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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歌厅经理说，事发之前两个晚上汤秀眉都没来上班。至于她究竟去干什么了，歌厅就管不着了。经理和其他小姐们的描述，排除了死者在歌厅遇到凶手的可能性。
警方对汤秀眉常客的调查也是无功而返。经常点她陪唱的几位顾客，那晚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而她陪过的其他人都没留下任何联系方式。
于光明联系了死者以前居住社区的居委会。接电话的是刘云飞主任，也是汤秀眉同楼的邻居。
“对那样的丫头我还能说啥？从头到脚都散发着铜臭味。她有句口头禅‘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所以她就去歌厅混了呗，指望能傍个大款什么的。”刘主任不屑地说。
“最近几天您发现她有什么可疑之处吗？”于光明问道。
“她基本不跟邻居们打交道。就算她自己不害臊，我们也都为她臊得慌啊。”
“邻居们周四那天发现她有啥不对吗？”
“哦，和她住一层的熊婶说，那天那丫头走得挺早的，大概下午三点钟就出门了。一般她晚饭前是不出门的，那是她的习惯。当然，我们怎么搞得清她啥时候出去卖啊，您说是吧。”刘主任说道。
“那就是说她平时白天一整天都待在家里？”
“也不一定，她可能也去干些别的事。不过如果是去歌厅上班，肯定打扮得花枝招展才出门呢，又是丝袜又是高跟鞋什么的。所以我们都看得出来。”
“能麻烦您写一份书面材料给我吗？”于光明说道，“内容包括您和其他邻居所知的，关于这个汤秀眉的。”
随后于光明又给汤秀眉的邻居和同事们打了好几个电话，可忙了一个多小时也没问出啥新鲜东西。那些人告诉他的也还是刘主任之前说的那些。
没过多久，刘主任传真发来一份三页纸的书面材料。篇幅虽然很短，但细节还算详细。
汤秀眉的母亲在她很小时就去世了，后来，父亲又下岗了，她高中没毕业就去当了歌厅小姐。他父亲没脸继续住在弄堂里，就搬回苏北老家去了。从那之后她独自居住，偶尔带男人回来。居委会对此了如指掌，但毕竟时代变了，居委会干部们也不方便直接干涉。好在多数嫖客都愿意去酒店开房，因此弄堂里还稍微能消停些。
她家里没有电话，她也没有手机，这两样东西对她来说实在太奢侈，偶尔她会用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不过她有个汉显的呼机，所以传呼就是她平时的主要联系方式。
于光明找到传呼台了解情况，对方很快答复了。星期四晚上并没有人呼过汤秀眉。
他刚读完这些材料就接到局领导的通知，要他去参加紧急会议。
“看看！报纸头版头条！‘城市陷入危机’！”说这话的是李书记，此刻他面色铁青，几乎是在叫喊，“咱们公安局都成笑柄了！”
于光明和廖国昌都没做声。报纸上这个头条可能有些夸大其词，不过局里现在倒是真的有些危机了。
“第三个！外滩！”李书记继续嚷着，“你们到底查到线索没？”
于廖二人都在闷头吸烟，整个办公室烟雾弥漫。站在一旁的晓红看上去脸色不太好，一手捂着鼻子，生怕被烟气呛到。
这时廖国昌开了腔：“调查得换个方向了。三名死者中有两名从事色情行业，第二、三名死者工作地点一个是饭店一个是歌厅，都很容易被人约出去。这些女孩儿的家人一般不知道她们的所作所为，所以关于她们失踪的线索很难查到。何况如果这种女孩儿跟客人出台，都会找个隐蔽所在。估计直到最后她才会发现自己处境不妙。”
“那田陌的情况又怎么解释呢？”于光明问道。
“她在宾馆工作，也很容易被人约出去啊，事实上她那个男朋友不也是那么约她出去的吗。这就是我说要改变调查方向的原因。”廖国昌说道。
“你的理由是什么？”李书记问道。
“凶手的行为本身就是证据。他讨厌那种女孩儿。或许他曾经因为风尘女子吃过亏，比如染上过性病什么的。所以他要报复。这可以解释他为什么脱光死者的衣服却不和她们发生性关系。”
“那红旗袍又怎么解释？”李书记又问。
“可能当时让他得性病的女子就是这么打扮的吧。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象征。”廖国昌答道。
“也许还有别的可能吧？也许是他爱上了一个女人，那女人却离他而去。在他眼里这样的女人跟婊子也差不多吧。”于光明说道。
“不过廖队长的说法可以解释凶手对抛尸地点的选择啊，”晓红插话道，“他意思是抗议如今盛行的色情业吧。他的抨击对象不仅是风尘女子，估计还有默许纵容这一切的政府部门呢。”
“晓红！别把政府扯进来！”李书记似乎对晓红的话感到不悦，“别管凶手到底是为了啥杀人，他肯定还会接着干的。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如何阻止他。”
众人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再找个目标对凶手来说易如反掌，而彻底取缔这一行业又不现实，办公室里几个人都深知这一点。
“我建议从医院查起，”这回又是廖国昌首先打破了沉默，“医院里总有性病患者的病历吧。”
