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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跟你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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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我想跟你走
  作者:刘若英
  内容简介:
  多年后,我再次见到还是单身的他,这次我们的声音跟周围所有的杂声混在一起,那个秘密的频道消失了。他说,如果当时我即时回应了,故事就不一样了。我笑了笑说,我的表达,不只不合时宜,也缺乏速度。他也笑了笑说,一生有时就是一瞬间。是吗?到底我应该以我的不合时宜为荣或者遗憾?我以为,浪漫有时候不就是静静低下头去,或是延迟个一秒,或一千万秒?我以为我选择的是浪漫;我以为我选择的是一生,不是瞬间。但是他说“一生有时就是一瞬间”……
  正文
  第一章
  永远不搬家
  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
  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一个人能活多久?这个问题可以有很多参考数字;一个是统计的平均寿命,一个是你自己期望的岁数,还有家族基因遗传的因素,也可以是历来哪个人最长寿的纪录等等。但这些数字,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它不能说明我们对生命长短的感受。可能,我们需要另外一些能力,去真正感受生活的历程。什么样的能力呢?比如说记忆。一个完全没有记忆的人,他活了二十岁跟活了八十岁,这中间有什么差别吗?或者可不可以说,不管岁数大小,一个人能活多久,要看他能记得多少过去的岁月?
  房子变成一栋生活仓库
  我最近回到老家,花了七天时间把家里的所有东西巡视了一遍。这是我住了二十几年、我的公公婆婆住了五十六年的房子。公公是职业军人,所以房子是政府分配的,有一百多坪,分为三层,在家人口中那是“楼上”、“楼下”跟“下面”三个空间。“楼上”有三间,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秘书的房间。楼下有四个空间,公公睡的、婆婆睡的,另外有客厅跟餐厅,当然还有我睡的公主房。“下面”分别是两间副官的房间,一间勤务兵的休息室,以及一间厨房。
  这样说来好像很大,但是根据我的主观感受,实际可用空间应该只有房子的十分之一。五十年来,东西只进不出,家具、衣物用品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杂物收藏;从大陆带过来的大木箱一个个原封未动,公公收藏的书报、婆婆数十年来的水墨画,都是理所当然地充塞可能的角落。甚至,餐桌一角有张一九九八年的广告单到现在还躺在原处,那对都已经离婚的新人送来的礼饼也原封不动的在酒柜上。家里是有人打扫的,物品堆积不去并不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而是对家人来讲,每一样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有时间标志性的,未来可能派上用场的。当人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没有东西是可以舍弃的。渐渐地,房子变成一幢生活仓库,主要是用来摆东西的,我们只是仓库管理员。
  去年年初,军方通知,今年四月必须迁离,会换一个国宅给我们。虽然一个一百多坪的平房,去换一个不到四十坪的公寓,是有点为难人,但毕竟“情势不为主观意识转移”,搬是一定要搬的。问题是,怎么个搬法?积累五十多年、塞满三层楼的物件,要放进一个国宅公寓,并不是多做几个储物柜就可以的。整整一年半以来,凡是家庭聚会、出门逛街、寿宴喜庆,家人碰面讨论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怎么搬?”解决方案从帅气的“全丢了,再买新的啊!”到阿Q式的“找国防部负责啊,是他们要我们搬的!”都有。听到任何论调,我都投赞成票,因为打从心里认定“反正不会是我搬”。早早我就跟姐商量,搬家我出钱,买新家具我出钱,但我动不了手。我知道那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老房子的味道
  这样,一年五个月过去了,我在老房子里来来回回了数十次,婆婆除了嘴里常常提到要搬家,家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甚至公公的老花眼镜也还沾着尘灰静静地躺在原处。天佑公公,他去世已经六年了。
  终于有一天,或具体地说,是“搬家死线”的前五天,我跟同事如婷一起回家时,她小声地说:“我觉得如果再不动手,可能真的搬不了了喔。”
  “当初清清楚楚说好我不用动手的。”
  “但如果房子原封不动,到了期限怎么办?”这不是如婷问的,是我在问我自己。我不能想像拆除大队开着怪手吊车来时,年迈婆婆在房子里惊慌垂泪,我举着一块“人在屋在,屋亡人亡”的布条在家门前嘶喊。
  不啰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穿着一身工作服,召唤了如婷、小娴、怡俐、大丽真、怡臻等一班娘子军,开始了我的强制搬迁!我跟自己说,不过就是丢东西嘛。
  公公跟着军队撤退到台湾的第一天,就住进了这个日式的老房子。公公当时四十多岁,但房子当时是多老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有记忆以来,它就很老了。屋顶上的瓦常常剥落,半夜有小猫会掉进天花板里,一夜叫个不停,木板地底下会有老鼠爪子的声音。我常幻想为什么笨猫不干脆掉到木板底下呢?两败俱伤,这样不是可以安静一点?对一个城市里的小女孩,住这样的房子并不是多愉快的经验,虽然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公公走了很久了,但只要我回到老房子,闻到那气味,看到他的书桌,我都会忘记他已经离开了。但是,如果这一切可供记忆的东西不复存在呢?如果桌子搬走了,房子拆除了,气味消失了呢?我有能力把这些记忆完整地储存在我的感官里吗?
