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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0名美国最优秀的青年军人就这样扑向了希特勒的“欧洲堡垒”。为了这一时刻，他们已经进行了两年的训练。
“跟我来！”
简介：
在睡觉之前，利普顿回忆了与默里中士过去的谈话。当时他们曾经谈到了战斗以及如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他悠悠乎乎地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好，他很满意，很欣慰”。
1。出师不利
诺曼底
1944年6月6日
他们跳伞的时候，飞机飞得太低，太快。他们携带的装备太多，而且运用了一个未经检验、结果证明有严重错误的技术。他们一跳出飞机，腿袋就开始松脱，径直坠向地面，后来几乎
一个都没有找到。与此同时，他们还受到螺旋桨气流的冲击。在这种超重、超速的情况下，张伞产生的震动比他们以前感受的要剧烈得多。从500英尺高处或者从这个高度以下跳伞，从张伞到着陆，前后仅有几秒钟时间。他们都重重地摔在地上，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过了一个多星期才好。
在几天之后的一篇日记中，温特斯中尉曾写了如下一段话，想再现他当时在天上那几秒钟之内的想法：“我们的时速150英里。行啊，走吧。好的，我的腿袋和装备都下去了。当心，小伙子。当心。妈的，他们想用机关枪把我打下来。滑落了！滑落了！尽量跟腿袋靠近。它落在灌木丛里了！那挺机枪，真他妈的。那是条路……树木——但愿别碰上它们。‘砰’，不算太糟。现在赶快离伞。”
紧跟在温特斯后面跳伞的是伯特·克里斯坦森。“我想我做的不是训练中学过的动作。降落伞打开的时候，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他的腿袋松脱，“成了历史”。他能听见圣母教堂的钟声，看见镇上有燃烧的火光。机关枪子弹“离我越来越近。我爬到降落伞吊带的上面。见鬼，我朝着那排树落下去。我降落得太快了。”他从树木上方飘过的时候，把腿向上收缩，以免碰在树上。“我突然吓坏了。在70英尺下方的地面上，在我左手方向20英尺处，一挺德国四管联装的20毫米高射机枪正朝着它上方的C—47开火。”克里斯坦森非常幸运，德国人的火力线正好是背对着他，尽管他离他们才40码左右，但由于噪声太大，他们并没有听见他着地的声音。
克里斯坦森从降落伞中解脱，拔出6响的左轮手枪，蹲在一棵苹果树旁。除了眼睛之外，他浑身上下纹丝不动。
“突然我看见10码开外的地方有动静。一个头戴钢盔的人影正匍匐而来。我伸手拿出信号器一按，发出‘咔嗒’的响声。没有回答。那个人影又朝我这边爬过来。”
克里斯坦森用左轮手枪瞄准那个人的胸部，然后又按了一次信号器。那人举起双手。“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开枪。”原来那人是他的机枪副射手，二等兵伍德罗·罗宾斯。
“你这个小笨蛋，究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用信号器？”克里斯坦森压低嗓门怒冲冲地问道。
“我信号器上的按键掉了。”
克里斯坦森大脑里的肾上腺素降下来了。他俩开始退出德国人的阵地。他们碰到比尔·兰德尔曼的时候，发现一个德国人死在他的脚下。兰德尔曼说，他从降落伞中解脱之后，就把刺刀插上了。突然一个德国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朝他冲过来，兰德尔曼挡开那个德国人的武器，接着用刺刀刺穿了那人的胸膛。“这个德国佬玩拼刺刀找错了对象。”克里斯坦森说。
