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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圆周形或马蹄形，以班排为单位，火力能互相交叉、互相支援。各个工事本身要能独立”。“敌即包抄到侧背，亦能与正面一样，发挥防御作用，我守兵并不必因之而恐慌”。
“控制强大的突击队（预备队）于自己纵深侧翼之适当地点，待敌向我包围、暴露其侧翼时，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给以猛烈的突击；工事纵深内控制的预备队，采取适时的配合，施行反突击。这样常常可以收到很大的效果。也只有这样的防御，才能完成殇御本身的任务，”
在这篇演说中，彭德怀还详细论述了发动游击战争与全民抗战的意义和方法。
彭德怀的这篇演说发表后，曾被广泛刊载，和他以前发表的《论游击战争》一文，成为他在抗战初期军事思想的代表作，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1937年12月初，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飞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具有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的王明，在会上批评了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路线，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王明的发言使彭德怀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是非前保持了沉默。一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在彭德怀当时的心目中，是应当遵从的；一边是毛泽东，这是从遵义会议以来，使他越来越敬佩的、党的事实上的领袖。一向对问题态度明朗，直爽敢言的彭德怀所以沉默，是因为他感到自己对这个问题还没有成熟的看法。
但当王明对毛泽东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方针的意见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表示赞同。他认为，八路军“在战略上应该是运动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战”。
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在前方协助朱德总司令分管军事工作，八路军的作战部署，多由彭德怀行之。毛泽东必须使彭德怀完全了解并执行他的战略方针。在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和彭德怀详细讨论研究了八路军4个月来的作战情况，和华北战场的形势。毛泽东向彭德怀再次阐述了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游击战争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八路军应采取的作战方针。彭德怀以后回忆他对毛泽东制定的八路军的战略方针的认识过程时说：“八路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洛川会议这一原则指示是正确的。我在洛川会议是同意这一方针，可是‘在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句是我加的，我也就老记得这一句。在一个时期中，运动游击战或者游击运动战，把两个概念主次不分的混淆起来。”
1938年5月，经过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8个月的战争实践，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中明确提出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从红军时代的运动战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从认识上到实践上完成这一转变，赖于毛泽东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八路军在华北战场上英勇战斗实践的结合。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八路军的作战方针、战略部署等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体现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凝聚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军委、八路军前方将领的经验智慧，也反映了当时党的领导集团中民主讨论，服从真理，集思广益的良好气氛。
193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彭德怀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就要启程回前方了，在延安城北门的宿舍里，他看到了离别近lO年的妻于刘坤模。刘坤模泣不成声，彭德怀安慰她：“这些年，你吃苦了咯！”
然而，他们未能团圆。1928年7月彭德怀在平江举行起义后，刘坤模在国民党官府的追查迫害下，经过7年的颠沛流离，无奈与人另组家庭，已经有了一个刚满周岁的女儿。
他等了近lO年，她为他经受了多年的困苦。她没有怨他，他又怎能怨她呢？
彭德怀回前方去了。临行，他勉励刘坤模好好学习，追求进步。
几十年后，当彭德怀谈起和刘坤模的这一段往事时，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
1938年秋，彭德怀从前方再赴延安，参加中共第六届第六次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王明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略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取得完全的胜利。经过一年的实践，中共中央委员会在上述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统一，增强了党的团结，设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内的全会会场，气氛远较去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活跃开朗。
会场外，彭德怀还另有一番喜氛。
一天，彭德怀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邀请从前方和大后方回延安开会的几个领导干部在那里聚会，中央组织部的一些青年干部也在座，彭德怀高兴地坐下来，和大家打招呼。
座中一个曾在北平师范大学上学的姑娘似乎引起了彭德怀的注意。她面目清秀，仪态文静，在北平念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21岁的年纪，已经有3年党龄，经历了在北平做党的秘密工作的严峻考验。
