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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第70章 “厚黑”沈括
脸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于身为王侯将相的政治家中，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但很少不等于没有，《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就是一个反例。
沈括在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谈到他的为人处事，实在乏善可陈。沈括不仅脸厚，而且心黑，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特别高的水平、相当深的造诣。
说起大科学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学家苏轼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亲自书写的，所以沈括积极地参与了变法，并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担任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苏轼那时刚刚服完父丧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苏轼像他那些此前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在被变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脚了，于是他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苏轼为官的两浙地区视察工作，临行前，喜爱苏轼诗歌的神宗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为难苏大诗人。
沈括和苏轼虽然一个擅长搞理科，一个是文学泰斗，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曾经是国家图书馆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两人见面之后，沈括先嘘寒问暖哥们儿义气一番，接着便要欣赏苏轼最近的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字和诗都很自恋，就挺高兴地写了送给沈括，却没想到这些诗作后来竟成了他的罪证。
公元1079年，变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苏轼的诗句，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结果，苏轼到任湖州还不足三个月就因为“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沈括以苏轼当年送给他的诗作为所谓的证据，向中央举报苏轼，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讽刺皇帝。
幸亏宋神宗不是个真正糊涂的皇帝，且颇有爱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之后幸运地逃过了他人生中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说沈括不念旧情，栽赃诬陷苏轼还有些政治立场之争的色彩，那么他对于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心黑脸厚、负义忘恩的反复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变法时，沈括积极参加，力挺新法，成了变法派中的中坚人物之一。但是，几年之后，当宋神宗迫于皇太后的压力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时，沈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书历陈新法的弊端和害处，气得王安石骂他“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走上了越来越远的外放之路，正是即从黄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却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为抵御西夏，朝廷任命沈括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两年之后，又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在永乐城一战中，他和给事中徐禧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结果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1088年，沈括移居润州，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
苏轼此时恰好又在杭州为官，担任比通判高一级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润州相距不算太远。
赋闲在家的沈括听说苏轼当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贫了，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打秋风。据说年长的沈括每次去苏轼那里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像小辈见长辈似的，整得苏轼心里烦他却又发不出脾气来，只得听之任之，无奈敷衍。
沈括同志做人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这位大科学家了。
第71章 梁山好汉的历史真相
经典名著《水浒传》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一百零八位好汉啸聚梁山水泊，对抗昏庸朝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壮阔画面，令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可惜的是，后来梁山好汉在宋江的带领下接受了皇帝的招安，他们北破辽国，却因谗言而徒劳无功，南征方腊结果是同类相煎损兵折将，十停只剩三停，而宋江等更是被毒身亡，冤死异乡。
《水浒传》家喻户晓，影响深远，以至于不少人将其误作历史来看，实际上，其中的绝大多数内容是作者虚构的。那么，历史的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历史上的梁山好汉并没有《水浒传》中那么多，只有三十六位，大体与一百单八将中的三十六颗天罡星相当，这三十六人逼上梁山的情形恰恰是一百单八将群雄聚义归水浒的缩写本或袖珍版。
故事的发生是这样的。
话说大宋宣和初年，道君皇帝徽宗赵佶在赏遍了书画珍宝，盖尽了殿宇楼台，玩腻了变法游戏之后，忽然对江南的奇石异草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一道圣旨下去，贪官污吏们就没头苍蝇似的忙活起来了，于是，一个历史名词应运而生——花石纲。
所谓花石纲就是当时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徽宗皇帝喜好的大型船队，一般是十艘船称为一“纲”。当时指挥花石纲运输的是在杭州特设的“造作局”和在苏州特设的“应奉局”等，这些局的官员奉皇上之命对东南地区的珍奇文物进行搜刮。花石纲所过之处，当地的百姓必须供应钱谷和民役，有的地方为了让船队通过甚至要拆毁桥梁，凿坏城郭，因此徽宗的这一爱好让江南百姓苦不堪言。据《宋史》记载，花石纲之役，“流毒州县者达20年”。花石纲最终成了激起方腊起义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梁山好汉聚义造反的一个起因。