“那得查多久？没准你还没查完他就又杀一个。廖队长，我们可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说，就算你的方向是正确的，难道凶手就不能找那些小诊所秘密治疗吗？”李书记表示质疑。
“大多数性变态杀手都是阳痿患者，”于光明说道，“按照陈队长的说法，这些杀手都是通过杀人获取精神快感。所以说‘凶手得过性病’的说法可能站不住脚。”
“廖队这总算是个思路吧，”晓红的态度很坚决，“三名死者之中有两名涉足色情业，这起码是个线索。通常情况下，特定类型的受害者在凶手的性幻想中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别管他是被风尘女子伤过也好，没伤过也罢，至少证明他对她们怀恨在心。”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干？”李书记问晓红。
“我的看法是基于廖队的判断。如果凶手还要杀人，那目标估计还是风尘女子，咱们不妨设个诱饵引他上钩。”
“这城里歌厅夜总会饭店什么的多了去了，咱们怎么能知道他下一次在哪儿下手？”于光明问道。
“我觉得他不会重复自己之前的行动。”晓红看上去胸有成竹。
“说说看。”李书记似乎颇有兴趣。
“除了田陌之外，其他两名死者一个是陪酒的一个是陪唱的。按理说接下来他的目标应该就是陪跳舞的了。人嘛，都有思维定式。估计凶手就是游走于这个城市的风月场所，随机寻找目标。就像刚才说的，那些女人很容易被约出来。何况这凶手挺怪的，既然红旗袍是一种象征的话，那么陪吃陪唱陪跳舞的三陪职业估计也是一种象征了。所以说他下一个目标很可能是个陪舞小姐，这样才算完满。”
“你这样引他上钩跟守株待兔有啥区别，”于光明说道，“再说这凶手可比兔子危险多了。我之前也和陈超谈过，他觉得这样的疯子可啥事儿都干得出来。”
“可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晓红态度颇有些强硬地反驳道，“还有你们那陈大探长，他有啥好招儿没？”
“咱们局里可供不起陈大探长那尊真神啊。”廖国昌也借机讥讽道。
于光明被这二人的一唱一和戗得一时语塞，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看起来没人再提什么反对意见，大概也没什么更好的办法了。李书记批准了这个方案。于是晓红打算下午找个舞厅去卧底。
散会之后，于光明觉得自己有必要马上联系一下陈超。报纸上都说“城市陷入危机”了，他不信陈超还有心情埋头苦读圣贤书。
提起电话听筒，他已经想到如何调动陈超的兴趣了。
“头儿，咱俩得谈谈。一会儿外滩公园见吧。”
“外滩公园？”陈超显得有些蒙。
“今天早晨在外滩又发现一具穿着红旗袍的女尸，靠近太极角。”
“你说什么，外滩？第三具尸体是在外滩发现的？”陈超明显提高了音量。
“报纸上都登了啊。估计这会儿都有读者写信给报社问‘咱们的神探去哪儿了？’”
“别说了老于，我马上到！”
十四
二十分钟后，于光明再次来到外滩。
四下打量了一圈后，他选了一张面向公园的绿色长椅坐了下来。从这里他可以清楚地俯视案发现场的灌木丛，周围依然有很多人在围观。那处灌木丛看上去就像发现田陌尸体的那处花坛，也许是巧合吧。他不相信凶手会按照这样的标准选择弃尸地点。
中山路附近是交通要道，所以说封锁现场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场被黄色隔离带围起来，肯定会吸引更多的围观群众。事实上封锁也没什么价值，因为现场早就被破坏了。
没过多久，于光明就看到远处陈超穿过人群走上台阶。陈超个子很高，穿着风衣夹着皮包在人群中很显眼，一副镶边茶色眼镜，显得他天庭更加饱满。穿成这样估计是不想让别人认出他吧，毕竟案发现场还聚集着一些记者。直到走上平台来陈超才摘下眼镜，这时他看到坐在不远处长椅上的于光明，便走了过去，坐在旁边。
“你对这次的案发现场怎么看？”于光明问道。
“凶手这么干明显是在挑衅啊。有线索了吗？”陈超答道。
“没。跟之前那两处一样，现场早被破坏了，提取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死者身上没有被性侵犯的痕迹？”
“没，至少我没发现。不过她也是穿了一件红旗袍，没穿内衣。”
“死者身份查清了吗？”
“这一次查死者身份倒是蛮快的。歌厅里的陪唱小姐。”于光明觉得自己不必说得太多。
“又是个风尘女子啊。”
“是的，老廖打算朝这个方向调查。他觉得自己分析出凶手的动机了。在他看来，凶手一定是对风尘女子恨之入骨。这一点倒是有些符合你认为凶手有精神疾病和红旗袍意义的分析。”
“红旗袍肯定有特殊含义，这点毫无疑问。对受害者心理的分析，或者说对受害者与凶手之间关系的分析也是有价值的。但是第一个受害者田陌并不符合后面两名死者的特征。”
“这一点我也提过了。”
“我暂时也想不明白，”说着，陈超站起身来，看了一眼不远处案发现场的树丛，“明知这里通宵都车流不息，还敢冒险把尸体扔在这儿，这家伙也太从容了。”