韦尔什跳伞的时候，他的飞机高度只有250英尺（“顶多就这个数”——他后来回忆说）。他跳出飞机之后，另一架C—47正好在他的下方坠毁。他说，爆炸的气浪把他向上掀起，然后向外抛去，“这一下救了我的命”。就在他快速下坠眼看就要摔到地上时，他的降落伞及时张开了。他“砰”地一声着了地，虽然很疼，但却没有把命送掉。
E连的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虽然他们能根据飞机的飞行方向判断海岸的方向，可是能在空中有足够时间准确调节自己降落方向的人却寥寥无几。
他们的行动彻底砸了锅。他们原本希望在圣玛丽德蒙特附近的降落地带密集降落，而且指望全连能很快集结起来，可是现在全泡汤了。这都是因为那些飞行员遇到黑云层之后所采取的规避行动，结果E连的人散落在从卡朗唐到拉万诺维尔的20公里范围之内。E连的空降导航员理查德·赖特和卡尔·芬斯特梅克尔因飞机被击中，掉进了英吉利海峡（他们后被英国皇家海军鞑靼号舰救起，由空海搜救队送回英国）。
二等兵汤姆·伯吉斯落在圣母教堂附近。他也像那天夜里跳伞的大多数人一样，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飞机从头顶上方呼啸着低飞而过，曳光弹在对它们进行围追堵截。夜空中是密密麻麻的美国伞兵，地面上是模糊不清的人影，有的在快速运动，有的在匍匐前进，四周是一片哒哒哒的机关枪声。伯吉斯用小刀割断绳索，从降落伞中解脱后，用信号器向一位自己不认识的中尉发出联络信号。他们利用随处可见的低矮的灌木藩篱的掩护，一起向海滩方向运动。这时候另外一些伞兵加入到他们行列中，有的来自第82空降师（该师在伞降过程中也被弄得七零八落），还有的来自101空降师各个团。他们与德国巡逻部队偶尔发生一些短暂的交火。
伯吉斯接受了中尉交给他在前面探路的任务。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他顺着藩篱来到一个拐角处。隐蔽在两道藩篱交会处的一个德国兵站了起来，可是伯吉斯没有看见。那德国兵朝下面开枪，子弹穿过伯吉斯的右颊，打碎了颧骨，打断了颌骨韧带，然后从脖子后面钻了出来。他的面颊、耳朵和脖子背后血流如注，流出来的血差点使他窒息而死。
“我想活下来。”47年后，伯吉斯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说，“他们曾经反复告诉我们，如果你中弹了，最主要的是不能激动。最糟糕的举动就是狂躁。”所以他尽量使自己保持镇静。跟他一起的几个人尽量把他保护起来，用绷带把他的伤口包扎起来，把他扶到附近一座农舍的谷仓之后，他就瘫在干草上昏死过去。
半夜里，有个法国农民“从家里出来，到谷仓里抓住我的手，甚至在我手上吻了一下。”他还带了一瓶酒。6月7日早晨，那个农民找来两个医生，借给他们一辆马车。伯吉斯被他们用这辆马车送到了海滩，而后撤回英国，再转送到美国。1944年的新年除夕，他到了波士顿。他一直按照医生的规定只吃流质，到1945年3月他才开始吃饭，这是1944年6月5日他在厄波特里吃过那顿饭之后的第一口饭。
2。临时战斗单位
戈登着地时摔得很重。他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首先应该干什么——把机枪组装起来。他躲进藩篱，把机枪装好。组装完成之后，“我注意到有个人影过来了，我从他走路的姿势看出他是约翰·尤班克斯。”过了不一会儿，福里斯特·古思与他们走到了一起。黑暗中又出现了一个人影。戈登对尤班克斯说：“问他口令。”还没等尤班克斯发问，那人就大声说出“电闪”。尤班克斯把回答口令（“雷鸣”）给忘了，也没有想到信号器是进行敌我识别的另一种方法，就回答说“闪电”。那人朝E连这3个人扔过来一只手雷。他们赶紧散
开，手雷爆炸了，所幸没有人受伤。那个人也不见了。这对他们3个人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显然那个人太紧张，是不会相信他们的。
戈登、尤班克斯和古思开始沿着一道灌木藩篱向海滩方向运动。他们看见一名美国伞兵在空地上跑，接着又蹲下，然后跳进一条排水沟里（那天晚上是凸月，天上云很稀少，能见度比较好）。戈登让其他人在原地不要动，他过去看一看。他慢慢爬到水沟边，“我看到的是两只向上看的眼睛和正对着我脸的手枪枪口”。
