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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书贩舂”，即帮别人抄书、贩卖粮米，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刻苦读书，力求上进，渴望早日做官，光宗耀祖，改变贫困衰微的家境，另一方面，这种经历使他养成了犹豫、敏感、清高，独立的性格，从而导致了他日后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大约在十六岁时，李商隐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一为《才论》，一为《圣论》，获得了一些士大夫的赞赏，其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令狐绹等人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了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才能成功踏上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意和自己踌躇满志的心情：“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果希望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主要的途径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考取了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即骈体文），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的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由此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中和“藩镇割据”同等严重的一个社会痼疾。
李商隐的老师令狐楚倾向于“牛党”，在他的帮助下李商隐步入了政坛，于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中了进士。在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成为倾向于“李党”的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僚并受到其赏识，娶了他的女儿为妻。
李商隐，这位才华横溢，纯洁高贵，追求独立人格的诗人，就此成为“牛李党争”无辜的牺牲品。
与王茂元女儿的婚姻使李商隐被牛党视为李党中人，但李商隐本人心中想的却是置身“牛李党争”之外，凭借自己的能力才华，而不是党同伐异，去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这从他的诗文中可以反映出来。然而，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想要保持独立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是李商隐受到了来自牛党和李党的双重冷遇，甚至攻击，无论是“牛党”还是“李党”得势，李商隐从来没有机会晋升。后来身居高位的令狐绹尤其厌恶他，认为他卖身投靠李党，忘恩负义。
在这种情况下，李商隐的仕途显然无法顺利，他曾经两入秘书省，但都只是短期地担任过低级官职，他也在基层政府做过小官，但经历同样短暂而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
对于深处于现代商业社会的我们而言，李商隐守着如此多的权力和人脉上的资源竟还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实在令人不解。如果历史可以大胆假设的话，我们不妨替李商隐安排一下他的政治选择：一、当时如果他能义无返顾的投奔牛党，与令狐家族一脉相承，势必稳居高位，权力显赫，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他就要昧着良心看着令狐绹们将他心目中的政治偶像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贬死于海南任上，他能做得到吗？二、如果他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信念（李商隐事实上倾向于李党），完全投奔至李党的麾下，那么他不但要背负沉重的“忘恩负义”的十字架，同时要随时准备着在李党得势后对牛党人士进行毫不手软的大张挞伐，他又能做得到吗？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假设，那就是采取骑墙的政治策略，牛党得势，就向牛党投怀送抱，李党掌权，便对李党暗送秋波，这样，无论牛党还是李党上台执政，都可以稳坐“钓鱼台”，居“庙堂”之高，而不是处“江湖”之远，然而，锦心绣口、满腹华章的大诗人李商隐又怎么能做得到呢？
但是，假设终归只能是假设，理想主义的诗人们终究是为理想主义而存在着的，李商隐最终选择了一条独立的，自我负责的，也是自我救赎的，但是却布满了荆棘坎坷的道路，他在如火如荼的党争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理性和超然的立场，并不因感情上的亲疏、远近和好恶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李商隐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困境和情状或许只有两百年后北宋末年的苏轼能与之“媲美”。王安石在台上时，身为保守派的苏轼因批评新法弊端而被一贬再贬，而王安石下台后，司马光尽废新法，苏轼又因不满司马光的教条和武断被一贬再贬。