  还来不及解答这个问题,我已经扎起头发,戴上口罩手套,买了好几包垃圾袋,来到了老家门口。我觉得自己像个屠夫。我一一指着家里的东西,问婆婆:“这还要不要?”她的回答都是:“这个?当然要,这是……(回忆开始……)”过了两个小时,我发现没有一样东西是她不要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事关重大的,譬如那个缺角的盘子,“是你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你都不记得了吗?”或那张传单,“是公公一个老朋友开画展的……”垃圾桶,“是中兴百货刚开幕时,我跟你去买的啊……”是啊,什么冷血的人舍得丢掉我小时候吃麦片的盘子?
  第二章
  回忆是生活态度
  因为父母早年决定各奔东西,我是跟祖父母一起长大的。从我能记事开始,我已经活在老人家的记忆里。回忆不只是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生活态度。因为两岸相隔,他们的成长环境被剥除了,他们见不到亲人、见不到家乡,除了记忆,他们还能怎么对抗这种隔离呢?
  想法是感人的,但当我脑子再度浮出举抗议布条的画面,心肠就变硬了。我决定不用问她了。原则一,我心里想着,凡是以后还买得到的,就丢。原则二,生活中毫无用处的,也丢。我打电话给收二手书的茉莉书房,说我有些老书要捐给他们。回答是如果要他们来收,需要超过一百本。我说,应该有三千本以上。他们来人看了一眼,结果是动用了八个工人,搬了两卡车。
  除了书,还有各式各样的家具。那些家具都是我在拍二三十年代背景的戏里才会看到的。我打电话给一个做戏用道具的朋友,请他来收。他两手空空来了,进来看了不到五分钟,说要回去开卡车。我不知道他一共搬了几车走,我在忙着丢别的东西,但耳里倒是一直听到他的话外音,“天啊!还有啊!”
  家电在我们家出现算是晚的。小学时,我曾羡慕同学家有洗衣机,回来问婆婆,为何我们家没有?她的回答是,因为我们家有人洗衣服,而且衣服用机器洗容易坏。从小家里也没有看电视的习惯,公公的理论是“客人来家里是交流,不是来看电视的”。因为这样,家里晚上是无声的,婆婆画画,公公看书、写毛笔字,而我,我忘了我在干嘛,应该在发呆吧。但是曾几何时,我家成了有四台电视、四台录影机、三台DVD、两个微波炉、三台冰箱、两个洗碗机。这就是时代的洪流吗?还是因为我进了演艺圈?
  忘记的一扇门
  人家要是问你,你家里东西有多少,你能怎么回答?你的计量单位应该是什么?从某个角度说,每一个人家里的东西都很多,那是生活长年的累积。但有些东西是可以计量的,譬如说,我问你,你家的酒有多少?
  让我打开我家的酒窖瞧瞧。所谓“酒窖”,其实是公公房间里的一个小储藏室。我从来没有看过里面是什么,因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的门口就堵着一个挂大衣的架子,意思是那里面没有什么,就算有什么,也跟我们的生活无关。要不是搬家,所有人都根本忘记那边有一个门。终于打开后,灰尘扑面而出,门后是满满一柜子的酒,每个瓶子上都覆盖着一层尘封的土。我随手拿下一瓶瞧着,空的,全空的,但瓶口的包装原封未动。这瓶酒没有开过,只是,蒸发掉了。我一瓶一瓶的取出来,大致算了一下,两百多瓶。
  长年在家里帮忙张罗的张叔悄悄来到我身后,“另一个储藏室里还有。”
  “我床头柜子里也有,统统可以当你的嫁妆。”婆婆凑过来说。这话听起来窝心,每个家庭不是都有传家宝吗?但陪嫁几百瓶酒,这是传达了什么讯息呢?悲喜剧成了闹剧了。公公是不喝酒的,但他觉得别人送酒是心意,不应该转送,更不应该转卖,八十几岁的老先生,就这么攒了四百三十瓶酒。多吗?酒之外,类似的礼品类还有茶叶六百多罐、人参两百多盒……
  就这么日复一日的战斗,书要丢、家具家电要丢、衣服要丢、剪报要丢——公公四十多年的剪报,及家中老小帮我从娱乐版搜集来的剪报。我的中小学作业、知名不知名的情书,也在以身作则、大义灭亲的心情下,一并收进垃圾袋。
  就这么不断地与往事干杯,有天爸爸说话了,“你简直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我听了脸上是笑的,心里是酸的。也眼看着已经丢掉的东西,有人晚上拿着手电筒到垃圾堆又偷偷捡回来。就这样谍对谍来回数日,爸爸终于又站在院子里指着我,“红卫兵抄家也不过如此!”
