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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元三年(前138),汉中城固(今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官身份勇敢应募。武帝很欣赏张骞的胆识,当即给他选派100多名随行人员,还派了一名叫甘父(即堂邑氏之奴,故又名堂邑父)的匈奴人作向导。张骞第一次出使,被匈奴俘获,羁押八年后,他与甘父逃出,到达大月氏,没有达到结盟的目的,但却获得了大量有关西域各国的人文地理知识。
张骞历经艰辛回汉后,将西域一些国家的地理、风俗、物产、政治、军事等情况,报告给汉武帝,使汉朝政府对于西域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不仅为以后沟通西域做了初步准备,而且大大激发了汉武帝“拓边”的雄心,发动了一系列抗击匈奴的战争。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奉命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到达乌孙后,一方面派遣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安集延一带)、康居(今撒马尔罕)、大月氏、安息(今伊朗)、身毒诸国,以加强汉朝和中亚地区的联系,发展贸易往来;一方面说服乌孙昆莫,争取乌孙东迁故地,乌孙虽不肯东迁,但在元封元年(前110)以后终究与汉朝结亲通好。
张骞归汉两年后,其副使才陆续归来。这些距汉廷十分遥远的国家,通过汉使知道汉王朝的情况,有的国家就派使节同汉使一起来到长安。武帝出巡时,让各国的使者也跟随前去。这样,他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情况,回国后宣传所见所闻。从此以后,西域的许多国家便和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通西域”便在这时正式开始了。武帝又继续派出许多使者到西域各国,每年多则十几次,少则五六次。每次多达百余人以至数百人。比较远的如安息、奄蔡、条支(即大食,今伊拉克)诸国,都有中国使者的足迹。
汉朝对西域的战争张骞死后,丝绸之路上也时有险阻,尤其是来自匈奴的破坏。姑师和楼兰两国,正当汉通西域的要道。元封三年(前108),武帝派赵破奴和王恢统兵数万,征伐两国,楼兰王被擒,楼兰成为汉朝的藩属;姑师也兵败国破,于征和四年(前89)完全被汉朝征服。从此,通西域的道路畅通无阻。
为了驱逐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夺取大宛及其附近的物产,尤其是大宛产的汗血马(这种马速度奇快,奔跑时肩胛处流出红色的汗珠,故名汗血马),当时的方士对武帝灌输求神成仙的思想,说大宛马是“天马”、“神马”。加上武帝也有改良马种的用意,所以汉武帝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大宛。
太初元年(前104),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大宛,大宛坚决抵抗,经过四年的苦战,汉朝前后发兵十余万,于太初四年(前101)围困了大宛都城,最后,大宛贵族杀死国王投降,献良马数十匹,中等以下的马3000匹,汉军才罢兵回师。
汉军相继击破楼兰、姑师和大宛,引起西域极大的震动。尤其征服大宛后,汉朝影响愈益扩大,葱岭以东的西域诸国,相继派人来汉朝朝贡,或以子弟为质子留居汉朝。汉武帝还先后以宗室女细君和解忧嫁给乌孙昆莫,建立了友好的和亲关系。为了使者往还方便,汉廷在敦煌至盐泽(今罗布泊)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修筑烽燧亭障,还在轮台(今新疆轮台东)、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一带)等地屯田,屯田士卒最多达60余万人。汉朝又在那里置使者校尉,以处置汉在西域诸事。
汉武帝时期“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张骞通西域后,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包括冶铁、凿井术等,相继在西域得到推广;精美的手工业品,如丝绸和漆器,也传入西域各地。西域的许多物产,如蚕豆、黄瓜、大蒜、胡萝卜、葡萄等植物及骆驼、驴、汗血马等动物,也在此时或以后输入中原。尤其中原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联系的不断加强,对统一的多民族的西汉王朝的形成与发展,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边事上:大力开发
汉武帝时期,汉王朝向南方、东南、西南和东北地区开边拓疆,大力开发,成果极其巨大。
经略三越我国南方及东南沿海的越人居住区,在秦朝时已被统一并设立了郡县。秦末农民起义爆发时,当地官吏和贵族分别建立了政权。汉初以来,共有三个政权,即东瓯(治所在今浙江温州)、闽越(治所在今福建闽侯县)和南越,合称“三越”。南越由赵佗所建,此前已述,而东瓯和闽越在秦末称东越,占有今浙江和福建地区。
