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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敌人冲到十字岭时，发现岭上已空无一人。
5月末的延安，天气微热。26日黎明时分，毛泽东在枣园窑洞里面色冷峻，略露倦容。他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入睡了，一直在等候着太行前线的消息。
25日，一二九师报告，八路军总部遭敌袭击，北方局总部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
5月21日夜，在总部被袭之前，日军大川挺进队伪装八路军新编第六旅（实无此番号），潜入一二九师师部驻地黎城县之会里村。村中空空如也，刘伯承己率师部转移了。前后只差3个小时！日军不甘心，仍在向刘师转移的方向跟踪追击。
27日晚，毛泽东又是彻夜未眠，他不只担心总部的安全，还不能不从最坏处着想：万一总部不保，如何处置。东方渐白，刘师来电，总部在遭敌合围后，彭德怀率部由石灰窑西北方向突出，左权在突围中阵亡，罗瑞卿、杨立三向黑龙洞方向突围后，再次与敌遭遇。
毛泽东拿着电报向朱德处走去。两个老战友在无言中交流着深沉的悲痛和不安。左权牺牲，北大折柱，罗、杨安全未卜，所幸彭德怀已经突围，总部就必定在战斗。不论形势多么危急，处境多么困难，彭德怀从不丧失信心。这一点，毛泽东和朱德都毫不怀疑。毛泽东坐下未，提笔蘸墨，起草了一封电报：
刘邓转彭：感日5时电悉。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目前总部电台已全部损坏，建议总部暂随一二九师行动。如何望复？
毛泽东 朱德
27日夜，太行清漳河畔，小南山村中，彭德怀向随他突围的总部人员讲话。他的周围只有十几个干部和百余名战士。“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他接着说下去：“这是总司令说的。”“1928 年红五军上井冈山，在宁冈和红四军开会师大会，主席台忽然塌了，好多人议论：”不吉利，怎么台刚搭起来就塌了呢？‘这时候，朱总司令站起来，说：“同志们，台坍了不要紧，搭起来再干嘛！”“25日到27日，彭德怀一面部署部队在敌人的严密搜索下寻找收集失散的突围人员，一面回想分析着这次敌人奔袭得手的原因。
27日夜，总部和北方局突围人员在小南山村集结。牺牲是惨重的。北方局秘书长张友清尚未找到，新华社华北分社社长何云，刚刚成立的北方局调查研究室主任张衡宇和全室10 余名工作人员牺牲。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金白渊，亦在突围中不幸牺牲。
彭德怀站在打麦场上点着一个个名字问：×××，到了吗？×××，到了吗？周围的人一个个回答着。
大家注意到，他没有问到一个人——浦安修——他的妻子。她刚刚找到总部，因为饥疲过度，倒在一个小屋的炕上昏昏睡去，谁也没有发现她。
北方局的队伍被敌冲散了。她那么瘦，一定是牺牲了……大家默默地想，望着彭德怀，心里说不出是更难过，还是更为感动。左权和数十名战友的牺牲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场里场外，都有人在落泪、抽泣。
一声集合令，人们马上振作起来，聚集到打麦场上。皓月当空，万籁无声，只有彭德怀那不更改的湖南话，重锤铿锵，震人心弦：“……同志们，让我们擦干眼泪，咬紧牙关，为参谋长报仇！为牺牲的战友报仇！为惨死的同胞报仇”
彭德怀的话扫除了悲观、阴霆，人人都牢记住了这一天，记住了彭老总那坚定的、愤怒的吼声。
总部通讯科长海凤阁在突围开始就不幸中弹牺牲，总部与中央的电台联络一时中断。到29日，八路军总部方恢复和中央的联络，彭德怀根据几天的亲历和所获情报，向中央和各战略区报告了敌人奔袭总部采用的新战术，同时，部署八路军各部在外线广泛出击，命太岳部队袭击长治机场，以示对该基地飞机空袭总部的惩罚。太岳区出击告捷，击毁敌机3架。
分而能合，散而能聚。台没有塌，暂时被拆散，马上又搭起来了。
自平江起义以来，16年的革命战争，无数的流血牺牲，亲密的战友一个一个在彭德怀身旁倒下，彭德怀为战友洒下热泪。这一次，左权和许多优秀干部牺牲，他没有掉泪。极端残酷的敌人，极端残酷的战争，使他必须忍住自己的眼泪。左权是为保卫总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的，能够告慰于烈士的，是总部和北方局仍然屹立，仍然指挥着半个中国战场上的战斗。他对左权的怀念，在以后他对左权的妻子和女儿的长期关怀中，才深沉地体现出来。
日军周密计划的这次大规模“扫荡”——“C 号作战计划”，历时30余日，终未达到摧毁太岳、太行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师部的自的。
没有谁比彭德怀更深切、更痛心地感到左权牺牲的损失。谁来弥补这个空缺呢？
在彭德怀案头摆着一份电报，短短两行字，使这个问题似乎成为不必要。这是7月14日北方局书记杨尚昆从延安发来的，询问彭德怀：“中央曾有一电，提出前总机关转移晋西北的问题，征求你的意见，收到否？你的意见如何？请复。”
彭德怀虽然还没有收到中央的电报，但中央提出总部转移晋西北，无疑是考虑敌后的困难局势，顾虑总部的安全。他没有想错。
