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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章：推窗之论
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卞之琳）
如此清新隽永的诗句，难道是那些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们所能想出来的吗？当然不可能。
既然没可能，就要问个为什么？凭什么平凡的百姓，就不能拥有情调格调以及蓝调？凭什么人民就不能拥有低级趣味、悠而无优、以及罗曼蒂克的权力。
……
在很多人看来，一个人过于理想没什么问题，二狗的理想，是用爱情谎言来欺骗翠花一辈子，外人非但不能嘲笑人家，还应该在一边击掌鼓励。
但在更多的人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最好不要有什么理想。因为政治是龌龊的，外交是卑鄙的，可如果细细想来，追求美好的民族，怎么就必须选择“以追求无耻为最高境界”的政治团队来引导大家走向光明呢？
所以国家政治纲领，其实可以做到理想化。浪漫的人，理想的人，将自己的梦想与人民的渴盼完美结合之后，一个浪漫而又伟大，蓬勃且澎湃的国家，是可以立足于世界的。就目前来看，推窗之论就是把理想具化的政治纲领。
因为人，生而平等，所有人不但要努力工作，同时还要享受生活，因为每个人，都需要用微笑来欣赏风景。无论你是谁，你都拥有这个权力！即便是低级趣味，也是人民应该享有的权利。
所以，当很多人都认为黄宗羲已经被郑蒙儿的温柔，迷得五迷三道的时候，他仍然清醒的，率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出了这个理论。这个理论的最大飞跃，就是将虚化的道德指标，转变为一个具体指向。
数千年来，中国政治家们提出了很多指标，大同社会算一个。桃花源算一个，宋太宗亲手书写的《戒石铭》，同样算一个：
“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多么理想化的政治理论啊，尤其后半句中的“虐”字，完全可以分不同角度来解读：既可以解释为草民虽然容易被欺负，但道德正义，却拥有最后的审判力量；也可以解释成，人民拥有推翻暴政的权力，并且轻易就可以做到，并且面对这样的行为，不要指望上天来搭救你，因为人作孽，天在看。
其他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明太祖的剥皮实草，都算作古代中国政治道德标准。但这些先人，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虚化。
一句口号很容易喊出来，但口号所赋予的精神寄托，却很难传承。加上凡是有资格划定政治道德标准的人，通常不是草根，偏偏他们的口才文采都还不错。这就造成了小民看到这些口号，心中的希望之火汹汹而燃。但很快的，因为没能达到他们自己理解的境界，而对当政者产生了怨恨情怀。
执政者呢？历届政府都想获得“史上最有人气奖”或者“史上最有政绩奖”。只要大家的智商都高于80，那就没有一届政府，说自己从上位那天开始，就想沦落成昏君奸臣。但同样那句话，个人理解不同，双方生活经历，造成了没有共同语言，也就是俗话说的“性格不合”。
可别小瞧了“性格不合”这句话，谁都知道离婚后不好找对象？可从汉代开始，离婚现象就层出不穷，究其原因，就是性格不合。同林鸟成了分飞燕，离婚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也就成为了主旋律。
革命是中性词，这是必须要树立的准则，否则一旦“革命”成为褒奖，那么第一个高喊自己革命的人，岂不是永远不败了？
