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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安排在男病区8号房观察。神情呆板动作迟缓的精神病人在我身边游来荡去，一位中年护士托出一套病服要我穿上。我他妈又不是精神病人，干吗穿这玩意儿？
“这是规矩，”护士说，“来这里的人都得穿。”
“穿上这东西不就跟周围的病人差不多吗？”
“是差不多。”
“所以我不穿！”
这时来了两位表情严峻的男护士，他们问：“发生了什么事？”
女护士说：“这位新来的病人不愿穿病服。”
“我是记者，不是病人，是来观察的。”
“你是记者？嘿嘿，”高大的男护士冷笑一声，“我还是美国总统呢！好吧，你要不愿穿，我们就帮你。”于是两位男护士强行给我穿病服。
操，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等污辱？双手用力一甩，两个男护士跌个趔趄；这下不得了，又进来两位男护士，他们手拿绳索要将我绑祝我怎么甘心束手就擒？左一个右勾拳右一个直拳，将他们打得人仰马翻鼻青眼肿，但是我最终寡不敌众。
他们将我展成“大”牢牢牢地绑在四个床脚上，“嚓”一声祉破裤子朝我屁股上狠狠扎了一针，转眼我便昏昏欲睡。
我头脑中渐渐出现了一位长发凌乱的家伙，他手中拿着烟斗，嘴里吐出的浓烟让人看不清他是谁，但他身旁那个人倒清晰可辨。这人分明是个外国人，却偏偏穿着一身道袍，胸前有个太极图，中央写着“量子论”，瘦削的长脸让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现代量子论的其中一位创始人玻尔。可第一个人又是谁呢？
那口浓烟散尽之后，我终于认出了他就是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他们好像正在争论，不，是在吵架。爱因斯坦脸如土色，拿起烟斗突然朝玻尔头上狠狠敲去。玻尔用拂尘轻轻一挡，化了这一招，他这一招看似防守，其实暗藏杀机。爱因斯坦不敢怠慢，赶紧收回烟斗，同时以极快的速度吸了一日浓烟，只等破尔那招一过，就迎面吐在他脸上。我知道他这口烟里积聚了巨大的核能，忍不住大喊一声：“住手！”
两人立马停下来，竟然都要我为他们各自评理。玻尔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家伙倚老卖老，蛮不讲理还先动手打人。爱因斯坦说这小子信口雌黄，不教训一下以后不得了。其实他们的纠纷是由一个“延时选择”实验引起的。
我说：“你们都别吵，再做一次实验给我看看。”
实验开始了，我看见一一束几亿年前从某个星球出发的光线来到实验室，玻尔用一个半透明的镜子将光线分两束，然后再利用另两块镜子的反射作用将两束光线回合在一起。爱因斯坦在一旁冷笑。玻尔说：“注意啦！”他用第一种装置放在两束光线的会合处，于是我们听到他的装置哒哒作响。这说明一个光量子同时经过两种途径到达接收装置。
“别开玩笑了，”爱因斯坦说，“一个光量子怎么可能同时经过两条路径呢？”
“你别听他胡扯，”玻尔对我说，“先看我做完实验。”他用第二种装置放在两束光线的会合处，这一次我们看见光量子只通过一条路径到达接收装置。
“多没有意思啊！”爱因斯坦说，“刚才说它经过两条路径，现在又说它经过一条路径，你们量子论是何等的自相矛盾啊！
“不，一点都不矛盾，”玻尔坚决地说，“两种结果都是真实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同时做两种实验。这说明，只有被观察到的现象才是一个现象。”
爱因斯坦反驳道：“问题是那束光几亿年前就从遥远的星球出发了，而你今天心血来潮，因使用了不同的接收装置，便轻易改变了它过去走了几亿年的路径？（爱因斯坦与玻尔关干里子论的争论始干一九二七年，并且一直持续到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逝世。这里纯粹从作者的体验来叙述，欲准确详细了解这一段轶事者，不妨翻阅《惠勒演讲录——物理学的质朴性》，安徽科技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爱因斯坦曾经坚持实在论。）这样一来，今天不就可以改变昨天？”
“正是这样。”玻尔说。
“废话！”爱因斯坦转脸向我，“相信你已经看出谁对谁错了吧？！”
“看不出来。”我说，“但史学家们确实都是用今天的观点去编写过去的历史，过去的存在是因为今天。”
……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我依然被绑在床上，尿很急，我要求护士放我上厕所。护士说要是再打人就永远绑在床上了，然后指着四周慢慢游动的病人说，要是听话，以后你就能像他们那样自由。一股热流突然从下身冲出来，裤子尿湿了，我只好答应换上病服，并保证今后不再打人。
打针吃药之后，我变得目光迟滞浑身僵硬，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甭说再打别人，我四肢困乏，连走路也疲惫无力，看上去就跟病区里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
第三天菲菲来探我。
