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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与于学忠有协议在先，所以行动也比较快。７月４日和１２日，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命令鲁中区和滨海区部队分别向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进军。从７月中旬到８月上旬，八路军与在日军支持下的张步云部、吴化文部和厉文礼部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后基本上控制了日莒公路以北的诸日莒山区和青（州）沂（水）路以东，安（邱）莒（县）边区以及青沂路以西的北沂蒙地区等原东北军驻地。另外，在八路军进攻厉文礼的据点时，还击毙了窝藏在那里的国民党山东别动队司令、太河惨案的罪魁祸首秦启荣。至此，八路军又开辟根据地２０００多平方公里，并且在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各地方顽固派群魔无首，乱成一团。山东八路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大改善了对敌斗争的态势。
在控制了诸日莒山区和北沂蒙地区后，罗荣桓又把重点转向南面。
早在７月下旬，罗荣桓和黎玉就作出了在天宝山区或蒙山山区乃至鲁中区的腹地击退或歼灭李仙洲北犯部队的部署，要求慎重初战，并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寻找歼灭李部的机会。
８月１３日至１８日，鲁南军队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按照罗荣桓的指示，集中主力第３团和５团以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刘春霖部的侧翼实施打击。顽军虽然受到损失，但仍越过滋（阳）临（沂）路窜至费县北，接着又遭到鲁中第２团的打击，只好退回滋临路南，盘踞在平邑以南的流峪、常庄一带。
与此同时，津浦路西的冀鲁豫军区，也开始反击李仙洲的主力部队。９月，在曹县阻击进犯鲁西南根据地的李仙洲部，毙伤顽军２０００余人，俘虏６０００余人。
李仙洲在八路军这里没有占到便宜，日本人又狠狠地“扫荡”了他一下，损失了不少部队，真是雪上加霜。他刚进入山东时有２万余人，到此时就只剩不到８０００人了。
李仙洲看到大势已去，北进无望，只得灰溜溜地撤回安徽北部。其先头部队刘春霖部，也于９月５日在邹县北过津浦路，向西而去。
这下，在山东各种力量的角逐中，八路军大获全胜。当时罗荣桓兴奋地说：“这就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良好的机遇，再加上正确的战略，那胜利就是十拿九稳了。
第十五章 鬼子的末日来到了
第十五章 鬼子的末日来到了
１９４３年，是世界法西斯集团迅速走向衰落的一年。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已迫使德军转入全线防御。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国军队打垮了日军的外防御圈，日军被迫退守以菲律宾为支点的内防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把它的全部国防力量都投进战场。陆军的大量兵力当时已深深地陷入中国近２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拔不出脚；海空军的主要力量，也都分散在广阔的太平洋海域上，越来越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抗战初期，日军的进攻处处得手，占领区的范围越来越大，战线也是不断延长，在华兵力已感不足，太平洋战争又需要从中国占领区内抽调部分兵力，这无疑加重了在华日军的负担。到１９４４年初，日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在山东，日军的兵力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上的更多。到１９４４年春，在山东的日军只有第５９师团和独立第５混成旅及临时编成的独立第１旅团大部，一共只有２．５万人左右，是抗战以来日军在山东兵力最少的时期。虽然伪军增加到２０余万人，但总体上讲，日伪军的力量是下降了。
日军曾经在东南亚有恃无恐，但这时已走向没落。这正像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中唱到的一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了。”
１９４４年春季，八路军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战场上陆续发起了反攻。反攻共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局部反攻，时间约为一年；二是全线反攻。在局部反攻的一年时间内，全国八路军就从日军手中夺取了３７５个县，在全线反攻中又夺取县城１４４个，这充分显示了八路军的强大战斗力。山东军区的八路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也在其所控制的解放区内，迅速实施局部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日军不断走向衰败的同时，山东八路军的力量却在不断壮大。当时山东八路军的总兵力已达到９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却只有７万人。在山东三大力量的较量中，共产党的力量大大增强了。
“雷公打豆腐”
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明显地提高了，罗荣桓等领导人的心里都十分高兴。李仙洲入鲁失败后，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仅剩下７万人左右，大小共２１股（其中千人以上的１２股）。这些国民党军队，有的与日军保持秘密联系，配合日伪军“扫荡”八路军；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指挥中心，有如树倒猢狲散，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这与山东八路军的团结一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
一次，山东军区的《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这反映了当时山东八路军中的很多人对形势的基本估计过于乐观，有轻敌麻痹思想。
罗荣桓认为，这种轻敌思想和情绪对今后的作战十分有害，如果不除掉，山东的大好形势就可能被葬送。于是，他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１００期的纪念会上，对这种提法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３０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
“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需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战后作准备，这反映了他不只是考虑到眼前的斗争形势，而且还考虑到将来日本人投降后山东的斗争形势，他已开始着手为今后国共两党在山东的斗争做准备了。共产党人就是这样，他们不是只顾眼前，更重要的是看到长远。敌人只看一步、两步，而共产党人则要看到第三步、第四步。
其实，这些问题罗荣桓已考虑很长时间了。１９３９年，他就提议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并千方百计地阻止其他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进入山东，还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等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的进攻，准备一块完整的根据地，并积聚强大的武装力量。
长期的武装斗争，已经把罗荣桓锻炼成为一名合格的战略家。