既然革命有可能向好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转为黑暗，那么就意味着革命是个赌局，既可以抄一把大底，也可能输个精光。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当政者与被统治者，也就更加愿意坐下来，好好谈谈双方的诉求，这个过程，又叫做妥协。
其实说白了，法律的本源，就是社会各阶层妥协的结果。而不是铁与血的结果。正式基于这点，目前的大明崇祯朝，迫切需要一名中间人来做好沟通。
而黄宗羲的身份经历，恰恰使得他具备了调停者的身份。
首先南雷兽的出身好，属于根红苗正的那种。他父亲死于魏忠贤之手，而魏忠贤先是太监，次是罪臣，最后由于他不幸的选择东林党作为自己的敌人，所以魏大本永远的成为了忠奸兽。凡是跟魏阉做对的，就都是忠。凡是跟魏阉混的，就都是奸。
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调，其实挺可笑的。一点儿也不客观。但现在就是有市场，所以黄宗羲因为有了一个倒霉的好爸爸，那么他无论如何，也都是一个忠良之后。
因此黄宗羲的政治背景，从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东林党、几大皇商的代表。
二一个，南雷兽学问再高，他这辈子也只能当个平头布衣。因为他犯法了。
当年崇祯皇帝初登基，差点儿被魏忠贤的泻药给“毒”死。加上后来的小朱处置得当，使得魏忠贤成为“逆案首犯”。跟着魏大本捞世界的人，好些都被抓起来了，当年做主杀害黄尊素的案犯，某一天刚好从被提审现场押回监牢，被早已等候多时的黄宗羲，当街，用大铁锥给击杀。
替父报仇，这当然是孝子义行。但国法未判，而私刑死之。这又是必须惩处的大罪！国家在万般无奈之下，先免除黄宗羲的死罪，再加重处罚他此生，永不得科举！
在一考论终身的古代中国，不允许参加科举的恶果，是可以想象的。而广大农民阶级，对孝子、义士，有具备天然好感。所以黄宗羲又机缘巧合的成为了广大匠户、农户、小商贩阶层的代表。
第三，因为同情黄宗羲的遭遇，当世大儒，时任顺天府尹的刘宗周，成为了黄宗羲的监护人及老师。
刘宗周在学问上的造诣，在当今天下，属于前三名选手。这就使得黄宗羲的学问背景，具备了传统儒家承钵之人的资格。
最后，当年杨嗣昌（时天下七大都督）想搞死孙传庭，奏本都写好了，就等天一亮寄走；偏偏左良玉嫉恨杨嗣昌，所以想借用洪承畴（时任兵部尚书）之手，打击杨嗣昌。所以提前报警。而洪本兵既不想得罪杨嗣昌，又不想老部下孙传庭倒霉，更不愿意冷了左良玉的心，多方考虑之后，提醒孙传庭率先提出了“山陕新制”。
而对于讲究人情的中国社会，新制，新制，搞了新制，很多人就可以不通过正常途径，成为小有实权的角色。刘宗周便写好一封推荐信，把黄宗羲送到了孙传庭手下当差。
多年混乱不堪的山陕，被孙传庭治理得井井有条。黄宗羲不仅获得实践上的经验，还丰富了自己的学问。最起码，炒花生之前应该先晒晒，这个生活常识谁知道？
后来，孙传庭稀里糊涂的因为挪用库银，而被打入死牢。如果不是天子小朱一心想救护这位鞠躬尽瘁的清官，孙传庭现在早就化为枯骨了。那里还能在定陶那边搞出一个《新军事理论》出来？
但这么个波折之后，黄宗羲彻底走出了自己的书房小世界，着手从实际的人民生活本质出发，寻找富国强民之路。所以黄宗羲的理论背景，具备了改革者的姿态。
既有传统儒家，又拥有舆论的同情，本身还是一名深受普通群众爱戴的改革者。如此多重身份的结合之后，让黄宗羲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推窗可望月，凭栏可拾花，与心上人并肩伫立在风景之中缠绵。让全体国民拥有一份优雅的心境，国家的执政者，就必须通过自身的努力，送给每一个家庭一扇看得见风景的窗。并且是免费的。
黄宗羲的理论特点，深入浅出，并且喜欢列举例证。他先假设了一栋“水景住宅”的地标，其中“水景”属于公共设施，由国家招标一名财主出资20两修建。“住宅”部分属于私人财产，由国家特许财主“融资”80两白银兴建，经营期限60年。