我神情木讷两眼呆滞地直视着她，像面对一个陌生人。
菲菲吓了一跳，双手从铁栏杆那边伸过来，捧起我的脸说：“我是菲菲，你不记得了吗？”
我心里很清楚面前站着的是菲菲，可就连张口说话的力气也没有。
菲菲见我不理她气得质问身旁的一位大夫：“你们怎么能把他弄成这样？”
大夫不回答，冷眼看着她，像观察一个病例。
她看看大夫异样的目光，再望望痴呆的我，突然将我和栏杆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自从与她相识，菲菲在我心目中永远都是嬉笑怒骂放纵不羁的形象，我从未见过她半点矜持和忧郁，如今望着她为我痛哭的样子，心中忽然涌起一股暖流，热泪夺眶而出。
菲菲抬起头，见我泪流满面，知道我已经认出她，掏出纸巾，擦擦我的脸，又擦擦自己的脸说：“我回去就帮你弄包炸药送给你们老总，在学校化学老师给我们讲过烈性炸药的配方，制作并不难。”
“不，”也许是泪水将身上的药物排去了不少，我竟能脱口而出，但说话的节奏已经慢了许多，“我们以后再找他算帐。你能不能先想办法叫他们停止给我服药，至少药量要大大减少，我保证一定遵守这里的秩序。”
“我一定办到。”菲菲说，“现在关键是设法把你弄出去。”“”对！你能不能搞清楚，那天会诊他们凭什么断定我精神分裂？要是能弄到一本精神病学方面的书给我就更好。“
护土走过来说吃药的时间到了，要我马上回病房去。我握了一下菲菲的手说再见，我怕回去迟了又以为我病情发作。菲菲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我看见她妩媚的眼睛里忽然多了一种内涵。
十七
一个星期之后我的药量果然渐渐减少，我的精神状态和体力也开始逐步恢复，但是我丝毫没有放弃装扮成精神病人的努力。经验告诉我，医生和护士认定了你是精神病人，你只有认同这种看法，若稍有不服，做出反抗的举动来，那就更证明你是个精神病人，而且病情正在发展，然后加重药量，弄不好再给你电痉挛治疗。
菲菲偷偷托人带来的《变态心理学》证明了我的上述经验。
几乎所有精神病医生临床诊断时都遵循这样一个准则；精神病人往往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患有精神玻我他妈竟然在会诊时第一句话就说自己不是精神病人，还提醒他们不要被人利用，这不就等于说明我有被害妄想症状？书上说精神分裂患者往往具有不真实的知觉和不合理的信念，即幻觉和妄想。专家们认为，长尾部落及其集体性生活是我个人的一种幻觉。菲菲夹在书中的信说，那帮家伙预先征求过东方教授的意见，教授认为世界上绝不可能存在什么长尾部落，井矢口否认嘉娜对我有任何恋情。这样一来，我不仅有企图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英雄妄想，而且还有对师姐的钟情妄想。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嘉娜总是痛苦地躲避我，原来是东方教授这老东西一直在从中作梗。但是，总编先生怎么会有这么老辣的经验和知识呢？
菲菲在信中说，他们请了一位曾经做过精神病司法医生的律师。当我扬言要端包炸药到总编办公室时，他们简直怕得要命，可律师却认为机会来了，当即商量向有关领导汇报，说本单位一个有严重精神分裂倾向的人，准备制造恶性事件，建议派人拘留我，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我操！我发誓出去一定将他们一个个收拾干净！
“我每天都在筹划如何报仇雪恨，想象着仇人们在自己残酷的复仇计划中的种种悲惨结局。”
十年前东方教授预言我可能变成奸诈恶毒的罪犯之时，我竟然认为那是教授中风之后的胡言乱语，而今天我却深信不疑。我后悔当初跟陈友说要端包炸药上总编办公室时没有雷厉风行，这又一次证明那种只想不干的老毛病总会给我带来严重的后果。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会儿我并不愿狗日的在一声巨响中丧命，我一定要让他们经历比蹲监狱住精神病院更痛苦的事情之后才下地狱。
我静静地躺在病床上，那股启迪我心智的灵气日夜光临，美妙绝伦的复仇方案一个接一个诞生了。
我的第一个复仇方案虽然简单，但是非常实用，只需雇请几名外地民工，在路上瞅准机会用麻袋将总编先生和陈皮严严裹住，一顿痛打之后弃之荒野，让他们第二天浑身包满纱布歪着嘴脸上班。
第二个方案讲究的是精神折磨，即每逢节假日就给狗日的寄去一把匕首，生日时就寄去一副微型棺材，或者干脆打电话叫殡仪馆派车上他们家收尸，让他们沾上一身永远洗不掉的晦气！
第三个方案更是妙不可言，干起来简直不露蛛丝马迹，只要到传染病院弄些可怕的肝炎病毒、麻风病毒、结核病毒等等，放在他们经常接触的地方，天长日久他们总会惹上一种难以根治的慢性玻要是能弄到艾滋病毒，那就更绝妙了，这玩意儿在今天并不难找……复仇方案一个比一个阴险恶毒（这里不便…一举出，以免居心不良者效仿），我第一次认识到自己在犯罪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天赋。为什么过去自己从不挖掘利用呢？也许，我正幸运地处在马斯洛所说的顶峰经验（马斯洛（AbrabamH·Maslow，1908－1970），美国当代心理学家，他的学说被心理学界称为第三思潮，第一思潮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第二思潮是华生的行为主义。马斯洛重视人的潜能，他说的“顶峰经验”是指人的一生中最能发挥作用，感到坚强、自信能够完全支配自己的时刻。）之中。