7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今明两年内，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我们要更善于熬过困难才能避免极大的损失与牺牲。敌人‘扫荡’多注意摧毁主要首脑机关。此次袭击，左权阵亡就是极大的教训。”我们认为总部有移晋西北之必要。“”此种移动并未脱离敌后，对外是有理由说明。如不移动而受损失，则影响甚坏。“
总部和北方局被袭，左权和多名重要负责干部牺牲，是抗战以来八路军首脑机关遭受的最大一次损失。彭德怀痛心反省，总结教训：对敌人在战术上的高度灵活变化估计不足；5月以来，总部集中注意于敌对冀中的空前残酷的“扫荡”，对敌人同时发动对太行区的突袭警惕不够；总部、北方局机构与年俱增，非武装人员过多，根据地边沿民众发动不充分，民主建政与减租减息工作不落实……
彭德怀向中央如实报告华北敌后特别是河北平原的严重形势。在6月15日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说： “敌后战争空前紧张，平原根据地之主要地区已变为游击区。军事力量与地方干部严重损耗。山岳地带根据地在敌‘蚕食’‘三光’政策的‘扫荡’摧毁下，有重大部分的紧缩。”但同时，反蚕食斗争、武工队工作亦在有成效地开展：“这种积极防御政策，近两月在太行已取得显著成绩，山岳区基本停止了飞速紧缩的现象。这表明敌后斗争坚持到胜利完全可能。但力量削弱、根据地紧缩也不可避免。”为应付严重环境，他向中央建议野政与北方局机关合并，同时提出：“北方局直属单位过多，我个人兼职过多，能力固不胜任，精力亦难持久，如在严重环境发生意外，即会领导脱节，使工作受到损失。”彭德怀向中央提出3个来前方工作的参谋长人选：兼备文韬武略的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叶剑英；能征善战，刚从苏联养伤回国，也恰恰是36岁的林彪；党性坚强、熟悉敌后情况的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滕代远，等候中央的答复。
总部被袭后，刘少奇从中原返延安路过华北，根据沿途了解的情况，对华北的群众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刘少奇认为华北的群众发动不够，减租减息不彻底，在敌占区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抗日工作的村政权不应叫“两面政权”，而是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的结合；彭德怀则认为，在敌占区不存在合法斗争的形式，是我们利用敌人的组织来欺骗敌人、发展自己，只能是“两面政权”。尽管他们之间对工作估计和对“两面政权” 的提法存在不同的看法，原则上，彭德怀接受了刘少奇的批评，决心以总部所在的麻田为点，深入开展减租减息，使广大贫苦农民经济状况得到实际的改善，把根据地建立在更坚实的群众基础上。
彭德怀从各方面考虑怎样扭转局面，怎样战胜敌人，但没有考虑总部后撤的问题。
中央郑重地提出总部迁晋西北，又十分着重地征求他的意见，他必须排除一切感情因素，完全冷静地估计形势、权衡利害，对这个明确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答复。
“谁能熬过最后的五分钟，谁就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7月17日社论《外强中乾的敌奇袭战术》中的一句话，彭德怀深信黑暗的时刻即将过去。尽管敌猖狂愈甚，敌后的斗争正在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深入，转机就要到来。
在延安枣园，朱德、毛泽东等人一直等着彭德怀的回电以定大局。毛泽东十分着急，和朱德、工稼祥研究一阵，于7月15日再电催问。同时，答复关于代替左权的人选问题：“林病仍重，不能工作，叶不能离开军委，总部参谋长以滕为宜。”
16日晨，毛泽东收到彭德怀详细陈述关于总部问题的复电：彭德怀提出：如对外及实际还须保留集总，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八路军总部仍在晋东南为宜。列举了几个理由：
1）华北山区最大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之根据地，从其地位（较之五台山偏僻，对敌威胁较小）、地形、物资等条件来看，将形成坚持华北主要重心。北方局、集总可利用此地经验，帮助其他地区。
2）冀鲁豫区、中条山领导均较弱，须具体帮助者甚多，此间与冀南及冀鲁豫秘密交通甚顺利。
3）开封、新乡、济南、太原、临汾、石家庄伪政权工作在建立与开展中，总部移晋西北对于工作有损失。
4）夏季夜间短，不到十点须通过祁、太、文水数道封锁线，事实上很困难，当敌后局势艰难时期，总部撤走不无某些影响。机关正在缩小中，总部、野政、北局全部共约500人（两个警卫连在外），较前减少三分之二，今后行动轻便小心，想可避免损失。
中央书记处同意了彭德怀的意见，同时，决定彭德怀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
8月29日，滕代远到麻田就任八路军参谋长。