人生不幸诗家幸，李商隐虽然“空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没有能够实现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与抱负，但他给后世留下了如此多动人心弦、感人肺腑的优美诗篇，为无数后人所钟情所仰慕，如果诗人在天有知，定会露出会心的、满足的微笑。
第62章 天下第一滥人朱温
五代十国是个乱世，这个乱世要从一个滥人说起，这个滥人就是朱温。
朱姓有一副对联，道是：上下两皇帝，千古一圣人。前面说的是朱温和朱元璋，后面指的是朱熹。朱熹和朱元璋倒还值得夸耀，虽然一个小节有失，一个手段狠些，可这朱温却的的确确不是什么好鸟，小节大节全无，可谓无耻之尤，行事之狠毒，比朱元璋有过之而无不及，算得残忍至极。
朱温原本是砀山乡下的一个破落户子弟，和《水浒传》里的高俅差不多的光景。他爹是个苦命的教书先生，儿子还小的时候就大撒把驾鹤西游去了，没人管教的朱温馋吃懒做，游手好闲，长成了一棵歪脖树，但他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力大无比，而且寻思着凭这把力气混出个模样来，吃香的，喝辣的，包些个二奶、三奶、四五六奶。
谁曾想瞎了眼的老天爷竟然给了他机会，他竟然还抓住了。
那时正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各地兴起了不少农民武装，野心勃勃的朱温参加了离家不远的黄巢起义军。命运之神大概那些日子吃错了药，竟然给他一路大开绿灯，让他很快从一个小卒子变成了黄巢手下的一员大将。朱温的地位越来越高了，脸皮也越来越厚，心也越来越黑，厚黑学的造诣日益高深。
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在评论《三国》时说：曹操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心足够黑；刘备之所以成功，是因为脸皮足够厚；孙权虽黑不如曹操，厚不及刘备，但二者兼而有之，故也能成就一番基业，而司马懿极厚黑之大成，无人能比，因此三分归晋一统华夷的重任非得由他的子孙完成不可。
朱温在厚黑上绝对不逊色于司马懿，但他出身草根阶层，在能力魄力影响力上和世代高干子弟的司马氏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他始终只是大河南北最大的割据者，而不能拿下全国的地盘。
让我们看看黑心肠和厚脸皮把朱温催化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朱温是在黄巢起义的第三年，即公元877年加入义军队伍的，此后凭借军功一步一步升了上去。黄巢对这个既有力气眼皮子又活的家伙青眼相加，委以重任，880年进入长安建立大齐政权后，任命他为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负责最重要的东面防务。882年，朱温见农民军处境困难，就叛变投降了唐军，对于“有奶便是娘”的朱温来说，黄巢的恩典和信任此时连鸡肋也不如了，被他毫不可惜地丢在了屁股后边。
朱温一旦变脸，就成了起义军的死敌，黄巢腹背受敌，一败涂地，退出长安后便一蹶不振了。唐僖宗大喜过望，除了高官厚禄，还给了朱温一个莫大的荣誉：赐名“朱全忠”，之后的历史证明这个莫大荣誉其实正是莫大的讽刺，因为朱温既不忠于大齐金统皇帝黄巢，也从来没有忠于大唐天子，可以说是个“全不忠”。
此后的近二十年间，朱温以宣武（今河南中东部）为根据地，靠着坏心眼子和铁枪杆子占有了太行山以东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他的阴险毒辣在火烧上源驿一案表现得一览无遗。当时他要对付的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
公元884年，李克用打败黄巢后途径朱温的老窝汴州，朱温请他进城并大开筵宴。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当天晚上朱温就用车辆堵塞街道，围攻李克用入住的上源驿大宾馆，企图置之死地而后快。李克用的数百随从都死于非命，他在几员大将的舍命护卫下侥幸逃脱。
从此以后，宣武与河东势成水火，互相攻伐，朱温的后梁王朝最终就是在他儿子手里被李克用的儿子给端掉的。
公元896年4月，朱温在黄河问题上对人民犯了一项滔天大罪。
当时黄河暴涨，滑州的城墙有被冲垮的危险。朱温要保住城墙，下令掘开河堤，让河身分成两道，滔滔东流，使下游遭到了极大损失。朱温这一招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黄河下游的水患越来越严重了。
朱温的势力步步高升，和西方的实力派军阀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进行了一场皇帝争夺战，最后这个滥人取得了胜利，抢到了唐昭宗，当上了唐末的“曹操”。公元904年，朱温又向另一大奸臣董卓学习，一把火烧掉了长安城，强迫昭宗迁都洛阳。接着他又模仿王莽，杀害了唐昭宗，立年幼的李祚当皇帝。
朱温称帝的野心已经是和尚头上的苍蝇——明摆着的事了，他下定决心打击旧日的高门望族，把妨碍他这个草根称帝的社会势力一扫光。于是，朱温采纳狗头军师李振的主意，以“浮薄（就是自命清高）”的罪名斥革驱逐了很多在统治集团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公元905年，朱温更加丧心病狂地把原宰相裴枢等三十多名高级官员统统杀死抛入黄河。