“戈登，是你？”原来是弗洛伊德·塔尔伯特中士。这下有了4个人。他们继续朝海滩方向匍匐前进。在拂晓前大约4点半左右，古思自己听见了一个声音，并确信那是两吨半的美军卡车组成的车队隆隆驶来的声音。这怎么可能呢？海上登陆根本还没有开始，更不用说有车队登陆了。从内陆传来的巨大爆炸声回答了这个问题：古思听见的声音来自从头顶上方飞过的炮弹，是离海岸不远的战列舰上16英寸大炮打来的。
E连这4个人与502团的一个小组合为一股。那个小组刚刚攻占了德国人设在农家大院里、控制拉万诺维尔海滩北面交叉路口的一个要塞。这一天，他们就在那里进行防守，打退敌人的反扑。在D日后一天的早晨，他们出发向南去寻找自己的连队。
吉姆·阿利着陆时摔在一幢房子后面的围墙上。这种法国围墙的墙头上栽着一些碎玻璃。他的身上划破了好几个地方，而且都在流血。他退缩到花园的一个角落，正准备割断绳索的时候，一个人抓住了他的胳膊。原来是一个站在矮树丛中的年轻法国女子。
“我是美国人。”阿利低声说。
“走吧，走吧。”她说罢就回到自己的房子里去了。
阿利找到了自己的腿袋，把自己的东西集中在一起（13发60迫击炮弹、4枚地雷、M—1的弹药、手雷、食品、迫击炮底座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他刚爬上墙头，就引来了一阵机枪扫射。子弹打在他身下1英尺的地方，石灰沙土溅了他一身，他赶紧跳进院子里。
他躺在地上，琢磨着该怎么办。他吃下一块“好时”巧克力，决定从前面出去。他还没有来得及动，那年轻女子就从房子里出来，看了他一眼，就从前门出去了。阿利心想，“原来如此。那我就守在这儿了。”她很快就回来了，紧跟着她进来的是一个当兵的。“我用枪对着他，他用枪对着我。”他们都认出了对方。那人是505团的。
“我究竟在什么地方？”阿利问道。他得到的回答是“圣母教堂”。他加入到505团的行列中。拂晓时分，他遇到了E连的保罗·罗杰斯和厄尔·麦克朗。当天以及那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他们都随同505团一起作战。
在整个科唐坦半岛上，从当天夜里一直到D日，美国伞兵都是如此——进行小规模作战，组成临时战斗单位，防守阵地，骚扰德国人，设法与自己的部队取得联系。出发前就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以及他们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避免一场可能发生的灾难，使七零八落的空降行动从被动走向了主动。德国人听到的报告是，到处都在发生战斗。他们从总体上过高地估计了所面对的伞兵的数量，所以在行动时情况不明，犹豫不决。
温特斯降落在圣母教堂的边上。他能看见教堂附近的大火，能听见教堂响起的让人们前去救火的钟声。他没有找到自己的腿袋，身上惟一的武器就是插在靴子里的那把刺刀。他最先想到的是避开教堂广场的机枪和轻武器的火力。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名伞兵在他附近降落。温特斯帮助他从降落伞中解脱出来，跟他要了一枚手雷，然后对他说：“跟我回去找我的腿袋。”那名伞兵有些犹豫。“跟我来！”他以命令的口吻说完就要返回。一挺机枪向他们扫射。“去他妈的腿袋吧！”温特斯说着开始向北运动，绕过圣母教堂，而后转身向东朝海滩运动。不一会儿他就看见几个黑影，于是他用信号器发出联络信号，得到了利普顿中士发出的两声“咔嗒”，他顿时把心放下了。
利普顿降落在距离圣母教堂有一段街区的乡村旅社（市镇厅）后面的一个院子里。他也像温特斯一样，丢失了腿袋，从而丢失了武器。在他的野战背包里，除了一把双刃短刀，还有两枚手雷和一套爆破装置。他翻越了一道门，沿大街朝前走，离开了教堂和那片起火的地方。在小村镇的边缘，有一个低矮敦实的钢筋水泥标牌，上面是这个小村镇的名字。利普顿把脸凑到标牌跟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看完了，才知道上面写的是“圣母教堂”。
