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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当中，有驻张楼的国民党郓城县保安司令祝壁臣等当地的开明人士。祝壁臣原为国民党军第８８师师长，曾带部队去中央苏区“围剿”过红军，但大敌当前，他已转为拥护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陈光代师长和罗荣桓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交谈。在谈话中，得知在郓城城里的汉奸头子叫刘本功，在当地为虎作伥，鱼肉百姓。他的本家刘玉胜带了一个保安团驻扎在郓城西北的樊坝。陈光和罗荣桓决定打下樊坝，消灭刘玉胜的伪保安团，作为对山东父老的见面礼。他们把这个战斗任务交给了６８６团。
说干就干。３月３日晚上，６８６团团长兼政委杨勇率领部队冒雨向樊坝开进。全团指战员的棉衣被雨水浸湿了，但个个斗志昂扬。经过激烈的战斗，６８６团勇猛地冲进了敌人据守的围寨，刘玉胜被生擒。在战斗过程中，郓城守军曾派１００余人前来增援，但被１１５师击退。此次战斗，全歼伪军刘玉胜的保安团共８００余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八路军在鲁西也随之声威大振。
战斗结束后，杨勇赶回张楼，向陈光和罗荣桓汇报作战的具体情况，并请示如何处置刘玉胜。师首长没有急于答复，让杨勇先把刘玉胜带到张楼，待审问后再作处理。
刘玉胜就是郓城人，以前曾在宋哲元的部队中当过排长，在喜峰口参加过对日作战。后来在韩复榘部队中当官的刘本功把他拉回来，让他当连长。山东被日军占领后，刘本功当了汉奸保安司令，刘玉胜也跟着当了伪军团长。
审问刘玉胜的工作主要由罗荣桓来做。他与刘玉胜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与陈光和杨勇商量，看如何处置刘玉胜好。
杨勇说：“在这次战斗中他老丈人肺部中弹，我们的医务人员认真给他治了，刘玉胜很感动，看样子，有些悔罪的表现。”
原来刘玉胜的岳父属于当地的名门望族，有一定的势力。刘玉胜之所以能在郓城县吃得开，在某种程度上赖其岳父的帮助。刘玉胜的岳父不但帮助他，而且社会经验丰富，办事要比刘玉胜老练得多。因此，刘玉胜对他的岳父是十分佩服、尊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非常好。这次６８６团攻打刘玉胜时，他的岳父被枪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蹲在床上，通过窗子向外看，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想就在这时，一颗子弹打来，正中其腹部。听说岳父负伤了，刘玉胜也顾不上指挥部队，先回来看一下。这时，他的岳父正躺在床上哼哼呀呀地叫着，他的老婆在旁边哭哭啼啼，刘马上吩咐人给包扎伤口。就在这时，６８６团已攻到窗前，刘玉胜和他的老婆及岳父都成了俘虏。战士们刚刚抓到刘玉胜，杨勇团长就赶到了。他让通信员把医生叫来，给刘玉胜的岳父治伤，很快就包扎好了伤口，并采取措施减轻了老头的疼痛程度，所以当了俘虏的刘玉胜非常感动，当时就说了一些感激的话。
当时，在另外一个村庄里还有枪声，杨勇就问刘玉胜：
“那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
“是我一个营。”刘玉胜回答说。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也觉得八路军不错，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大一会儿，这个营的官兵就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敌人的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筐里，然后站队集合。这样，在八路军的强大压力和刘玉胜的配合下，樊坝战斗得以胜利结束。
罗荣桓听完杨勇的话，沉吟了一会说：“我看刘玉胜这样的人是可以争取的，争取过来要比杀掉好。他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争取他一个，可以影响一大批人。”
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杨勇向刘玉胜申明大义，晓以利害，让他在当地继续组织抗日武装，并派秘书吕鸿到刘玉胜那里去协助他。刘玉胜非常感激，在吕鸿的帮助下，写了一份告当地同胞书：
“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获开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报国人……”
１１５师在樊坝取得了重大胜利，为老百姓除了一害，一下子在当地树立起了八路军的威信。刘玉胜的告同胞书，在郓城四乡广为张贴，影响也非常大。老百姓为感激八路军，燃放鞭炮，敲锣打鼓，进行慰问。有的人还自动购买棺木隆重安葬烈士，焚香化纸祭奠英灵。这一切曾使１１５师的干部战士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刘玉胜又拉起２００多人的队伍，来找杨勇，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战。
樊坝一仗，打开了鲁西的局面，当地老百姓纷纷要求参加八路军。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陈光和罗荣桓决定，从６８６团中抽出第３营和教导队，再加上师直两个连，由杨勇和何德全、张国华、欧阳文等人领导，留在运河以西地区，称为东进支队第１团（后来改为独立旅）。张仁初、刘西元接任第６８６团团长和政委，率余下的两个营随师部继续东进。鲁西地区的开辟，使１１５师在山东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