建元六年(前135),闽越王郢出兵进攻南越,南越王向汉廷求救。汉武帝派王恢和韩安国率兵分两路伐闽越。闽越王郢的弟弟余善慑于汉军的强大,与宗族合谋共杀闽越王,投降汉军。武帝就立前闽越王无诸的孙子丑为越繇王,又封余善为东越王,共同统治其地,而实际权力却掌握在余善手里。
元鼎六年(前111)秋,余善又发兵抗拒汉朝,同时,他又刻“武帝”印玺,自立称帝。因此,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冬,派兵攻入东越。越繇王居股杀余善,以其众投降汉军。武帝遂废除闽越政权,并将当地居民迁徙于江、淮之间。
南越在赵佗第四代孙婴齐为王的时候,有明显的亲汉举措,引起了以丞相吕嘉为代表的割据势力的不满。婴齐死后,子赵兴继立,南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表面化。元鼎四年(前113),吕嘉发动叛乱,杀死亲汉的王太后摎氏和赵兴,又杀汉朝的使臣,立建德为王。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楼船将军杨仆等率兵10万,水陆并进。汉军经过一年多的征战,攻破南越都城番禺(今广东广州)。吕嘉和建德及其部属数百人逃入海中,后仍被捕获。南越政权至此完全消灭,汉廷将其地分置为九郡。
汉武帝消灭了三越割据政权,恢复为直属的郡县,促使了我国东南地区民族之间的融合,有利于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南越内属之后,更有利于中国与南洋、印度之间海上交通及贸易的发展。
通“西南夷”汉代的西南地区,指现在的云南、贵州及四川南部一带,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总称为“西南夷”。这些少数民族有的仍过着氏族部落的生活,有的已经进入奴隶社会。
云南的部落景观,这里曾经是汉朝“西南夷”住过的地方。
建元六年(前135),领兵进击闽越的王恢,曾派番阳(今江西波阳东北)令唐蒙去南越。唐蒙在南越吃到蜀地的枸酱,听说枸酱是巴蜀商人贩卖到夜郎,然后经牂牁(zāngkē)江(今北盘江上游)转运到南越的。于是,唐蒙上书汉武帝,建议通夜郎道,利用夜郎精兵,沿牂牁江而下,出其不意地制服南越。元光五年(前130),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令他率领一千人前往夜郎。夜郎占有今贵州省北部和西部一带,并且包括四川南部、云南东北及广西北部地区。夜郎国王姓竹名多同,自立为王。唐蒙到了夜郎,竹多同闻知汉朝的辽阔、强盛,才晓得自己见识浅薄,孤陋寡闻,于是表示愿意归附汉朝。从此有了成语“夜郎自大”。汉武帝在这一地区置犍为郡(郡治在今四川宜宾市)。
元鼎六年(前111),汉廷攻破南越后,夜郎入朝。武帝又致力于西南的开发工作。汉武帝颁给滇国王的“滇王之印”
原来,战国后期楚将庄到达滇池(在今云南昆明),征服其地。秦末与中原隔绝,建立滇国。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深入西南,滇国降服,从此西南地区的大部分都归入中国的版图。
护领北疆西汉时期,在我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许多民族,除汉族外,还有挹娄、乌桓、鲜卑、夫余和高句丽等。汉初,燕人卫满建立的政权与汉朝约为藩属。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在卫氏政权的基础上设置四郡。
汉武帝对边疆地区的大力开发,在历史上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扩大了中国的疆域。自此以后,历代的疆域虽有局部的变化,但大体上是汉武帝时期对外扩张之后的范围,因而奠定了现代中国版图的基础;
增强了中华民族共同建设祖国的力量。随着疆域的扩大,汉族以外的各族人民,更多地加入了中华大家庭,共同创造祖国的经济与文化,推动了祖国历史的发展;开发了国内外的交通。经过武帝的对外扩张,开展了今新疆及西南一带的交通以及中国与中亚、南洋、欧洲、日本等地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丰富了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国内外人民的活动范围,使各国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外文化经济交流,推动了中国、亚洲以至欧洲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毋庸讳言,汉武帝时期各民族关系的发展,是伴随着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同时存在的,这是时代的局限,不必苛责古人。
◎决策上:存在失误
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以其前无古人、雄视百代的生命之旅,铸造了中国历史上震古烁今的伟业。但是,武帝的大功与大过并存,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评价他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那么,他的“亡秦之失”有哪些?为什么能“免亡秦之祸”呢?
