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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爸爸的看法。2002年夏天的一天深夜，我们楼下的401（我家住501）电器起火，等我们发觉时，浓烟已经把楼道全部封锁，我们出不去了！风将楼下客厅的帘子卷起来，火舌一下一下舔向我家南阳台的衣服。爸爸赶快把客厅的玻璃门拉上，接着镇定自若地坐下来给119拨电话；而我呢，则拿着湿毛巾先把通往楼道的门缝塞上，然后开始关家里的窗户，爸爸打完电话后也来一起和我关窗户（我们家有八道窗户）。在我和爸爸忙着的时候，妈妈在干什么呢——她在地下转，妈妈像一个孤立无助的老妇人从这间房转到那间房，转来转去，嘴里不停地嘀咕：怎么办，怎么办，完了，完了。
等我和爸爸把家通往外面的所有缝隙整个封住的时候，我们脚下的地板都有些发烫了！爸爸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左手搂着妈妈，右手搂着我，我们一家三口站在主卧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的围观人群和救火队伍，我的心里特别踏实，我相信我们是安全的。那一刻，我感觉到爸爸的成熟冷静，与平时判若两人的处事风格。
爸爸是长大了，是二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使他长大了。
10。妈妈是个不合时宜的人
我的妈妈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她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但常常不讨有些领导的喜欢，当然，也有的领导很喜欢她。我想我的性格中的一些不合群，反向思维的东西，恐怕就来自于她，尽管我们没有讨论过，但我能感觉到。
可惜的是，我只学了一些表面的东西——反叛，至于为什么反，只是凭着直觉，反了以后怎么办，不知道，我常常吃自己酿下的苦果。
“理性的女人可敬，感性的女人可爱，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女人可亲。”
我妈妈算不上是一个将理性和感性相结合的女人，所以，有时候她可敬，有时候她又可爱，还有的时候，她又令人可憎。在写父母的过程中，我反复咀嚼他们，也反思自己，我想，这将对我的今后发展有好处。
妈妈说一不二，家里的事她一个人说了算，我和爸爸的话只做参考。生活和工作中，她认定的事，九条牛也拉不回来。这给她带来两种不同的评价，有的人说她可爱，是个正直、原则性强的人，也有的人恨她，恨得牙痒，令她的生活道路坎坷不平。
在我的文章里，我不想就她的具体事情来写，那样会涉及很多的人和事，我只写对我有极大影响的几件事。
一、老是和潮流别着劲的女人
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小学四年级，那时全国评出来10个“十佳少年”让我们学习。有9个小朋友都是做了很长时间的好人好事的，只有一个小女孩的事比较简单，她是与闯进家里的坏人作斗争。材料介绍说，当坏人闯进家后，这小女孩乘坏人不备，从二楼阳台上往下跳，跳下去后没找到大人，她又从楼梯返回家去抓坏人，勇敢地保卫家庭财产等等。看完这条，我就产生了联想。我想，连续做几年好人好事很难，而且还不知道能不能被人家发现，也许就白做了。只有这个小女孩的事好学。于是，我对妈妈说，我要向她学习，我也要保卫家庭财产。那时我们家住四楼，妈妈一听，就生气了，她严肃地对我说：“不准学也不准跳楼！孩子，假如遇到这个情况，你能跑就尽量地跑走，跑得越远越好。假如当时跑不走，也不要反抗，然后再伺机跑走。”
我问：“那坏人把我们家东西偷光怎么办？”
“不要了，你的生命远比家里的财产宝贵。”妈妈不仅告诫了我，还打电话到有关部门投诉，说媒体误导无知儿童。
紧接着学校里又开始学赖宁，赖宁是一个救火英雄，全国的少年儿童都在学，可是妈妈就是不让我学，老师布置我们写学赖宁的文章她也不准我写，也不让我参加学赖宁的演讲比赛。
我急了，说：“老师说，我们是学赖宁的精神。”
妈妈轻蔑地说：“没有救火行动哪来的精神？”
“赖宁学习好，还帮助老奶奶。”我把老师的话重复给她听。
“你学习不好吗？你没有做过好人好事吗？为什么大家不学你呢？因为太普通了，每个人都能做到。只有他救火了，并且献出了生命，才是你们所没有的，才是值得你们学习的。但是，救火是成人的事，即使是那座山被烧光了，也不能把儿童的生命赔进去。”
她甚至对有些见义勇为都有看法，她说：“让赤手空拳的市民去与武装到牙齿的歹徒搏斗，那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吗？那要警察干什么呢？见义勇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一味地提倡。”
还有一次，有一个先进事迹宣讲团来学校巡回演讲。内中有一个医生介绍自己的事迹说，在年三十的晚上她主动值班，让科里的护士与男友约会，结果因为她不在家，她的孩子发烧没有及时治疗，成了肺炎。
妈妈在家里大骂这个女人，说她是个沽名钓誉的小人，在课堂上，她也抨击这个女人，妈妈还写了文章登在一个妇女杂志上，说：一个女人连自己孩子的生命都不爱，还有什么资格奢谈“爱心”？