两个共同领导了平江起义、1933 年在红三军团依依分手的老战友，在民族艰危的1942年秋，又一起并肩作战了。
第13章 大将理财
八路军出师华北，彭德怀除分工负责军事，还受朱德之托，掌管八路军的供给和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按45000兵员之数，由国民政府每月拨饷50万元，全部开支包括伙食被服等等，平均每个兵员为11元。为节约军费，八路军出师之始，从士兵到总司令朱德，每人每月只发2至5元的津贴费。八路军挺进敌后，不断壮大，蒋介石想以军费来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对八路军的扩军增饷问题，总是或拖或否。威名远扬的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就常因经费不继而受困窘。1938年1月，朱德、彭德怀曾向驻武汉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告急：“部队扩大，使用费亦大增加，此刻己陷于极端困难，以至无法解决的严重状态中。”数日后，朱、彭在给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中也提到：“目前经济己极困难，特别新兵服装问题环易解决。”
经费如此困难，彭德怀掌管全军经费的分配使用，铁面无私。在他的主持下，1938年1月，全军首次规定了统一的供给标准，伙食标准按战斗生活的最低需要，每人每天为小米1斤半、油3钱、盐3钱、肉3钱（按16两秤计，合市斤每人每月肉、油、盐各为 5。6 两）、菜1斤，津贴费大体（困难时酌减）为：师旅级5元，团营级4元，连级3元，排级2元，上士1。5元，士兵1元。全年之首、年高德勋的朱德，坚持和彭德怀、左权一起，只拿和师旅长一样的5元津贴费。规定标准后，2月份一一五师直属部队单位和三四三旅开支稍大，3月12日就受到总部的查问。实际上，一一五师直及三四三旅，在2月份所用经费，按人平均不过8。3元，尚不及当时国民党中央军士兵月饷钱20元之半数。
在八路军的机关里，有一些小勤务员担任杂务，这些小兵多是坚决跟八路军走的贫苦少年，被亲切地称呼为“小鬼”随着部队的扩大，机关的“小鬼”也增加了，连队也设了勤务员。1939年2月14日，朱、彭正式下达命令，取消八路军各级首长的特务员和连队中的勤务员制，各机关禁止用17岁以下的勤务人员；命令将抽出的青少年，组织成青年教导队或青年学校，培养他们做儿童工作或卫生工作。
1939年3月，由于根据地财政困难，八路军总部决定当月全军只发给每人鞋袜费5角。5月，每人只发给津贴费1元。5月30日，彭德怀在晋东南纪念“五卅”大会上发表演说，当他挥动右臂，放开洪钟大嗓，说到“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怕困难的……在八路军本月每人只发津贴1元，我们的总司令，今年50多岁了，也只领得1元。有人说，八路军特殊……这就是我们的特殊，这个特殊我们永远保持”！与会各界代表，莫不为之动容。以八路军为榜样建立的敌后抗日政权，也同样最大限度地节省着民力、财力。彭德怀为纪念“七·七”3周年发表的《三年抗战与八路军》一文中特别提到：“晋察冀边区县政府，从县长、审判官以至伙夫、勤务员，不过50余人，月月经费800多元，其中县长零用费（无工资相当于津贴费）最高每月10元，伙夫每月2元，虽然这里的县长优待不大，比我们的总司令朱德同志的零用费还多着一倍。”
彭德怀在讲话中常提到朱德的榜样，他对比他年长10岁、艰苦卓绝的总司令由衷敬佩。面容温和、性格宽厚的朱德，和面带威严、性格刚毅的彭德怀，同以普通一兵的生活水平，指挥八路军的千军万马、驰骋于华北，坚持于敌后。他们或在一起阅读电报文件，或在一起研讨军情，或在崎岖的太行山道上驱驰，有时又为节省马力而一起爬山越岭，总部人员称之为“慈总严副”。“慈总严副”，实为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一曲动人的指挥和弦。八路军上上下下都知道，彭德怀下部队，谁要给他做了特殊的饭菜，他不吃，还要骂人。有时做了好菜好饭，也没有人敢给他端去。在战争的艰苦生活中，彭德怀拒绝给他以特殊的生活待遇，常说：“大家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彭德怀痛恨用公家的钱互相请客，大吃大喝，痛恨贪污浪费。有的干部说，我也不贪污，不过多吃多享受罢了。彭德怀在干部会上狠狠批评这种观念是“流氓观点”， “流氓意识”。
有人把彭德怀当成秉性苦行，这当然是误解。刘伯承、邓小平做的四川菜，他最喜欢吃。刘、邓请他吃豆花饭，他和妻子欣然前往。一次，彭德怀去陈赓三八六旅驻地，陈等人凑钱买肉吃。干部怕挨骂，不敢去叫彭德怀，偏偏又被彭德怀碰上了。彭德怀指着陈赓问： “好啊，你陈赓偷偷吃肉不叫我！”陈赓边吃边笑，说：“人家说你彭老总见着肉就要骂娘，我怕骂娘嘛！”彭德怀拿起筷子哈哈大笑，又骂起来：“哪个狗娘养的，说我彭德怀不晓得肉好吃！”
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菲薄，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镇，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