  好笑吗?其实惨绝人寰。婆婆声音颤抖地问我说:“我的红木柜你为何不帮我搬到新家?”我跟她说,我量过了,新家的电梯太小,进不去,就算走楼梯搬进了新家,也放不下。然后我就见她独自坐在餐厅看着红木柜哭,她说这次真的不想活了,连这个红木柜她都带不走。我站在那里,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第三章
  压抑和坚强终于瓦解
  七天这样血淋淋地过去,我坚持了我冷面屠夫的角色。搬进新家的黄道吉日终于来临。当天中午我因为有工作,要姐姐早点到老家,把公公的牌位请出。结束工作我一进老家门,姐气急败坏把一对签塞到我的手里,她说她对着公公牌位磕头磕了一个多小时,签掷了无数次,出不了一个“正签”,意思就是——公公就是不肯走。她觉得公公在耍她。我收下签,请姐先把婆婆带去新家,不要让她最后一个走,以免触景生情。我跟如婷在这空荡荡的房子里,拿起胶布把一个个老柜子封上,写着“清空”,把房门一个个关上,再次贴起胶布,写上“清空”。
  最后回到大厅,我看着公公的牌位,手里拿着签,四周一片安静,心也是静的。我跪下来磕了三个头,心里说着:“我知道您舍不得离开,我也舍不得离开,但”家人家人“,家就要跟着人,爸爸还在,姐姐还在,婆婆还在,他们在哪里,您的家就在哪里。”我掷了签,“一正一反”,那是他说好的意思。我继续念着:“婆婆已经在新家等您,她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她可寂寞了。”第二个“正反”;应该OK了。这时如婷一旁屏着气说了声:“还要再一次。”
  还要再一次?我吸了口气,闭上眼,“亲爱的公公,我知道您最疼我,我们走吧……”我将签高高举起,睁开眼睛看着照片上的公公,手一松——连续第三次的“一正一反”。我用力地把头往地上一磕,突然间,这些天的压抑和坚强彻底瓦解,我伏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有完……
  每个人都搬过家,但每个家在人心里有不同的分量。有时候你离开的不只是一个吃饭、睡觉的地方,也是舍弃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离开那个空间,等于把你自己的一部分也永远遗留在那里了。某个程度上来讲,你每搬一次家,你的生活也必须重新开始,生命的长度要重新计算。你舍弃的不只是身边的物品和邻居,你也切断时间的延续性。老房子清空了以后,我不得不忍着伤痛远离公公的味道,远离那些让我记得生活曾是多长多远的味道。但“远离”毕竟不是消失,我是人,我有记忆。味道是淡去了,但我会努力让它保存下来,用我的方法,让我的后代也嗅得到老房子的味道。公公婆婆半个世纪前被迫离开他们的老家,彷徨伤痛何止我的千百倍。但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是这样用记忆和盼望走过来的。我自然也应该这样走下去。
  二○○五年四月十号下午五点十分,我终于看了最后一眼门前的那棵桂花树,转过身去,拉上大门。喀嚓一声,这世界上能有一种声音是这般熟悉又如此惊心动魄吗?走出小小的巷道,我禁不住再次转身,觉得故事还没完。可不是,一片夕阳的殷红中,那个甩着两条辫子的小丫头,左手牵着公公,右手牵着婆婆,正步履轻盈地唱着歌。看着她得意洋洋的样子,你会以为全天下的小孩都不用长大。歌声若有似无地传来,听不真切,但我知道她在唱什么。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山坡上面野花多,野花红似火……
  我的父亲母亲
  我远远地看着他们两个,
  有种时光倒错之感。
  无意间,在老家发现了几本相簿。翻开来,里头整齐存放着的不是照片,而是我父母亲年轻时来往的书信。我也想称它们为情书,但是那个年代的人表达含蓄,你情我爱是不提的,更像是家书。一张张泛黄的纸张,大部分是母亲写的。内容不离生活琐事,偶有岔题的,就是盼着那当海军的舰长丈夫早日归来。这些信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在我两岁时,父母便离异,他们的相处方式我从来没有记忆。这些信自然成了当时点点滴滴的存证。
  相互依靠的情义
  母亲是韩国华侨,中文程度自然及不上父亲。于是我看到,每封母亲写的信上,都会有一个一个的红笔圈着错别字,那是父亲帮她挑出来的,然后又把信寄回给我母亲。我母亲收到后都会在被订正的字旁写上一整行对的字,就像小学生被罚写生字。因此每封母亲的信,都要这样两度易手,家书除了讲讲家中事,也是国文教材。父母俩如此不厌其烦,大约也是相互依靠的情意。及至想到他们的离异,让我不禁鼻酸。
  据说他们从未吵架。我也好奇,每个人都好奇,他们从没吵过架,为何离婚?到了我自己谈恋爱,才有体会,不吵架的伴侣才是要命。父亲是一个过分幽默浪漫的人,天塌下来的事,他都可以一笑置之,以为有比他高的人先顶着。错了一个字会自行补写一行的母亲非常不一样。母亲不能说杞人忧天,但却事事要求尽善尽美。她的每一个今天,可以说都是为了明天做准备。她又要求自己面面俱到,有时到了难以理解的地步。据说我姐出水痘的那一天,她跑去照顾亲戚家发烧的女儿,认为这样才是周到。这样的两个人,一个死皮赖脸时,另一个可能在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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