这样看来，好像妈妈很冷血很没有责任感的样子，其实也不尽然。
粉碎“四人帮”后，妈妈参加了“平反昭雪”的工作，据她说，到86年之前，她有很长的时间就是调查、了解，写平反材料，还写悼词、开追悼会——给“反右”和“文革”中死了的人。这些我都没有印象，只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教外国文学的老教授，刚解放时就是行政15级。经过几次运动，级别一降再降。后来尽管平反了，也只是给他恢复了原级别。好像是90年代初吧，他得了绝症，惟一的孩子在外地，他的太太整天哭泣，说老头子有一个愿望，想住一下高干病房。在中国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度，又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换句话说，是一件拿钱都办不到的事，为了满足老教授的心愿，妈妈到处找人，到处求助，最后找到已经毕业的一个学生，他的父亲是省老干部保健委员会的，找他批了条子，老教授终于住进了高干病房。老教授死时，他的孩子还没回来，他的太太悲痛欲绝，身边没有一个亲属。正在那时，妈妈赶到了医院，老教授死后，他身上的衣服都是妈妈穿的。这件事我之所以记得那么清楚，是因为这之后有一天老教授的太太从外地回来，为感谢妈妈送给妈妈一小包没有包装袋、用报纸包的甜甜的点心，晚上回家妈妈拿给我吃，告诉我，这是新产品，叫“萨琪玛”。
为死人（不是自己的亲属）穿衣服这件事我思考过很多回，我就想不知道我能否做到，我想了半天，我想我可能做不到，大概很多人都做不到。
如此说来，妈妈也是有爱心和责任感的。
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女人
年轻时的妈妈心高气傲、目空一切，那个年代的各种荣誉她都拥有过，什么“学毛著积极分子”啦、“五好战士”啦、“知青标兵”啦等等。
可是自从有了爸爸和我，妈妈就不思进取了。除了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以外，她的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我和爸爸了。而爸爸呢，除了不会做家务，其余的都会。喝酒、抽烟（现在不抽了）、下围棋、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写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百废待兴，很多人都从大学里调出去了。
可是，生活相对妈妈来说，如同头顶上的这一片天空，满布着耀眼如星的希望，伸出手来却是遥不可及。
有一个从大学里调到外贸的叔叔，经常来家鼓动妈妈，说：改革开放，外贸局一分十几个公司，缺人缺得不得了，上面要我挑头组建一个进出口公司，你过来，保证你在短期内房子也有，票子也有，位子也有。
当时，我还抱在妈妈的怀里，爸爸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大男孩，他自己都需要别人来照顾，他怎么来照顾我呢？妈妈如果出去闯荡，整天要出差，势必要伤到我。妈妈权衡再三，放弃了，安心地在校园里上班下班。如今，二十年多年过去，当年邀妈妈出去的叔叔现在已经是一个很高位的官员了。许多年后，她讲到这件事，言语中竟然也没有遗憾。她说：适合他的，不见得适合我。
同样的事在80年代末又上演了一次。当时前苏联政局动荡不安，国家要派许多观察员去前苏联。妈妈曾经是学俄语的，她当年的班主任就找到她，让她来“苏联问题研究所”，担当去苏联的文学观察员，妈妈这一次是真动心了，她就跑到校党委要求请调工作。89年我正好上小学一年级，很顽皮的，不想做作业，整天就想着玩、玩。妈妈就凶我、打我的屁股，爸爸不让打，说妈妈是粗暴的教育，要由他来管我。你想，爸爸怎么能管我呢，他管自己都管不过来呢。几天的作业一不交，爸爸也没招了，权力又回归妈妈，由此也断了妈妈去苏联的念头。
多少年后我分析了妈妈的当时心态，其实这是她潜意识里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一个托词。总以为别人离不开她，其实是她离不开我们。
那时候，爸爸妈妈住一间房子，我住另一间房子，夜里，我想上厕所，可我不敢起来，我怕鬼，又不敢说，我就那样憋着。与别的很多小朋友相反，他们生怕家里多一个孩子于他少了一份宠爱，而我则常常缠着妈妈，让她再给我生一个弟弟或妹妹。长大了，我仍然怕鬼，仍然有这个顾虑。妈妈就对我说，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鬼，是人，只有人才能干出“鬼”事来。