汉武“亡秦之失”汉武帝的专制独裁和暴行,与秦始皇十分相似,但不同的是:武帝的政策是“文武并用”,皇权与神权并用;面对社会现实,他又能改变统治政策。这正是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的根本原因。其“亡秦之失”主要有:
征伐过度。汉武帝在位54年,战争持续了43年,武功极盛。其用兵少则数万,多则30万人,军费动辄数10亿,军功赏赐黄金一次达数10万斤;连年劳民兴役,如筑朔方城沿边屯田,“衣食皆仰给于县官”。他即位之初,本来“人给家足”,府藏皆满,但连续征战之后,变成“海内虚耗”。
穷奢极欲。汉武的穷奢极欲,大兴土木,同样给民众带来严重的灾难。汉武帝征发大量农民修建上林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专为皇家游猎的上林苑,把终南山和原来皇家林苑之间的全部土地都划进去。上林苑建成后,周长400余里,周围有围墙环绕,苑中山林巧布,草木葱茏,湖泊清澈,麋鹿成群,70多座离宫错落有致。苑中有21观、10池,名果异卉种类繁多,南方的龙眼、槟榔、橄榄等等,也都移植于苑中。
信惑神怪。汉武帝以为自己的“至德”足以超过历代帝王,“天命”行将开始新一轮周期。于是,他要封禅泰山,祭告上天,得以“再受命”。从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前110~前89),武帝共举行了六次封禅泰山活动。每次封禅,开支都十分巨大,花费的钱财难以计算。
人间至高无上的权力已经不能使武帝满足,他期冀自己的寿命无限延长。为此曾多次受方士的欺骗,元鼎五年(前112)方士栾大来到长安说自己找到了长生不老药。汉武帝信以为真,陆续封他为五利将军、天土将军、地土将军、大通将军、乐通侯,赐黄金万斤,还把自己的女儿长公主嫁给他,最后还专门刻一方玉印,以对待宾客的礼仪封他为天道将军。元封元年(前110),骗局败露,汉武帝腰斩了栾大。但他仍不断派人到海上求仙,幻想有人能够成功。
戾太子之狱戾太子是刘据死后的谥号,刘据是卫子夫给汉武帝生下的长子,又称卫太子。年近而立的汉武帝因得子兴奋异常,元朔元年(前128)三月,卫子夫被立为皇后,元狩元年(前122),刘据被立为太子。
然而,刘据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元封五年(前106),大将军卫青病逝,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就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随着卫子夫年老色衰,汉武帝已经移情别恋。卫子夫皇后的名位虽在,但想见武帝一面已经十分困难。疏远便生隙、生疑、生仇。太子与武帝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一致: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武帝坚持以武力征伐四夷,太子则主张用怀柔之策缓和彼此关系,等等。其结果就是,由于长期缺乏思想的交流,缺乏感情的沟通,父子间的疑心越来越大:武帝怀疑太子可能抢班夺权,太子怀疑武帝听信谗言会取消自己皇位继承人的资格。这样一来,终究让佞臣江充通过制造“巫蛊事件”,使武帝和太子发生了父子相残的悲剧。
所谓“巫蛊”术,是将桐木刻制的偶人作为自己仇人的象征埋入地下,意在为其下葬,然后念咒表达自己的愿望,并以祭祀祈求鬼神佑助法术成功。“巫蛊”术在西汉很盛行,武帝早年曾因“巫蛊案”废了陈皇后,没想到在他的晚年同一惨剧再次发生。
武帝晚年居甘泉宫(今陕西淳化西北),生病,精神恍惚不定,总觉得有人在暗中作怪。江充将武帝生病的原因归咎为巫蛊,武帝深信不疑,指令江充追查。江充便借巫蛊陷害太子。征和二年(前91)七月,陷入绝地的太子将江充逮捕并斩首。武帝闻讯,赶回建章宫,诏命丞相刘屈氂发兵攻击太子,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汉武帝认定太子为不肖子孙,严令各地缉拿。
征和三年(前90),经过调查,认定为冤案。武帝也明白太子的行动是被逼上绝路。武帝为自己的冲动内疚,命作思子宫,在太子殉难的湖县筑归来望思之台。此刻,由血缘联系自然而生的父子之情在武帝身上复苏了。
戾太子之狱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偶然因素促成的,但实际上源于对“独占”、“排他”和“终身世袭”的皇权的争夺,是权势欲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扭曲。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延至大一统的秦汉皇朝,国君终身制、君位世袭制就成了社会认可的制度。君权至上,不受限制,君主绝对集权,也成为不容怀疑的理念。由此,觊觎和篡夺君位的事件层出不穷,即或是在骨肉至亲之间,为争夺皇位也酿成了一幕又一幕的惨剧。父杀子、子弑父、兄弟相屠戮的事件不绝于史,戾太子一案就是父子因争夺皇位而酿成的惨剧。
轮台悔过戾太子一案对汉武帝刺激极大,促使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从而使治国之策开始由“多欲”向“无为”回归。
征和四年(前89),武帝最后一次去泰山封禅,当走到钜定县(今山东广饶县)看到农民在辛勤的劳作时,武帝就亲自拿来耒耜,到田里参加劳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不久,大鸿胪田千秋请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事。武帝也十分同意。武帝终于醒悟,任命田千秋为丞相,封富民侯。
回到长安后,主管粮食的搜粟都尉桑弘羊,请求武帝派人到轮台修筑堡垒,驻扎军队。武帝于是下诏书深切陈述过去的后悔事,说:“前些日子专职衙门上奏,想把百姓的赋税每人再加30钱,用来资助边防费用,这是进一步加深老弱孤独的困境。……现在又要求派兵到遥远的轮台屯田垦荒,这不是扰乱天下,使百姓陷于愁苦吗?朕不忍心听这样的话!目前的要务在于禁止苛刻残暴的法令,停止任意增加赋税,专力以农为本,鼓励养马,恢复马复令(以养马免除赋役)。只要国家不缺乏费用,军队能维持边防就行了。”
这道诏书起于轮台屯田之事,所以历史上称它为“轮台诏”,称武帝此次下罪己之诏为“轮台悔过”。
“轮台悔过”说明汉武帝毕竟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自己统治的最后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