详细的了解，但其中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新线索。
陈超感觉到老范的话里有所保留。像他这样的老警察，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陈超这样的小字辈们拿他们是没什么办法的。
当初老范是不是也在暗恋梅老师呢？陈超并未立刻下结论。他很快掰好了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