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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展好工作。”
“一定会的。”川合定吉突然问，“佐尔格同志好吗？他还在苏联？”
“他很好，”华尔顿微笑地说，“佐尔格同志已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川合定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两人分手，各自离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决，他们终生再也没有见面。
川合定吉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了下来，要一杯咖啡细细品尝。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像这样繁华、宁静的生活，他已有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1935年4月，风云突变。军统特务逮捕了共产国际联络员关兆南，继而打开突破口，陆续逮捕了陆独步、陆海防兄弟。
5月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在租界被军统特务逮捕。
一连三天没有华尔顿的消息，川合定吉预感到要出事。于是他回到宿舍，将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全部销毁。
由于华尔顿缄口不语，敌人无法查清更多的情况，川合定吉暂时无事。
不想，已经变节的陆海防掏空心思，左思又想，竟供出了副岛隆规这个情报关系。因副岛隆规是奉天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军统特务无法逮捕。于是，戴笠心生一计，让特工人员有意将这个消息通过井上公馆散布给日本驻沪领事馆。日本驻沪总领闻听此事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异常吃惊，立即下令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严办此事。
不久，奉天宪兵队长原田吉大佐逮捕了副岛隆规并亲自审讯。
在一间阴森的审讯室里，原田吉注视着面前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翻译官——副岛隆规。
“副岛，你衣食不愁，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国际来反对自己的祖国，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原田吉冷冷地说道。
此刻，副岛的额头已经渗满了汗珠。其实，他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完全是一种好奇，更多的在于川合定吉的影响。
副岛垂下了头，小声地说：“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他突然激动地说，“我真的不想背叛祖国。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事实上你的行为已经背叛了祖国”，原田吉盯着他说，“如果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念在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会保你无事的！”
副岛抬起头，“大佐，如果我真的说了，你能保我没事吗？”
“当然，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帝国出力，”原田吉脸上露出微笑，“如果你说的情报有价值，还可获得一大笔报酬。”
“那好，我说”，副岛紧张地说：“奉天特务机关的川合定吉少佐，就是我的联系人。他是共产国际秘密组织的重要情报员……”
“什么？”原田吉惊讶地站了起来。
当土肥原大佐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吃惊不小，他左思右想，始终怀疑情报的可靠性。但最终他还是决定派特高课的一名大尉带两名军士怀揣逮捕令秘密启程，进入上海捉拿川合定吉。
为首的大尉叫山口弘一，是个有些头脑的特工。一到上海，他不急于行动，而是先来到位于吴淞口下游与黄浦江交汇处的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山口弘一首先拜会了总领事村井，向他说明缉拿川合定吉的原由，并希望领事馆能给予配合。因为据他们侦知，川合定吉住在日租界，逮捕租界居民得需日本巡捕房来执行，所以得先报请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尽管川合定吉是关东军特务机关的人，但为避免事态扩大，张扬出去，丢了关东军特务的脸，山口弘一认为还是借助于巡捕房秘密逮捕，然后将其押解到“满洲国”的奉天审讯。经过一天的准备，山口弘一基本摸清了川合定吉的行动规律，他们决定夜晚动手。
傍晚，川合定吉夹着一个公文包刚来到公寓门口。突然，山口弘一和两个特务从一旁闪出来，一把扭住川合，将其摔倒，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一辆巡捕房的警车开来，山口等人七手八脚地将川合定吉塞进了警车。
不知过了多久，川合被带下车子，推进了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
十分钟后，房门打开，两个大汉把他架了出去，来到了一间小屋。
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对面是一把椅子。川合被强制坐在上面。
川合原以为是遭中国军事机关的绑架，不想，他定睛一看。坐在桌子后面的是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参事官岩井。