伞兵陆续在他四周降落。他可不想挨神经紧张的美国人一枪，所以当他看见有2名相互离得很近的伞兵即将着陆时，他就跑到了他们的正下方。等他们降落到地面上，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开枪的问题时，利普顿就先跟他们搭话了。他们是82空降师的，现在的降落地点距离预定位置10公里。瓜奈若中士和唐·马拉其、乔·托伊、“泡泡眼”温与他们会合。过了几分钟之后，利普顿与温特斯相遇。
“我在那边看见一个路牌，是圣母教堂。”利普顿报告说。
“好，”温特斯回答说，“我知道那在什么地方。我从这儿就能找到它。”说罢他就领着大家朝圣玛丽德蒙特方向走去。途中，他们与502团的一部分人合为一股。大约凌晨3点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个由4辆车组成的德国巡逻队从路上开过来。他们决定进行伏击。在这次战斗中，瓜奈若炸毁了在前面的2辆车，第一次为他哥哥报了仇。后面2辆车调头就逃，不过有几个德国人成了E连的俘虏。
突然一挺德国人的机枪开始向他们扫射，那几个俘虏想乘机从美国人手中逃脱。瓜奈若举起手枪就把他们射杀了。他在47年后描述这段经历时说：“毫不后悔。决不留情。就像踩死几个臭虫那么简单。”稍事停顿后，他接着说了一句：“现在，我们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
大约在早晨6点钟的时候，他们遇上了D连的杰里·克罗斯上尉以及由他率领的40多个人。两路人马合为一路，向位于东南方向8公里左右的圣玛丽德蒙特运动。不久，他们又遇到了2营参谋率领的40余人。温特斯发现了一枝M—1，接着又发现一枝左轮手枪、一根皮带、一只水壶和许多弹药，“所以我已经可以投入战斗了——尤其是我从一个士兵那里弄到一些吃的东西之后。”利普顿捡到一枝卡宾枪。其他人也都武装起来了。
3。即将战斗
就在美国人向圣玛丽德蒙特运动的同时，驻守在当地的德军指挥官、第6伞兵团的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也前往该地区。他是个经验丰富的军人，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在德国陆军服役，曾率领部队在波兰、法国、俄罗斯、克里特、北非等地作战。由于师长们都在雷恩地区和塞纳河地区，弗雷德里克·海特上校就是本地职务最高的指挥官了。他在圣母教堂里面以及它的四周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在圣玛丽德蒙特部署了一个营，还有一个营则部署在卡朗唐。他手下所有的排都进入了战斗状态，有些试图与美国人交火。然而这里、那里，似
乎到处都报告有空降，而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组织起协调的反击的。
弗雷德里克·冯·德·海特上校想亲自看一看。他驾着摩托车从卡朗唐来到圣玛丽德蒙特，爬到离地面五六十米高的教堂塔楼上，把犹他海滩的情况尽收在眼底。
眼中的情景使他大惊失色。1991年，他在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说：“朝海滩放眼望去，全是小船，数以百计，每条船上都下来了三四十个全副武装的军人。在他们的背后是战舰，舰上的大炮在猛烈射击。谁也没有见过一支舰队竟然会有这么多的舰艇。”
而在教堂周围、小村子里，在灌木藩篱纵横交错的原野上，一切都是那样的平静。随着白天的到来，夜晚发生的零星战斗逐渐停息。弗雷德里克·海特既看不见美国人，也看不见德国人。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