复仇的火焰在胸中熊熊燃烧；曾经被我一记右勾拳打倒在地的男护士看见我狰狞可怖的脸孔吓得直打哆嗦，我意识到问题严重，赶紧堆满笑容，不料他反而吓得住门外急蹿。
我的药量又加重了。
十八
我的病友至少有一半自称有特异功能，有人自以为是国家元首，也有人信誓旦旦说到过月球，或整天哺哺自语跟外星人交谈。有一位病友约我深夜二点起床，他要把飞碟招来给我开开眼界，未了还神秘地警告我；如果把这消息透露出去，就非但看不到飞碟，而且一辈子将被关在精神病院，这正是他自己入院的原因。可我当夜二点如约起床时，他仍然在床上呼呼大睡，怎么推也不醒，我只好拧住他的鼻孔，他醒过来骂道：“狗日的，再烦我就叫护土给你打针！”吓得我赶紧回到自己床上。
菲菲又来探我。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炸药配制好了，你说什么时候给你们老总送去？”
“你赶快将它销毁，越快越好！”
“为什么？”
我察看了一下四周，小声说：“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我想以后再慢慢折磨他们。你先将炸药销毁，要是他们知道你私制炸药，而且还有作案动机，很可能在你动手之前将你逮捕。我已经失去自由，我不想你也跟我一样，到头来我们谁也救不了谁，那就正合他们的心意了。”
“操他老爹，我就咽不了这口气！”菲菲撅嘴生气的样子很动人。
“你先别着急，我自有办法整治他们。”然后我将复仇方案一个个讲出来，听得菲菲心花怒放。她还补充了一个令人叫绝的妙策，就是通知所有在国外留学的同学，关键的日子便从美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地给他们寄恐吓信，或者每当他们向上申办一件要事时，就匿名给上级领导端出一件他们不光彩的旧事。
我说：“菲菲，所有这些都只能等我出院后才能实施。”
接下来我们开始讨论如何尽快出院的方案。她说院方认为药量减少之后我时常沉默不语，目露凶光，一会儿又笑容满面，说明病情不稳定，因此又适当加重了药量。
如今要恢复自己的真实面目实在太难了，难道就不存在一条由“病态”快速走向正常的途径？
我开始细心观察四周的病人，研究他们跟医生护土的关系，看看什么样的病人才被认为正在好转。一个星期之后我终于得出了结论：那些乖巧馅媚的病人往往能够博得医生护土的好感，并较易被鉴定为痊愈而提前出院。但是乖巧馅媚正是陈皮在总编先生面前那副嘴脸，难道我只有扮成他那副嘴险才能出去教训他？
为了报仇雪恨，我只好将内心世界彻底隐藏起来，在医生护土面前也装得十分乖巧，经常主动帮护土打扫病房，擦洗窗户，到时间就招呼病人一起吃药，夜间发现哪一位病友吵闹，第二天一早便向上汇报，总之，我他妈变成了一位地道的“小病奸”。
可么一招十分灵验，所有的医生护上很快对我刮目相看，连那位被我一记右勾拳打倒在地的男护士也对我放松了警惕。其实我对他并没有什么恶意，甚至连他叫什么名字也不如道，暗中又叫他“右勾拳”。
这天发生了一宗怪事，“右勾拳”拿出几道初中数学题来考我，我以为是医生让他来测验我是不是恢复了正常。做完之后他又拿来一些物理试题给我做，我不敢问为什么，凡是他拿来的试题我都尽量把它做好，希望自己能够尽早出院。
可是，许多护土，不论男女，一会儿拿几道教学题来，一会儿又拿一些化学题来，这好像不是在检查我的精神状态。有一位年轻护土问我，能不能用马列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说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我他妈实在忍不住了，问道。“你们是不是想用哲学给我治病？”
“不是，”她说，“我们正在进行初中文化补习，月底就要考试了，不及格的这次不能调资，大家都紧张死了。”
“我还以为你们治病要先解决世界观问题呢I”“不过，我们这里有一位心理医生说，哲学确实能治病，他在'文革'时做过实验，给病人办学习班，学哲学。有的思想通了，病也好了。他还写了一篇很长的论文，总结学习班疗法与心理疗法的关系。”
接下来我给她讲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以及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说了半天，她仍然像白痴一样瞪大眼睛望着我。我终于彻底明白为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是女性。可我又不能得罪地，只好拿她身边最熟悉的事情跟她解释。
“这很简单，”我说，“比如，你可以将医院、药物看作物质，我们病人大脑里的东西叫做精神，医院和药物是第一性的，病人头脑里的东西是第二性的，是医院和药物决定了我们精神状态是否好转，是否痊愈；反过来，如果我们的精神状态好转了，药量就可以减少，痊愈了就可以出院，这就是精神对物质的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