“我想他太过自负了。这么做是为了表达他对警方的蔑视和羞辱吧。就像你说过的，连环杀手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犯罪方式，比如把尸体扔在公共场所什么的。疯子嘛，干的肯定都是疯事儿。”
“老于，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凶手这么做不是因为自负，而是出于绝望。”陈超若有所思地说道。
“什么意思？”
“他也许得了一种绝症。这样的人为了结束自己痛苦，啥事儿都干得出来。算是一种死亡冲动吧。”陈超似乎不想再解释这些了，于是他问道，“你现在打算怎么干？”
“晓红打算装成舞女去卧底。”
“如果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那这么做应该是个好主意。但只差一个星期不一定能查出什么。这取决于她所处的环境。另外，卧底也是有风险的。”
“是啊，我也这么说。可是这小警花有点年轻气盛啊。”
“如果她坚持要去卧底，那就向局里申请，在暗处保护她。随时与她保持联系。”
“我会跟老廖说的。”
“还有，她去卧底的事要严格保密。”
“对局里人也保密吗？”
“对你那些手下不用，但对旁人一定要严格保密。没准儿凶手很有背景呢，”陈超皱了皱眉，“你就拿他昨晚选在外滩抛尸来看，他可能已经听说了让居委会参与巡逻的事儿。外滩这边恰好是此类巡逻覆盖不到的地方。中山路附近多是政府大楼和商业建筑，附近没有什么社区和居委会，而仅靠民警巡逻很难完全覆盖这一带。”
“也许只是巧合呢？”
“也许李书记这次蒙到点子上了，凶手这次选在外滩抛尸，的确会引起一些政治反响。不过我怀疑他的目的更像是在号召人们抵制三陪小姐。当然，他这是一种奇怪的暗示，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对我们来说或许是线索，就像精神病患者的症状之于精神分析师一样。正巧，我的文学论文里也采用了类似的手法。”陈超说道。
“是吗！那你的论文肯定挺有意思的。可是，本案的矛盾又在哪儿呢？”
“说来话长，从我的论文开始给你讲起吧，”陈超说道，“我读了不少古典爱情故事。可故事中有些前后矛盾的叙述，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想到，红旗袍杀人案里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
“别卖关子，快说快说！”于光明显得很急切，在这方面，他和他那个书卷气十足的上司陈超简直是一副德行。手头这个案子都有三个受害者了，他们的陈大探长居然在这儿谈论起学术问题来了。
“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有的患者也许会被他自己都理解不了的问题或者矛盾困扰，而精神分析师需要帮助他们找出潜意识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所在。我试着分析过本案中的矛盾，特别是红色旗袍的问题。于是，我列了个表。”
“之前我列了个表，这会儿你也列了个表。”于光明笑道。
陈超却自顾自地继续说着：“首先是高档旗袍和死者淫秽姿态之间的矛盾。”
“刚才开会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也许凶犯曾经被穿这种旗袍的女子伤害过，按照老廖的说法，可能还是个风尘女子。”
“那就会引出一个他那种理论解释不了的矛盾了。死者身上旗袍的款式，对于三陪小姐来说实在是太保守、太古老了。按沈文昌老先生的说法，死者身上的旗袍至少是十多年前制作的，款式则是更早时候的。当时可没有色情业，更没有三陪小姐。”陈超说道。
“是啊，那时候是没有啊。”于光明点了点头。
“再看看那旗袍的细节，三陪小姐穿得起那么精致高档的旗袍吗？那可是名贵面料手工精制的。”
“是的，我记得沈先生就是这么说的。”
“再说旗袍的开衩部分。白云帮我做了个试验。”
“哈，她都成你的助手了，”于光明想到佩琴之前说的陈超与白云的事，“啥试验？”
“她对旗袍懂得比我多。她帮我证明了，无论多么暴力地穿旗袍开衩都不可能在无意中被轻易撕破。换句话说，凶手是故意弄坏开衩部分的。死者未遭受性侵犯，身上也没有检出精液痕迹，那为什么凶手要把她们摆成那种样子？其中肯定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凶手这么干并不是为了误导我们，而是出于一种只有他自己才理解的动机？”
“估计他自己都不理解。他这么干更像是一种仪式。也许在他看来，只有让死者穿上红旗袍、撕破开衩、不系扣子、光着脚，还要摆出淫秽的姿势，才算完成这个仪式。对他来说，这么做只有一小部分动机源自生理需要，更多原因是要在变态性心理驱使下完成这种仪式性的行动。那些古典浪漫爱情故事里的矛盾至少作者自己是懂得的，而本案的凶手，或许自己都不理解自己行为中的这些矛盾之处。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于光明重复道。这时他看到不远处的案发现场又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