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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原因，历史“暴秦论”的沉积物与其余种种学说思潮的错位嫁接。自两汉之后，因“暴秦”说而沉积成的“非秦”理念代代强化，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非理性认知。当此基础之上，诸多人等对包括西方史观在内的种种“非秦”定性，非但极容易接受，且更愿意以“新理论”来论证旧认知，从而证明被历史铸成的谬误具有真理的性质。诸多历史学家与文化人，论秦几乎形成了一种八股定式：对秦帝国时代不加任何论证，先行冠以“专制”或“落后文明”之定性，而后再展开以旧理念为根基的论述。其研究精神之沦落，距离儒家朱熹之对秦考据尚且不如，遑论科学？这里的直接原因，在于这种错位嫁接。根本原因，却实在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的复杂问题。
那么，秦帝国时代的文明与政权性质不是专制么？
是专制，但却是一种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专制，因而是一种进步的政治文明。
专制，是对民主而言的一个政治系统制度。民主制的产生有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则是交通与信息的极大便捷，否则，没有社会大协商的条件；二则是生产力的巨大质变，否则，不可能承载人人参与国事这种极其巨大的社会成本。两千余年之前，人类的整个社会基础是自然经济，既没有便捷沟通的手段条件，更无法承载“人人当家做主”的社会成本。是故，民主制不可能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的古典时代，无一例外都是专制政体，其间差别，只是专制程度的不同而已。
帝国时代，中国的传统是将近三千年的松散的天子诸侯制。以当代理念定性，可称之为邦联制，连联邦制的紧密状态都达不到。也就是说，其时之政治状态，是一元之下的松散多元化：天子威权有限，诸侯自由度极大。要说民主的根基，那时的政治协商现象远比后世要浓郁得多。原因只有一个，天子与诸侯之间，要做到谁强制谁，极难极难。此等政治条件，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极为缓慢，而在社会生产力终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松散乏力效率极低的社会管理又对生产力的发展阻碍极大。至少，任何对社会有益的大型工程都不可能实现。所以，春秋战国之世的生产力出现大发展后，此等松散邦联制便开始渐渐消解。消解的形式，是实际上增大扩张诸侯国的自治权。
就其历史本质而言，这一现象的基础逻辑是：作为能够从整体上大大提高社会效率的“天子”系统，一时不可能改变。社会的实际单元——诸侯，便基于社会利益需求的强大推动，而率先实行紧密化高效率的社会管理，从而出现一个又一个集权邦国。这种集权邦国渐渐普及为“天下”认可的普遍形式之后，整个“天下”对整个社会的松散分治便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寻求整合整个社会效率的“向一”思潮开始出现。人类社会的复杂在于，当共同需求弥漫为普遍潮流时，由谁来充当这种共同需求的“供应商”，人群却无法通过协商来确定，而需要通过武力竞争来确定。唯其如此，秦帝国以战争方式统一华夏，并建立了“治权归一”的中央集权制，是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
相对于既往三千年的松散乏力的邦联制，中央集权的治权归一制，无疑具有一举迈入新时代的进步性。历史的实践证明，这种中央集权制问世伊始，便立即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强大创造力，整个华夏社会的繁荣富庶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与春秋战国，在整个人类的古典历史上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峰时代。此后两千余年，这种中央集权制一直绵延相续，终于僵化为落后于时代的体制。
这是历史，也是必然。
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集权制在创造时期的巨大进步意义。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摒弃专制。
可是，我们不能因摒弃专制而连带否定我们民族的整个文明根基。
将集权体制曾经有过的历史进步性一概抹煞，又进而以专制体制替代整个文明形态，以今日之政治抉择取代总体上的文明评判，这既是理论逻辑的混淆，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悲剧。以此等理念，人类历史将永远不会有进步坐标，任何时代的创造，都可能因其必然成为历史而被否定。不要忘记，即或我们自己，我们这个时代，也将被后来者评判。
