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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水平，罗荣桓还给师直属队的同志系统地宣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要求广大干部战士都要懂得，除了争取抗战胜利之外，革命还有更远大的目标，那就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则需要大量有文化的人才。
罗荣桓在签发《关于巩固、严密及审查部队党组织的指示》文件之前，专门对师直部分干部的文化水准作了调查。当他得知教导大队长李梓斌在文件上签名将“斌”写错了时，便派人将他请到师部，和蔼地问道：“你读过书没有？”
“我是平江山沟里的放牛娃出身，小时候听说附近庙里有个教书先生，可学堂的门朝哪开我还不晓得呢。”李梓斌回答。
罗荣桓被他逗得笑了起来：“啊呀，我还不晓得呢，你后来是怎么识字的？”
“我当连长开始学的。以前当班长、排长的时候，连钟表也不认识，搞不清几点钟。夜里换岗都是点根香，以香为准，一刮风，那岗就换得快了。当连长后，上级来了通知，我连‘通知’这两个字也不认识，就让文书给我念，念完后，通信员叫我在通知上画个‘知’字。我不会画，文书就教给我。因此，我头一个会认的字就是这个‘知’字，以后再一个一个地学。”
罗荣桓颇有兴致地听他讲完，然后问道：
“听说你签名有时还要文书代笔，是吗？”
“是的。”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那怎么行呢？”罗荣桓皱起了眉头。
李梓斌辩解道：“现在我有图章了，到时候盖个章就行了，不用签名。”
“唉，”罗荣桓摇了摇头，“老粗太粗了也不行啊！你识多少字啊？”
“我不晓得。不过一般文件都能看下来，可字潦草了不行。陈光代师长的签名一笔一划写得认真，我能认得。不过，有的字笔划多，就秀才认半边，念白字是常有的事。”
罗荣桓语重心长地说：“偶尔念个把白字，也在所难免，但多了就不好了。教导大队好比是一所学校，你这个大队长就好比是校长，你都当了校长了，不提高文化水准不行，字不但要会念，还要会讲、会写、会用。”
李梓斌问道：“那我该怎么学呢？”
“用到什么，你就可以学什么，慢慢地积少成多。比如唱歌，游击战，敌后方，坚持反‘扫荡’……你不仅要会唱，而且要会讲，会写、会用。”
说到这里，罗荣桓招呼李梓斌坐到自己跟前，拿起一支铅笔边写边说：
“比如这个‘游’就是游来游去，活动的意思……”
罗荣桓在逐字讲解了歌词后，问道：
“你回去打算怎么办啦？”
李梓斌激动地表示：“我回去一定好好学习。”
李梓斌回去以后，买了纸、墨、笔、砚，装进自己缝制的布袋，走到哪里，写到哪里，有时反“扫荡”上了山，就用大石头当桌子，坚持练习。几个月后，他的文化水平提高得很快，他的作业在“八一”军政大检阅时被展览出来，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赞扬。
１１５师抓政治教育和文化素质的活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１９４１年７月，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发的第三号《宣教通报》介绍了１１５师干部教育的成果。通报中说：“１１５师半年来干部教育，在政策教育和文化教育方面收到了比较明显之成绩。主要表现在一般干部都知道对根据地的工作应作长期打算，表现在违反政策以及各种不良倾向的减少，有个别干部受训前常犯错误，受训后则（判）若两人。文化教育的收获表现在工农干部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几个旅团级干部过去识字很少，现在能自己起草电稿和写信……有几个团能做到全体干部作日记。有几个连队由于干部文化学习的推动与影响，战士们学习情绪提高，有（的连）全连９４个战士能记日记。”
要想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运用报纸和刊物是重要的手段。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开始《战士报》是油印的，每期两版，只能登２０００余字。可有的编辑写文章，语句啰嗦，拖得很长，一期报纸登不了几篇稿子。有一天，罗荣桓亲自参加《战士报》社的座谈会，他针对报纸存在的问题，要求写短文章。句子要短，少用形容词，简单明了，使文化水平较低的干部战士能一目了然。为此，他要求编辑、记者深入部队，深入实际，熟悉连队，熟悉战士。罗荣桓还经常亲自审改《战士报》的社论和重要文章，有时自己动手写社论。
为了加大报纸的容量，提高报纸的印刷质量，罗荣桓积极主张将油印改为铅印。他听说在湖西活动的教导４旅有印刷机，便吩咐去教导４旅检查工作的组织部长梁必业，把印刷机带回来。梁必业带了装运印刷机的船队过微山湖东来，罗荣桓派教导２旅第５团干部带了几百名战士去接。印刷机运到后，《战士报》即改为铅印。这时、罗荣桓又教育印刷厂的干部和工人，在物质条件有了改善的情况下，仍然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
由于当时的经费比较紧张，有时报社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罗荣桓总是想一切办法解决。印报的纸张没有了，供给部不拨给报社买纸经费，印刷厂的负责人向罗荣桓汇报，罗荣桓说：“走，你跟我去找供给部。”他对供给部长说：“为什么不给报社经费呀？你们不要轻视报纸工作嘛，有时一个铅字比一颗子弹还重要！”
为了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１１５师组建了战士剧社。因为是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进行工作，宣传队员们组织了战斗班，扛起大枪，经常跟着战斗部队一同反“扫荡”，一面行军打仗，一面搞宣传工作。
关于战士剧社的建设，罗荣桓同样给予重视。他鼓励战士剧社编演战斗性强、群众喜闻乐见的小节目。当时战士剧社的王汝俊编了一个关于发动妇女参加抗日的小戏，叫《老太婆的觉悟》。剧社社长朱明男扮女装演老太婆，非常逼真。
罗荣桓一共去看了３次，给作者和演员以热情的鼓励。在１９４１年“八一”举行的军政检阅时，这个小戏被评为文艺一等奖，并发给５元钱的奖金。
虽然是战争年代，但是在１１５师，从事政治工作的人员不但不受歧视，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优待。有一次，罗荣桓得知宣传队员们有时烟不够抽时，就嘱咐管理科长说：“剧社的教员都是文艺工作者，写作、演出常常熬夜，还要同大家一样行军打仗。凡是会抽烟的，今后每人每月发给一斤黄烟。”
打进根据地的日本人
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明显感到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为了更多地掠夺中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其日益扩大的侵略战争，就改变其策略，把以军事进攻为主，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加紧对中国抗日军民的政治进攻，企图借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动摇群众的自信心，挑起中国各抗日力量之间的矛盾。
在山东的八路军，密切注意日军作战思想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罗荣桓，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阴谋，指出日军的政治进攻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军事进攻，告诫所属部队，认真加以对待。在加紧政治进攻的同时，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对此，八路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还是有空子可钻，一个日本人就在此时打进了八路军的根据地。
此人叫水野清，来到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想与八路军建立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另外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此人还掩护过八路军的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为称赞。从这些表现看，水野清不像是个坏人。因此，他渐渐赢得八路军和根据地一部分人的信任。水野清和边沿区的许多老百姓，甚至还有一些干部，都混得比较熟了，就常常给老百姓看病，送点药给群众，不少人都认为他是进步人士。