这样算下来，整套地标价值总计为100两纹银＋60年的使用权。
财主开始对外销售。住户暂定为黄宗羲、郑蒙儿夫妇。
小两口住进可以推窗望月的房子后，分60年偿付120两白银，整套地标的升值空间为20两。高达20％。如果考虑到，每年归还2两白银，对于像黄宗羲、郑蒙儿这样的夫妇来说，属于小儿科，那么好了，如果财主口才够好，完全可以达到60年分期偿付180两的规模。整套地标的升值空间只高不低。
而之前财主融资时，完全可以全额从国家那边搞到贷款，也就是说，财主从头到尾，只拿出了20两白银和自己60年的信用，来兴建了“水景住宅”。120两的购房款，交还国家85两，剩余35两，归财主所有。
这样计算，国家通过60年，赚了5两白银，给了民众60年的“景致生活”，也就是维持了60年的安定统治。国家与人民之间，不存在谁赚谁赔的关系，只存在稳定与和谐的问题。
财主，通过60年，赚了15两白银，比国家还多10两。更何况中国人都是爱夹私货的，通过他的手，修建了100两的房子，他怎么也得给自己搞个两居室吧。白得60年的房子，外加大善人的好名声。还有15两的赚头（现金成本才20两）。何乐而不为？
住户，100两的房款，分60年付清。试问，有那个笨蛋会愚蠢到，忙活一整年，连个2两银子的嚼果儿都剩不下的地步？60年的悠而无优的生活，基本就算一辈子了。一辈子无忧无虑，还他妈想怎么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潜在漏洞，那就是60年的信用，价值几何？国家信用成本刚好同国家岁入成反比。国家越有钱，其信用成本就越低，国家越没钱，其信用成本就越高。俗话讲，救急不救贫，就是这个道理。千万富翁问你借10两银子，您恨不能借给他100两，为啥子？信心呗！
因此说，围绕着“水景住宅”，财主、住户、国家，为了保证各自的利益不受损，一定会联合起来，通力合作，降低社会整体的信用成本。也就是富国强民，为国出力。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逻辑循环。完美，而具备可操作性（当然，也是一种理想）。
黄宗羲的全部理论中，住宅还只是一种例证，推窗之后，还有很多看不见的福利与幸福，一个政党，其宗旨就是要让百姓幸福。起表象，就是让百姓相信她的承诺，有实现的可能。什么叫承诺？居有其屋且有风景，生而无优且健康，这样的政治承诺，足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了。
“推窗之论”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混沌理论的经典结果。由一个随机事件，引发另一个随机事件，多个随机事件，组成了相对系统内的杂乱无章。但当整体混乱的积累，突破临界点之后，一个内在联系的普遍规律，也就自然形成。
小朱是个半吊子，这点没有任何人能否认。这东西文不能写经论，还要老婆绯儿帮忙。武不能上马引弦，老婆阿萝飞马连环，箭箭中靶心。这本事，就算让小朱练上500年都成精成妖怪了，估计他也学不会。
但这家伙的本事，就是以他为起点，引发一个又一个的混乱，然后在这些混乱中，大明朝的全体公民，忽然寻找到了自己的明天。
为了美好的明天，能够住上好房子，整个国家机器，开始走向了方向明确的道路。
但在“推窗之论”的指引下，走上康庄大道之前，他们还要解决几个问题：国内的叛乱、拉达克－中东平台的搭建、对俄罗斯的戒备与合作、对南洋的巩固与开发。当然，必不可少的是目前仍在临死反噬的天灾。
天灾的威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正当北京方面，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世界里，艰难寻找曙光之际，他们再次迎来了席卷全国的旱灾。