这时，房门一动，山口弘一走了进来。这使川合定吉更为吃惊。
“山口大尉，这是怎么回事？”川合问道。
山口弘一坐到一旁，冷冷一笑，“怎么回事？告诉你，副岛隆规被捕了，这回你该明白了吧！”
“副岛隆规被捕，关我什么事？”川合大声说。
“川合，这是特务机关的逮捕令，由土肥原大佐亲自签发的。你可以不说，到了奉天你就要吃苦头了。”山口弘一晃动着一张纸。
这时参事官岩井悄悄对村井耳语一阵。村井便说：“今天很晚了，明天再审。”
山口弘一站起来，“打扰总领事先生了。”
半夜，参事官岩井突然来到川合被关押的地下室，他劈头说道：“‘怪西人’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牵扯了社会各界的人物数十位。我想你只是其中的一员，何必苦撑着呢？说出来吧！”
“我什么也没做，让我说什么。就凭那条瘟狗的一句话，敢定我的罪？”川合不满地说。
岩井摇摇头，走了出去。第二天，他们搜查了川合的住处，竟然一无所获。
第三天，山口弘一要把川合定吉押回奉天。可是村井等人突然变卦，说川合是租界侨民，理应由领事法庭审理，不能押回奉天。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最后山口弘一只好请示奉天的土肥原。
由于土肥原刚刚晋升少将，正为“华北自治”的事情在北平奔波，无暇顾及此事，便同意村井总领事的要求，留在租界审判。
川合定吉在领事馆内受了五天的酷刑和车轮战般的审讯，然而他宁死也不出卖组织。村井一伙终于一无所获。
最后，岩井表示，既然缺乏证据，也就不打算继续追纠川合定吉。但，为了给关东军特务机关一个交待，得象征性判一下。
结果，川合定吉被领事法庭判处了十个月的保外监禁。出狱后，岩井亲自来看望他，并表示今后要多多合作。合作什么呢？原来岩井是个很有野心的人，他想自己建立一个情报班子，以便和军部的情报机关分庭抗礼，捞取政治资本。
川合定吉见没有选择，只好答应他。
第4节 “怪西人”之谜
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被破坏，是由一系列事件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事情还得从一个叫关兆南的人说起。
4月的南方夜晚，是最清新、最美好的时刻。天空像是涮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云雾，蓝晶晶的，又高又远，一轮弯月挂在天空，把整个武昌城照得亮堂堂，把楼房、树枝的影投射在街道上，斑斑点点。
关兆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回到家中。他个头不高，面部红润，穿了身长衫，手拎皮箱，迈着轻快的步子在寂静的街道上行走。
关兆南走到一幢灰色的小楼前，毫不犹豫地上了楼。在二楼他停了下来，下意识地去掏钥匙。突然，从楼道里闪出两个大汉，一支硬梆梆的手枪顶住了他的后腰。
一个阴森森的声音说：“你被捕了！”
军统湖北站的特务逮捕关兆南以后，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戴笠立即从南京总部抽调大特务周养浩前去武汉审讯。后来，在周养浩的威逼利诱下，关兆南终于叛变。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共产党组织（当时他不知道是共产国际）的外围联络员，没见过领导，只知道一个上海的信箱号码，每次都是这个信箱向他发出指令。
周养浩很有头脑，他没有按信箱地址去抓人，而是授意关兆南向上海方面写了一封信。大意是，他在湖北又发展了几名情报人员，在社会上都是有地位的人，希望组织上派人来考查。
负责此事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是华尔顿的中国助手陆海防，对这件事很感兴趣。他决定派自己的弟弟陆独步去一趟武汉，一来取回刘思慕的密件，二来去关兆南那里考查一下新发展的成员。
陆独步，曾在上海劳动大学上过学，衣着不整，行为浪荡，一望而知是30年代玩世不恭的所谓“名士派”。陆海防派这种人去担负这么重要的工作，可以说是个很大的失误。
因关兆南的叛变，所以陆独步一上船即被特务跟踪，上岸后便被逮捕。
没费吹灰之力，陆独步就叛变了。可是他所提供的情报，特务们并不满意。
因陆独步所知有限，他只说出接头地点在汉口英租界太平洋饭店，接头人是个姓刘的人。还有，特务们从他身上搜出华尔顿给刘思慕的一封信，因是用德文写的，一时译不出来，也找不出什么线索。
无奈，特务们只好把宝押在接头人身上。因时间紧急，特务们先给太平洋旅馆打个电话，叫他们无论如何要稳住找陆独步的人。（可也就是此招，反而露了馅。）当特务们赶到旅馆时，听说刘思慕已来过，便留下一名特务蹲守，其余的人追了出去。刘思慕打电话寻找陆独步时，接电话的正是那名留守的特务。
刘思慕逃脱后，军统特务气急败坏，把守武汉各水路要道严加搜查。周养浩也赶到武汉坐镇指挥。
不久，那封德文信译了出来，尽管信中隐去真名、职业、住址。但还是可以推断出接头人是个在政府重要部门工作的高级职员。
恰巧，曾菀去上海，武汉行营的人亮了名片，立刻引起特务的怀疑。追查下去发现刘思慕也失踪了，联想他是留德学生，那密信又是用德文写的，刘思慕立刻被定为嫌疑犯。周养浩立即向南京的特务发报，让他们上船跟踪曾菀。同时，将陆独步押往上海。
戴笠极重视此事，亲临上海指挥。陆独步被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按照他与组织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去查找那个信箱的地址，准备摸清情况后，将共产党组织一网打尽。
跟踪曾菀的那伙特务也住进东亚旅馆，正好陆海防来看望曾菀。特务们以为他是刘思慕，便决定将其逮捕。
陆海防刚出旅馆门口，特务就从后面追上来，其中一个喊了声：“刘先生！”
陆海防竟吓得惊慌失措，连忙说：“我不姓刘，我是陆海防。”说完急忙逃走。