朱温对待士兵也极其残酷，他在军士脸上刺字，以防他们逃亡；将校阵亡，所部士卒都要处死；检阅军队时，见某队的马瘦，就把将校拉出来腰斩。逃兵不敢回乡，就在山岭湖泊聚集起来，组成许多支小股起义军。公元907年朱温称帝以前，这个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他只得借即位称帝的机会，宣布大赦，准许“文面”的逃兵回家当老百姓，事情才缓和下去，否则，后梁王朝会更短命。
后梁建国以后，朱温已入暮年，用兵颇多失着，而暴虐荒淫比起早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统治集团内部越来越黑暗混乱，号为新朝，实同季世。
朱温一向荒淫好色，到了晚年，更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连儿媳妇也不放过，经常召她们到宫中陪他睡觉，真是：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见过老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老不要脸的。
公元912年，也就是朱温称帝的第六年，儿子朱友珪得到了陪老爹睡觉的老婆在宫中获得的消息，知道朱温想立另一个儿子朱友文做太子，便勾结禁卫将士杀掉了朱温，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滥人就两腿一蹬，一命呜呼，翘了辫子啦！
话又说回来，朱温这一辈子岂是一个“滥”字了得！
孔氏孤儿：比“赵氏孤儿”更真实的人间悲剧
“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国人是非常熟悉的的，中国第一史书《史记》中有记载，舞台上也一直在演，而且还拍成了电影，但其真实性却是令人质疑的，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司马迁当年怀着一腔义愤把民间传说当成历史来写了。在司马迁的《史记》里，赵氏孤儿的故事诚然是一部悲剧，但根据《左传》所记，赵氏孤儿却是不伦之恋引起的情欲报复和权力倾轧，与其将其定位为悲剧，倒不如说它是一场沾染着血腥气的闹剧。
但本文要写的孔氏孤儿的故事却是一幕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人间悲剧。
在山东曲阜孔林的孔子墓后东北方向一百米远的地方有一座巍然高大，与众不同的墓碑，碑上用篆书刻着“宋兵部尚书袭封衍圣公之墓”。这座墓碑的主人就是孔氏孤儿故事的主人公，孔子的第43代孙孔仁玉。
话还要从孔仁玉的父亲孔光嗣说起。
孔光嗣生于唐朝末期的公元871年，在其父亲逝世后袭封成为文宣公。顺便说一下，文宣公是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7年）授予孔子后人的封号，第一代文宣公是孔子的第35代孙孔璲之。
如果说《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臣”，那么，孔子这个人物就是“治世之偶像，乱世之草根”，作为孔子的后人自然也难以逃脱这样的命运。
不幸的是，孔光嗣生活在官逼民反、天下大乱、军阀割据的唐末、世，等到他长大成人时，乱世之中的乱世——五代十国已经拉开了沉重的铁色的历史帷幕。
乱世讲究的是枪杆子里出政权，谁能打仗谁就是老大，以礼治国早就被抛到爪哇国去了，作为礼教代表的孔子后人自然就没人当回事了，地位自然就节节下降，一代不如一代了，到孔光嗣这一代时，只能担任泗水县主簿这样的小官了。这个位子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秘书长，如今看起来好像还蛮风光的，因为下面还有许许多多不如他的官员，但在当时已经是官员的最底层了，再往下就是宋江那样不入流的小吏了。
俗话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恰遇顶头风”，正当孔光嗣为自己的仕途境遇愁得像张国荣、崔永元那样要得抑郁症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且是祸起萧墙，后院失火。
在孔府后院点火的这个家伙名叫孔末，此人不但叫“末”，而且的确是个人渣。
说孔子的42代孙孔光嗣是草根无疑含有夸张的成分，孔末则是一个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草根。
孔末的祖宗原本是孔府的清洁工，负责剪剪枝、浇浇花、掸掸浮尘、扫扫地这些体力活，但到孔末这一代时，已经成了奴仆中的头头，有了点小权力。
人心不足蛇吞象，从底层奴仆升到一等奴仆的孔末并不满足于自己的现有地位和既得利益，这个家伙还有着更大的野心，贪婪而罪恶的欲望把他烧得失去了理智，失去了人性，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恶魔。
公元913年春，做了周密安排的孔末像毒蛇一样偷偷进入了孔光嗣工作的泗水县城，找了个地方潜伏起来，暗中寻找时机下手。
在一个月黑风高，鸦声凄厉的夜晚，孔末从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处突然窜出，对着毫无防备、一无所知的孔光嗣猛刺数刀，确认孔光嗣已经死亡之后，蒙面人提刀扬长而去。
由于孔末事先早已花钱买通了相关的地方官吏，孔光嗣被杀案就一直拖着结不了案，最后只得不了了之，而孔末早就在主人被杀几天之后，由“拿他钱财，为他消灾”的当地官员主持当上了文宣公，霸占了孔府的家产，后来更掌握了曲阜县的大权。
孔光嗣被害时，他的妻子张氏和九个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