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３月７日，八路军１１５师６８６团向东渡过运河，进入泰（山）西地区。师部派出骑兵连，向汶上县城方向侦察敌情。
在这里上演了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草桥阅兵”。
战士们穿上日军大衣，骑着缴获的日军大洋马，伪装成日军，来到距汶上城西北五里的伪军据点草桥。伪军的哨兵见有“日本人”来了，慌忙敬礼。化装成日本军官的骑兵教练员，讲了一通谁也听不懂的“日语”，由侦察员扮成的“翻译”把“日本军官”的命令“翻译”给伪军：
“联队长来阅兵，快把队伍集合起来！”
伪军大队长毕恭毕敬地出来迎接。在伪军集合好队伍后，骑兵连指战员突然将其包围，伪军全部缴械。八路军没费一枪一弹，就生俘伪军大队长以下８００余人。
３月１０日，１１５师到达东平县东北部的夏谢作短期休整。３月１４日，陈光和罗荣桓率１１５师师部，与中共泰西地委和由泰西人民抗日武装编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６支队，在东平县常庄会合。随后，驻在鲁西北的区党委也赶到常庄，与１１５师一起活动。于是，１１５师在山东又顺利地开辟了泰西这一立足点。
这些事实说明，１１５师不但顺利地进入了山东，而且还开了一个好头。
中了国民党的圈套
在１１５师进入山东之前，山东党组织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在党组织内部有一些人认为，国共已经合作了，八路军也编入了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就应该更多地听从国民党政府的指挥。尤其是王明，他多次以中央领导人的身份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言论，对八路军中的一些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基层组织的影响更大。
当时，石友三的国民党第１０集团军，正驻扎在沂蒙山区，但石友三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之间有很大矛盾。山东的一些共产党武装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配合石友三抗战。而石友三表面上应付八路军，实际上却与蒋介石联合反共。１９３９年３月４日，蒋介石致信石友三，信中大意是：华北平原不能让共产党八路军作根据地，贻患未来；石总司令必须与鹿主席协力，将八路军消灭或撵到北边去。
接到蒋介石的信后，石友三立即召开军官秘密会议，制定进攻八路军的作战计划，并将计划付诸实施。３月９日，石友三在蒋介石委任他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察哈尔主席之后，根据蒋在信中要他与鹿钟麟共同对付八路军的指示，遂指挥其所属特务旅、第１８１师、暂编第３师共万余人，同鹿钟麟部相配合，对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发动进攻。其中，石友三把八路军青年纵队的一营人残杀。直到这时，八路军中的很多人才看清石友三的真实面目。
对于沈鸿烈和石友三为代表的顽固派所进行的政治迫害与军事进攻，山东党组织和八路军中的一部分人开始退让过多，反击不力。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当时的形势还不能作出正确判断，对国民党中的顽固分子的面目一时还认识不清。另一方面，共产党也强调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并同友军进行合作抗日，有些人怕提防国民党，会破坏国共合作。
沈鸿烈是清末秀才，日本海军学校毕业，曾任张作霖的东北海防舰队司令，后当过青岛市长，为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尤其善于辞令。１１５师在山东近６年中，除与日伪军进行斗争外，还把相当多的精力花在应付沈鸿烈的反共行动上。
对于这家伙的反动面目，萧华是最清楚不过了。
萧华刚到山东时，为了团结抗日力量，就找上门去做沈鸿烈的工作。那时，萧华才２０多岁，在沈鸿烈面前像个小毛孩子，所以沈鸿烈根本就不把萧华放在眼里。刚一见面，沈就拐弯抹角地提出“乐陵是鄙人治下，还望肖司令（当时萧华任１１５师东进纵队司令）不要染指乐陵政务，使省府为难。”并说：“贵军防区在山西、河北一线，贵军军饷很难筹措，还须请往河北征粮派款……”
沈鸿烈认为自己说得很在理，因为当时八路军归阎锡山的第２战区管辖，而第２战区的作战地区在山西、河北周围。言外之意，八路军超出自己的作战范围，没有按蒋介石的作战指示办。
沈鸿烈以为这样就可以把萧华顶回去，没想到萧华却用蒋介石的话来反击：“沈主席，蒋委员长曾经在庐山号令全国：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山东沦陷，我军赶来抗战，沈主席理应协助。难道事隔一年，沈主席就把蒋委员长的话给忘了吗？”结果问得沈鸿烈张口结舌。虽然舌战是赢了，可萧华还是没有要到军饷，因为沈鸿烈不给你，你也不能去找蒋介石评理。萧华却通过这一件事，认清了沈鸿烈死心塌地反共的真面目。
在八路军１１５师主力到达山东不久，沈鸿烈就指使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于３月３０日制造了“太河惨案”。