结果当然是跑不掉，当时就被抓住，特务就近将他带到老闸捕房，当天上午就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的败类，看到审讯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再经戴笠一番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福熙路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碰不到，以后便无法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雨。侦察大队督察兼第一行动组长沈醉亲自指挥这次行动。沈醉和两个特务押着陆海防乘坐一辆轿车开到指定地点。
在陆海防说的时间，也就是下午4时，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陆海防一见异常惊喜地喊道：“就是他！”
沈醉带两个特务一下蹿出汽车，猛地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沈醉已按陆海防的要求，命人法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个欧洲人，身上没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暂留在巡捕房看管。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的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怕组织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沈醉便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便看到陆的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和特务们在一起，立刻严辞呵斥。
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脸见你这个叛徒！”弄得陆海防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沈醉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
她用极其鄙视的眼光看着特务说：“除非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去的。”
特务们无奈，只好把她押走。离行时，她还对陆海防大吼：“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华尔顿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虽然从他的身上搜出几个不同国籍的护照，而究竟是哪一国人，无从查清。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探总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倾巢出动去调查他的住址、活动及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数以千计的眼线、密探，差点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
在审讯华尔顿时，他仍然一言不发，问他任何问题都不回答。因此，当时的报纸称这一案件为“神秘怪西人案”。
敌人查不出他的住处，就无法到他家进行搜查和守候同案人的到来。
这时，华尔顿的苏联助手维佳找到了黄维佑、蒋浚瑜。三人来到一处秘密地点商议。
维佳说：“华尔顿同志已经被捕快一个星期了。他住的是租界内的公寓房子，因他单身居住，雇用了一个中国厨师，华尔顿多日不归，厨师有可能到巡捕房报案，这样一来，势必暴露华尔顿同志的住所。我认为应该及早采取行动！”
当夜，三人潜入华尔顿住的公寓，经验丰富的维佳仔细观察，确信室内无人后，撬开华尔顿的房门，冒险进入他的房间，把室内重要文件和器材都安全转移了。
维佳这一举动，挽救了华尔顿。后来，敌人来搜查这个房间时一无所获。
后来，英勇机智的苏联情报员维佳回到苏联，在1935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节那天，苏军总部授予他“英雄奖章”。
黄维佑见事情已无法挽回，便跑到南京躲在了父亲家中。黄维佑的父亲黄友郢时任南京财政部机要秘书，是孔祥熙的亲信。有了这个保护伞，黄维佑安全地呆了几天。由于蒋介石对刘思慕在行营的活动恨之入骨，非将有关人员一网打尽不可，最终派军警将黄府团团包围，黄维佑、王墨磬双双被捕。
蒋浚瑜是上海银行家蒋惠先的女儿，富家千金小姐。娇嫩的姑娘被关进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中。尽管敌人如何威逼利诱，她却始终坚定、冷静，一口咬定和黄维佑只是同学关系，其他一概不知晓。
由于此案起因于武汉，华尔顿和陆海防都被押往武汉。由军统二处会同武汉行营会审。由于华尔顿采取了“不开口”政策，使敌人毫无所获。因而此案究竟属于哪个国家的问题，敌人始终无法从华尔顿那里得到证实。只是从陆海防的口供中知道此案是属于共产国际的情报组织，但陆海防也不知这组织实际是属于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的，更不知共产国际是红军的借用名义。
从这一案件可以看出，苏联红军使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避免了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外交纠纷。由于国民党政府认为此案只属于共产国际，就不便向苏联政府提出任何抗议，使苏联在外交上得以和国民党政府维持政府关系。
在法庭上，华尔顿一见到陆海防远远走来，便怒不可遏，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海防吓得直哆嗦，连站都站不住。接下来华尔顿便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