所以，她不希望爸爸当官，这是她不思进取的又一个表现。在这个官本位的年代，没有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当官的，可是，她就不希望。她老是对爸爸说：你不适合，你还是埋头做你的学问吧。爸爸中学时代有几个野心勃勃、处心积虑想往上爬的朋友，妈妈一个都不喜欢，她不让爸爸和他们交往。时至今日，那几个人都当了头目，整天在那里“弹钢琴”，用他们的话说就是今天挑拨挑拨这个，明天拨弄拨弄那个，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她也不要我走仕途之路，从小就不让我当干部，尽管我一直在当。上高中时，要填一个表，表上要写上你在初中做过什么职务，她让我把这一栏空着。到了上大学，我说要竞选班干部，她来电话不同意。结果我告诉她我已当上了班长，她却说：“不想当士兵的兵不是好兵。”完全跟人家说反了，人家都说“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兵”。直到如今，我才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连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当官呢？有一个贪官在忏悔自己的罪行时说：职务高了后，忘记了党的培养，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把自己混同与一个普通老百姓。好像老百姓是最坏的人，老百姓能干那些坏事似的。这样的人就是没有当好老百姓的人。
“当官要有当官的素质，我们家的人都太感情用事，不能当官，尽管我们有能力。”这是妈妈说的。
妈妈当年那个中文系副主任是全系教职工无记名投票选的，按照她的行事方式和她的性格，不会有人白白地送她一个官的。
三、让我不敢模仿的女人
我现在已经坐在大学的课堂里读书，自习之余写点小文章。写到这里，我忍不住停下来掏出手机来给妈妈打个电话。
妈妈来信说：父母都很想你，你的爸爸，对你不苟言笑的爸爸，不是个感情外露的人。他对你的想念是浸透在骨子里的想念。经常在夜里，想你的时候，他会一个人跑到你住的房间里站一会，看看小时候给你买的棋谱，还有闻闻你留下的衣服。
长大至今，我好像没有试过被人这样关注过。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对我的要求铺天盖地，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想念一个人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呢？离开了父母，我觉得一下子解放了。天是蓝的，地是宽的，我的时间全部由我来支配！妈妈再不能对我指手画脚，他们再也干涉不到我。我不想他们，我要享受生活，我的时间都不够用，哪有时间想他们！妈妈国庆节送我到广州来，晚上打算不回深圳，在招待所住下来陪我两天，我一听，头都大了。我说：你赶快走吧，你在这里影响我。其实晚上我已和几个朋友约好，包一个房唱卡拉OK，要让她知道了，她能同意吗？
后来妈妈在黄昏的时候就走了，据说，那天火车站的人特别多，妈妈好不容易挤上车，位子却被两个香港的青年男女占了，他们不让，妈妈是站到深圳的。本来是一个小时的路程，由于晚点、由于人多，妈妈用了五个小时才到家。
没有人说过成长是个什么概念，没有一个过来人能给你一个完整的标准答案，因为就像每个人的指纹是不同的，每个人的基因也不同，每个人的经历怎么能相同呢？摸爬滚跌！我的成长充满了艰辛，特别是我的童年，不愉快也许很多，却让我今天渐渐变得坚强和独立起来。
曾经参加一个辩论会，题目是“秋天美丽还是春天美丽”。当时，我抽的是春天一方的维护者。辩论中对方偷换了概念，说收获比播种喜悦，所以秋天比春天更加充满了绚丽的喜悦。
那一刻很奇怪，我竟然想到了我的妈妈。我想她应该是一个期盼秋天也就是期盼收获的人吧？她一直拼命地工作，给大学生上课、管系里的工作、还管大学生的思想工作。好像每年她都要搞大学生的分配，她总是在做思想工作，让这个学生服从分配，让那个学生服从分配。政策一遍一遍地讲，道理一遍一遍地说。白天在办公室还不够，晚上就把工作带到了家里。妈妈不停地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推荐学生，让他们多接受一些人。家里的客厅坐满学生，妈妈坐在书房里一个一个地叫进来谈话，有些国家的政策我都能背下来了，不知道那些大学生怎么就记不住？有一次讲得时间太长了，妈妈的嘴巴都抽筋（这件事已经成了我们家的经典，爸爸要是哪天什么事说不过妈妈了，就说：别说了，再说就抽筋了。）了。还有一次正值毕业分配，妈妈的肾炎犯了，住在校医院，医院给她安排了一个单人间。结果校医院住院部的走廊上就挤满了大学生——都在排队进妈妈的病房谈话呢！妈妈的主治医生气愤极了，打电话到系里去，让系里派一个“警卫”来。
妈妈是立春那天生的，她好像格外的勤奋和努力，对自己的要求近似于苛刻。可是，秋天离她并不近，有些人根本不努力，很快就得到了提升。
让妈妈聊以自慰的是，许多大学生都很尊敬她。就是在深圳，也有不少是她当年的学生，妈妈一有什么事，他们都会过来帮忙。当然也有妈妈极力帮助过的、得志以后反过来耀武扬威的人，对此，妈妈一点也不在意，她说，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展示啊。
那天辩论会上，我站起来说了下面一段话，我说：我赞美春天，是因为春天充满了生机，当我播下了种子的同时也就播下了希望。在期盼和挥洒汗水的喜悦中我的种子和我一起成长！所以，我喜欢春天。而秋天，尽管是收获的季节，但也是萧瑟的，没有什么比离别更加可以令人伤心的事了。
我的一番话迎来经久不息的掌声。
妈妈信中说：“父母在该读书时下放，在该成家立业时读书，中年得女，父母对你抱有无限的希望。”我知道父母的苦心，他们的青春年华都丢失在广阔天地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