当时，负责花石纲的最高一级官员是一个叫朱勔的家伙。此人原本是个二流子，因为臭味相投成了蔡京、童贯的狐朋狗友，就一路扶摇直上，当上了苏州“应奉局”的一把手，开始了欺压安善良民、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生涯。
又一批花石纲筹备完毕了，朱勔差遣杨志、卢进义（卢俊义原型）、林冲、王雄（杨雄原型）、花荣、柴进、张青（张清原型）、徐宁、李应、穆横（穆弘原型）、关胜、孙立十二人为制使，率人前往太湖等处搬运。这十二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就对天盟誓结成了异姓兄弟，不能同年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日死。当杨志等十一人押送花石纲到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时，孙立却因故落在了后面，作为带头大哥的杨志就让卢进义等人先行进京，自己留下来等待孙立。
日子一天天过去，孙立却一直不见踪影，而杨志的盘缠已经用完了。无奈之下，杨志同志给祖传宝刀插上草标，抱到街市上去卖，以便换些钱填饱肚子，付清店钱，充作路费。
俗话说，人倒霉了喝凉水都塞牙，这事就让杨志给碰上了！颍州城里有名的恶霸看上了杨志的宝刀，就牛不喝水强按头地想夺而走之，杨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手起刀落，恶霸的脑袋瓜子就“咕噜噜”在地上滚起来了。
颍州知州大笔一挥，被迫杀人的杨志脸上刺字，发配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孙立赶到颍州时，杨志刚刚动身去了发配之地，他快马加鞭直奔京城汴梁，和卢进义等人商议如何拯救杨大哥。当杨志在解差的押送下到达黄河岸边时，卢进义带领十一个弟兄从天而降，杀掉解差，救下了杨志，而后，十二位好汉打马上山落草为寇去了，不过，他们去的不是梁山，而是太行山。
宣和二年五月，北京大名府留守梁师宝（梁中书的原型）派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押送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缎物赶在六月初一之前到京城给太师蔡京上寿。消息很快传到了晁盖等人的耳中，他们就想劫下这笔不义之财，于是，晁盖、吴加亮（就是吴用）、刘唐、秦明、阮进（就是阮小二）、阮通（就是阮小五）、阮小七、燕青来了个八星聚义，确定了智取生辰纲的时间地点和行动计划。
当马安国一行走到五花营大堤上的田地里时，早已埋伏在此地等待他们留下买路财的八位好汉智力暴力并用劫走了价值连城的蔡太师的生日礼物。郓城知县尹大谅闻听此事，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连忙换了便服带着几个便衣警察到五花营附近微服私访，寻找线索，最终，他们在前村的“酒海花家”查到了生辰纲的蛛丝马迹。尹知县回到县衙后立刻命令董平带领三十名兵士前往石碣村追捕晁盖等人。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董平还没出发，县衙里的另一个人已经翻身上马奔石碣村而去，这个人就是宋江，他是晁盖的好友。有了宋江的报信，晁盖等人得以顺利逃脱，等董平带人赶到时，已是人去屋空，徒呼奈何了！
宋江正暗暗欣喜自己神不知鬼不觉地做了一件滔天大事时，没想到后院却起了大火，他的女人阎婆惜给他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姘夫名叫吴伟。一天，正当阎婆惜与吴伟在床上卿卿我我、缠缠绵绵时，碰巧宋江回来了，只见这个怒发冲冠的矮个子男人，二话不说，拿起一把刀冲了上去，“咔嚓”两声砍下了那对奸夫淫妇的脑袋。
杀了人的宋江不得不走上了逃亡之路，可是，天下虽大，却没有他这杀人凶犯的容身之处，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晁盖等人占据的水泊梁山。
逼上梁山之后，宋江凭着自己的恩德、人品和能力，很快成了梁山泊义军的领导人。他率领梁山泊义军转战南北，攻城夺县，力量日益增强，义军所到之处，杀贪官，除恶霸，打土豪，分田地，深受贫苦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梁山泊义军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与太行山义军遥相呼应，附近的官兵闻风丧胆，无人敢撄其风，就连当初缉捕晁盖等人的警察队长董平也反水上了梁山。
既然梁山泊周围的官兵已是惊弓之鸟，北宋政府只得从京城派来精兵良将征讨梁山泊义军。将门之后呼延绰（就是呼延灼）是这次围剿的主将，副手是刚刚改邪归正的海盗张横。
可惜这两个外来的和尚也念不好经，屡战屡败，但他们的确够坚强，屡败屡战。最后，皇帝的忍耐突破了极限，发出了最后通牒，然而结果却并不是皇帝老倌期望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而是呼延绰和张横反叛朝廷明珠投暗了，宋徽宗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只有抱着脚丫子喊疼骂娘的份了。
很快，水泊梁山又添了不少新头领，领军人物达到了三十六名，这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于是民间有了这样的说法：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要少一个，定是不还乡。
后来，梁山泊义军不幸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陷入了北宋名将张叔夜大军的包围圈，在突围失利和张叔夜循循善诱的情况下，宋江带领义军归顺了朝廷。北宋政府虽然没有背信弃义地杀死义军将领，但对他们并不放心，为了防止义军死灰复燃，朝廷把三十六人分派到各地做官，轰轰烈烈的梁山泊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梁山泊起义几十年后被写入了《大宋宣和遗事》，而这本书中的梁山泊故事就是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的雏形。
第72章 高俅开篇之谜
《水浒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宋仁宗赵祯，但真正作为其开篇人物的却是奸臣高俅。
金圣叹在评批《水浒传》时曾做出这样的论断：“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此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有见地，但是，施公耐庵为什么选择高俅而不是蔡京或者童贯作为开篇人物呢？难道他早在七百年前就预见到了和中国足球有关的某些人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对象。
若论名气（当然是臭名）和地位，蔡京和童贯其实更有资格代表奸臣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
就名气而言，人家老童老蔡是当时流行民谣“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主人公，还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六贼”（另外四个家伙是王黼、梁师成、朱勔和李邦彦）中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宋史》中都单独有传，相比之下，高俅则差得远，不但没有在民谣中挨骂的份，也没有得以跻身“六贼”之列，不但没有自己的传记，就是在《宋史》的《奸臣传》、《佞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