秦启荣，是蒋介石军统特务在山东的头子。韩复榘逃跑以后，他在山东惠民打出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的番号，自称中将司令，沈鸿烈又委任他为１２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秦启荣指使他手下的第５指挥部指挥王尚志率部南下，越过胶济路，于３月间抢占原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４支队驻守的太河镇。
这时，活动在胶济路以北小清河流域的山东纵队第３支队的政治部主任鲍辉，率领赴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的人员及护送部队共２００余人，从清河区南下，过胶济路后，准备经太河镇赴沂水。
秦启荣密令王尚志设置圈套，准备将鲍辉一行一网打尽。而鲍辉等却毫无防备，对国民党顽固派心存幻想，反而在事先将他们一行的枪支和人员总数通知了王尚志，说明是从太河镇路过，请他们不要误会。３月３０日上午，鲍辉率部队到达距太河镇约８里的同古时，护送部队的吕乙亭营长发觉王尚志的部队荷枪实弹，气氛反常，便命令部队停下，但鲍辉却认为不会出什么问题，便命令继续前进。当时，王尚志给鲍一行指定了位于太河西边的一条只有三四尺宽的通道，路东是坚固的石砌寨墙，路西是淄河。太河镇寨门紧闭，在村头、围墙和山顶上都部署了士兵。吕乙亭感到情况不妙，命令战士们做好战斗准备。他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当部队走到西门外的围墙时，突然一声枪响，吕乙亭应声倒下，接着王尚志部下的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便一同响了起来。
就在这时，鲍辉还抱有侥幸心理，仍命令部队不要开枪，要大家齐声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真是太幼稚了，遇到生命危险应该反抗，这是连兔子都会采取的措施。
但是，八路军的战士还是听从鲍辉的命令。敌人仍然疯狂射击。随后，太河镇镇门大开，敌人从镇内和西、北、南三面包抄过来。八路军受地形限制，不能展开。最后，除６０多人分散突围外，其余近２００余人被俘。
被俘后的鲍辉终于认清了王尚志的真实面目，知道自己中了国民党的圈套。他与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等１０多位干部，痛斥秦启荣和王尚志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最后惨遭杀害。
太河惨案的发生，完全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的本来面目，擦亮了八路军将士和共产党人的眼睛。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山东和全国爱国人士的谴责。共产党和八路军迅速作出反应。共产党山东分局和八路军山东纵队先后召开了会议。１１５师也派罗荣桓到鲁西参加了这两次会议。在会议上，罗荣桓在讲到这次惨案发生的原因时，指出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存在的问题：那就是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罗荣桓参与下，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作出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一系列决定。
太河惨案发生后，秦启荣放出了“太河事件是一场误会”的谎言。为了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行，山东纵队张经武总指挥和黎玉政委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太河事件的真相，并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为了揭露敌人，教育群众，山东纵队在王庄召开了追悼死难烈士大会，１１５师政委罗荣桓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太河惨案是精心策划、蓄意制造的。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铁证。大会一致要求国民党山东军政当局严惩惨案的主谋，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承认一切抗日民众团体的合法活动，抚恤慰问死难烈士家属。
４月上旬，中共中央在接到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太河惨案的报告后，迅速给中共山东分局回电，指出：山东方面过去退让太多……未能在国民党省政府和县长们西逃时普遍指定自己的县长；有些已指定的并到任的，随后又按沈鸿烈的命令撤销，秦启荣形同汉奸，多次向共产党进攻，未能给予有效还击。中央给山东分局下达了指示：“对于一切顽固分子之无理攻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对汉奸分子如秦启荣，必须坚决消灭之……”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在１１５师的参与下，研究了反击秦启荣的作战计划，决定集中山东纵队第３、４支队等，讨伐王尚志，夺回太河镇。
考虑到太河惨案的直接受害者是山东纵队，为了避免出现不必要的麻烦，照顾国共统一战线的大局，八路军１１５师没有直接参与。在讨论这一作战方案的可行性时，虽然人们都认为，报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从山东纵队当时的力量看，能否完成这一任务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