从更为广阔的意义上说，我们要客观审慎地对待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妥善寻求解决之道，而不能一概以反专制的理念简单否定我们的传统。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传统是什么？是“尚一”，是“执一”。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是我们民族的政治文明根基，五千年没有偏离。虽然，我们有千千万万人在不假思索地呼吁“民主”，然而，更有大于千千万万许多倍的人依然有着坚实的“尚一”根基。至少，我们的将近十亿的农民，尚不知“民主”为何物。唯其如此，我们民族要开创未来，要取得更大的历史进步，要在政治文明取得突破，必须面对的难题有两个基本方面：
第一个难题，便是解决好“尚一”传统政治文明的社会根基。
第二个难题，便是寻求能够兼容“尚一”的群策群力的历史道路。
这是东方文明的独特处，更是中国文明的独特处。
自远古洪荒，我们的民族便走着一条特立独行的历史之路。我们的文字，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政治文明，我们的社会伦理，我们的建筑风格，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所有基本方面，都是在没有历史参照系数的大势下独立创造的。我们这个民族的最大不同，在于她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不以信仰与独特生活方式为聚合纽带，而以文明内涵、文化方式为聚合纽带的民族。某种意义上，任何一个群体，只要踏进了华夏文明圈，写中国字并奉行中国式的多元生活方式，她便渐渐真正成了华夏民族。无论是先秦戎狄，还是帝国诸胡与匈奴，还是五胡乱华，还是宋元明清的周边民族群，乃至世界上最难融合的犹太人，都曾经大批量地成为我们民族的群体成员。唯其如此，传统文明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远远大于其他任何民族。我们曾经五千年绵延相续的生命历史，证实了我们民族文明的强大生命力与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假若我们要忽视乃至淡漠我们民族的文明传统，而要硬生生奉行“拿来主义”，我们必然会走向巨大的不可预测的历史误区。
上述几个方面，是对“非秦”三大理念的历史辨析。
“非秦”三大理念是：暴秦论、落后文明论、专制论。
我没有将对诸如商鞅、秦始皇等轴心人物的评判列为“非秦”理念的基本问题，只是因为历史人物的史料相对确定，需要澄清的事件与客观因素不很多。历史论说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评判，几乎完全是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尽管这种认识与理解也基于整体否定秦文明而生。另一个原因是，我对相关历史人物的理解，已经在整部书中作出了依据史实的艺术再现，不需要再以论说方式去概括了。
八、秦帝国骤然灭亡的两个最重大原因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任何历史秘密，大体都基于两个原因形成：其一是资料物证的巨大缺失或全部缺失，导致后人无从认知评判，诸多历史古国的消亡谜团与民族的断裂黑洞，都是这样形成的。破解这种历史秘密，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史料与证据的发现。其二是人为地扭曲真相，历史烟雾长期弥散，而使简单化的谬误结论成为传统主流，导致后来者文明探究的艰难寻觅。秦帝国灭亡之所以成为谜团，盖出第二原因也。破此等历史秘密，起决定作用的则是探究者及其所处时代的认知能力。
两千余年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已经板结的主流定式，其结论极其简单明确：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就历史观而言，我们不否认秦政与秦亡的内在联系，我们更对基于探究历史经验教训而研究秦亡与秦政之间的因果联系，表示由衷的敬意。我们只对缺乏历史依据的“暴政亡秦”说给予必须的否定，并客观公正地论述我们的理念。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从史料角度说，基本事实是清楚的，秦亡并无秘密可言。秦亡原因的探究，更多侧重于对既定历史事实以高端文明时代的价值理念给予分析与认定，而不是呈现新的史料证据，提供新的历史事实。这里的前提是：我们这个民族对历史事实的记述是大体完整的，没有重大遗漏的，历代分歧甚或烟雾的形成，原因不在事实不清，而在是非不明。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秦亡的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秦亡的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尽管在施政宽严尺度上，扶苏的宽政理念被更看重复辟严重性的始皇帝否定了，但就其实际处置看，扶苏的重要性丝毫没有减弱。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成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卜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
必须申明的是：上述偶然性，并非指这些事件或因素是无原因爆发，而是指恰恰在这一时刻爆发的突然性。譬如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