但抗日战争毕竟还没有结束，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也曾于当年４月５日给山东下达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又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自卫。”“……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日军，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防御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既然有力量进攻正面（即同正面战场上的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就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此后，山东的日军对八路军虽然未采取大规模的进攻行动，但罗荣桓对那些有盲目乐观情绪的人的警告，为八路军的局部反攻和最后反攻扫除了思想障碍。
从“游击”到“运动”
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２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为使我党能够担负这种责任，就要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巩固起来，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１９４４年６月５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强调：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就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
７月１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指出：全军目前４７万人，欲以此在反攻前坚持与发展根据地是够用的，但欲以此在反攻中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国民党方面来的可能的国内突然事变，则是不够的。要担负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非有一倍至数倍于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能胜任。
城市是各个地区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要想彻底打败日军，就必须攻占日军控制的重点——城市。八路军把作战的重点由乡村转向城市，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
共产党不但在为最后反攻做准备，而且也开始为应付战后的不测事件做准备。可是，就在此之前的６月５日，国民党在《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中谈到，共产党的第１８集团军及其在各地的一切部队，只能合编为４个军，计１０个师，总兵力１５万人左右。国民党限制八路军在１５万人左右，共产党觉得自己４７万还不够，双方矛盾在不断加深。
共产党、八路军不但在政策方针和兵力部署上为反攻做准备，而且在作战方法上也在进行准备，这就是从“游击战”发展为有条件的“运动战”。
在接到中央要求为反攻做准备的指示之前，山东的八路军已经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制定了总的战略部署，其内容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的孤立的日伪军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老山前线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同时，罗荣桓在谈到作战原则时，也提到了运动战。敌人兵力的收缩，使得八路军的回旋余地增大，在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运动战。
罗荣桓所说的运动战，是发挥自己的特长，避免自己弱点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又不能影响根据地的建设。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敌人。
罗荣桓还指出了攻势作战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上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
根据上述原则，山东军区从１９４４年初开始，连续实施了系列攻势行动。首先于１月２１日，在日（照）莒（县）公路的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日伪军一部。
１９４４年初，罗荣桓关注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第三次讨伐吴化文部。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遭到八路军的打击，但到１９４４年仍有１万余人。这股伪军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地区，威胁沂蒙区。他们是山东八路军发起反攻的障碍。为了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领导人，反复研究了吴化文部的情况。
１９４４年１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李作鹏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６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６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３月２５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八路军开始对吴化文部发起进攻。
吴化文遭到攻击后，就把其第６、第７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以外，还以其第５４旅团、独立混成第５旅团各一个大队，于３月２９日分别从莱芜、临朐出动，对吴部进行支援。
山东军区得此消息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复。”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分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４月初，日军从西南两面共２３００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山东军区决定抓住机会，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的日军始终未能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其歼灭八路军主力的企图落空，不得不于４月８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军区，对吴化文进行再次攻击。４月１５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的吴部第４９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又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４旅的６００余人（不久后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４月１８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１９日夜，歼吴之总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２０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４９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所控制，整个战役到此结束。
在这次作战中，八路军共毙伤伪军１３００余人，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