后来，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因他是“进步人士”，因此大家对他常住根据地也不太在意。但他的一些言行却与他的“进步人士”身份越来越不相符。他认为共产党、八路军对日军的做法“太硬”了，群众也很难接受。他还向八路军建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方法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中国，中国的问题便解决了。
罗荣桓很早就注意到水野清这个奇特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干部陪同下，亲自与水野清谈了一次话。罗荣桓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谈话结束后，罗荣桓指示敌工部，要一面给水野清做工作，一面仔细观察，从多方面了解此人。
就在这次谈话后不久，济南的日伪报纸，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信中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长期的敌后工作经验，使罗荣桓能够作出准确判断。
不久，罗荣桓又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政治谋略人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道路，“打开中国事变的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当得到这一情况后，罗荣桓迅速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最后终于证实水野清是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
在此之前，水野清曾打友邻国家共产党的招牌，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假名字，水野清只不过是他的最后一个化名。当水野清的真实身份被确认之后，罗荣桓对其进行了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就这样，罗荣桓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粉碎了这个日本人破坏八路军抗战的企图。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第十三章 统一领导
１９４１年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八路军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问题采取了一些措施，使山东共产党武装在作战指挥上存在的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是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刘少奇在山东检查工作时做了一些工作，但也是治标不治本。问题的关键是，山东还没有形成统一领导。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两个军政委员会合并为山东军政委员会，确定罗荣桓为书记，但在这个委员会中，每人各管一摊，工作上没有形成合力，在领导上也没有真正形成核心。
谁更合适
１９４２年冬季，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苦苦地思考着一个问题。
同一时间，在太行山脉的一个小村庄里，身为八路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也在苦苦地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
事出有因，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
山东的八路军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即山东纵队和１１５师。主要领导只能有一位，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呢？还是用１１５师的人呢？弄不好，会加深两支部队之间的矛盾。
不管是用１１５师的人，还是用山东纵队的人，其实候选人也就是那么几位。
陈光，是一员虎将，办事干练，作战勇敢，在红军的１０年中，他从一位连长一直成长为红一方面军的代理军团长，这也足以说明了他的出众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他群众工作经验不足，有时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朱瑞，是军事指挥人员出身，曾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科长，后来改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员。从此就一直从事政治工作，有较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其军事指挥才能未能得到真正的检验……
罗荣桓，办事稳妥，善于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团结他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现正在负责山东的军事指挥工作，抗战以来的作战经历锻炼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但主管山东军事工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黎玉？……
毛泽东思前想后，最后把候选人集中到两个人身上，即罗荣桓和陈光。这两人都是八路军主力部队的领导，都一直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都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八路军中少数有才干的指挥人员中的两位，但两人中只能以一位为主。早在１９３７年３月林彪负伤时，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就１１５师代师长的问题产生过分歧，只是由于当时时间紧迫，总部又先于中央军委作出了决定，陈光便成为１１５师的代师长。１９４２年夏季，刘少奇从山东返回延安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的情况。毛泽东等人感到解决山东班子问题的紧迫性，定下了尽快调整山东领导班子的决心。
在定下决心之前，毛泽东曾就此事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人的意见，并与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也许还征求了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林彪的意见，最后决定把罗荣桓作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领导人。
罗荣桓不想当一把手
罗荣桓得知这一任命时，不但没有激动，反而觉得自己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
原来，罗荣桓在组织甲子山战斗时，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在此之前，罗荣桓就患有很重的痔疮，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感虚弱。医生一再劝他注意休息，但身为重要领导人，哪里能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得上吃饭、喝水，到前线又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打下甲子山后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这时，罗荣桓就感到腰酸腿痛，但他认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林月琴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她吃惊不小，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罗荣桓留了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还可以看到血块。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并服用一种名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当时，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