从冬天后半段儿，大家就开始担心今年的农事，毕竟古代士子，都拥有夜观天象的本事。
解决旱灾的唯一出路，就是解决粮食来源，进口粮食是成法，由于目前郑家海军彻底归建，为了向皇上表忠心，郑成功不仅奉上了一樽纯金大鼎，上面用百宝嵌的工艺，镶嵌了108颗不同的宝石。还信誓旦旦的要替国家从远洋方面进口粮食。
但进口粮食的存储，也有隐患。杜宏门是粮食皇商，天下粮仓，有一多半都是老杜的名下，怎么存储，交不交存储费？再一个，稻谷麦糠，凭借几千年的经验，中国人可以存储几十年都没问题。可地瓜、玉米、土豆、西红柿这些物件儿，目前中国人还不具备太强的操作性。
因此为了避免一些隐患连锁爆发，从而导致民变再起，国家现在施行了最经济的方法，推广性种植。因为国家出面集中存储，不仅有成本，还要浪费一些时间。如果百姓自家就可以耕种高产农产品，则省去了很多麻烦。当出现部分家庭存储不当时，再通过国家配给来平抑粮食压力，是一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经典实践版。
目前关于粮食推广种植事宜，由太子慈？负责。这个事业可是功在千秋，首先民以食为天，一旦推广成功，将来储君接班，会迎来最大的民意支持率。毕竟历史上，没有一位太子，会以国之储君的身份，如此频繁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再一个以“十九小子”为班底的国家第三梯队，终究是年少居多，万一出现推广失败现象，小朱以及杨嗣昌、洪承畴等人，还可以出面摆平。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这也是一种良好的政治运转形式。
但一众朝臣想的还不止这些，大家都非常欣喜的看到，推广种植时，原有的皇庄，也将纳入这个计划中去，太子手上掌握的资源、人力、财政，都将破了历史纪录。这一切，都是皇上想偷懒的信号。这对于国家来说，实在是百利而无一害。
瞧瞧，小朱混成了这个奶奶样，大家都盼着他别再瞎折腾了。因为目前国家的状态很怪异，可以说“千古未有之变局”。
国内叛乱，身为皇上居然一点儿也不着急，整天不是想办法赚钱，就是去琢磨印度。自古开疆辟土，向来是御驾亲征，大兵讨伐。可人家皇上为了一个小国拉达克，动用了整支征西军。为了一个俄罗斯，竟然只是通过和谈来换取利益。自古和谈都是丧权辱国，从来没听说过，和谈也能拿到好处！这真是太奇怪了。
最可笑的，皇上似乎终于沉溺于天文历法了，晚上画星象图，白天自然没精神。
如此混乱且不着调的帝王之术，被总结为一句话：当下混乱，都是如今天子隔三岔五的馊主意给闹腾出来的。现在皇上终于偷懒放权了，大家暗自祈求上苍，这位上书房的主人，中国的皇帝，可别再瞎折腾了。天文历法，于国无损，沉迷也好，沉溺也罢，总之是不错就对了。
正是在这种前提下，耗时十八年，历经徐光启、周胤两代中外科学家的呕心沥血，《崇祯历书》正式出版发行，并成为官方纪年标准。也就是说，无论迂腐的老学究多么死硬，他们也不得不默然接受“1646年=崇祯十九年”这样的概念了。而且官方也会专门发布一个推算表，即西历与东历之间的转换。并且每周7天，每月5周，每年52周这样的概念，也都在西历中赫然体现。
借用1646来表述崇祯十九年，与民族气节无关，仅仅是科学纪年的一种方式。更何况，并不是举西历而废止东历，不过是两历并举而已。更何况时间只是历书的表面，背后则是气象、天文、数学等基础学科。
当《历演算谱》摆上御书案的时候，小朱这个心智始终无法变得成熟的半吊子，难掩其得意的心态，翘起二郎腿，左手挖着鼻子，右手轻轻敲打着题本封面，以一种很逊的形象，对着儿子说道：
“慈？啊，”（儿臣在）“要知道，历书中的星辰图谱，需要不断完善增补，而这其中许多图稿，还是为父画的呢！”
“父皇经纬中西，儿臣时时因自惭而奋发！”
“不错，说得不错！人可以不如别人，但因为自觉不足，而奋发图强，这样的人，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