她就是不久后成为彭德怀妻子的浦安修。彭德怀和浦安修初逢之后，李富春做了他们之间婚姻的介绍人。滕代远拿出自己一个月的津贴费——5元钱为老战友祝贺新婚。几个消息灵通的战友一起来吃了一餐较平素略为丰盛的晚饭，热闹了一番。
几天后，战争又把彭德怀召回太行。他新婚的妻子也很快去到前方，在中共北方局工作，和他共度敌后漫长的烽火岁月。
1938年2月初，日军从太原沿同蒲路两侧大举南下。17日，阎锡山把同蒲线东曾万钟（第三军）、李家钰（第四十七军）等外省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朱德、彭德怀，自己到黄河边上的吉县去了。
日军在沿同蒲线南下的同时，又以大迂回的战术，用平汉路的第一军一○八师团自邯（郸）长（治）路直趋临汾。日军的目的在于打通同蒲线，夺取风陵渡，逼中国军队渡过黄河，以占领整个华北。面对日军的三面进攻，朱、彭决定八路军总部向晋东南敌人的后方挺进。这是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与华北共存亡”的号召，为挽救华北危局做出的一个极具胆略的重大决定。
2月24日，从长治向洪洞猛扑的2000余日军，在安泽县府城镇东10余里处，遇到了一支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骄横的日军万万想不到，他们遇到的是将使他们在这块土地上陷于泥淖、最后陷于灭顶之灾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威名赫赫的朱德总司令，正率领着这个司令部和总部特务团向他们进攻矛头的逆方向前进。左权副参谋长指挥总部特务团和抗敌决死队一部与日军激战两日，掩护总部安全转移。这时，彭德怀正以第二战区右翼集团野战司令部的名义，在高平、晋城地区，部署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出击日军侧背，帮助在上党地区陷入危境的友军转入太行、太岳和中条山中。
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在同蒲路东正太路南的国土和各部队实际已无法顾及，遂进一步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决死队的一、三纵队，划为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副指挥。
3月1日，彭德怀从高平前线赶回驻安泽县南山交镇的八路军总部，带回了国民党友军的情况：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严令华北各军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十分惶恐，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
一周前，毛泽东、任弼时曾致电朱德、彭德怀，要八路军力劝近百万友军“万万不可过河”；要八路军和友军协同坚持晋南晋西战局，转入外线，反过采攻敌之背。
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3月24日，朱德、彭德怀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将领李家钰（第四十七军军长）、李默庵（第十四军军长）、曾万钟（第三军军长）、朱怀冰（第九十四师师长）、武士敏（第一六九师师长）、赵寿山（第十七师师长）、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张浩、徐海东、李达、王新亭和决死队薄一波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和卫立煌的代表、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赶到会所。
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处在黄金时代，过去在战场交手的人，今日济济一堂，共商御敌之计。
会议在小东岭村关帝庙内举行。朱德在开幕词中详细分析抗战形势，号召东路军将领齐心协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华北。
彭德怀在会上作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
在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彭德怀要大家接受南京、太原沦陷的惨痛教训，采用新的作战原则：实行战略上的防御战，战术上的进攻战；战略上的持久战与消耗战，战术上的速决战与歼灭战；运用运动战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发展游击战以造成我基干军队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的机会。
彭德怀在报告中向友军详细讲解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战术，部队的政治工作，民众工作，敌军工作和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等。同时向将领讯提出蒜望。
针对一般国民党将领的封建性统御，彭德怀忠告他们：要了解、巩固、团结部队，须从实行合理统御，自觉纪律，禁止打骂，及与士兵同艰苦做起。要解释、说服、规劝、感动、以身作则去统御部下，而避免威吓、打骂、欺骗和无理由的服从，要使士兵知道为什么要守纪律，自觉地去遵守纪律。
针对国民党将领对八路军官兵同心、军民团结的钦慕，彭德怀说：“士兵与长官要风雨同舟，尤其是长官与士兵间的生活距离应尽量缩小……与士卒同艰苦，是团结部队的重要条件之一”。“对待民众有几件基本的事，就是实行买卖公平，说话和气，借物要还，损物赔偿，离开驻扎地时，实行纪律检查。我们只要做到这几项，就可以获得民众的好感与帮助，军民也就可以慢慢团结一致了！”
彭德怀的报告感动了与会将领们，特别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在西安事变中又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义举的一六九师师长武士敏。他积极抗日，但部队旧习气很重，军民关系不好，使他十分苦恼。饭后，彭德怀到各处看望，武士敏向彭德怀倾吐心曲，长谈竟夕。以后，他对人说：“当了几十年的兵，真正懂得为国报效，是在小东岭会议上听到了彭副总司令的教诲后才认识的。从此，我才懂得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军人。” 此后，武士敏学习八路军的经验，与八路军亲密合作，部队改观，在中条山坚持抗日，直至1941年5月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
小东岭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给训练班讲授课程。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粉碎日军对晋东南的九路围攻奠定了基础。
日军在2月间分路扑向晋西南，本想以疾风骤雨式的进攻，将我军逼过黄河，或压入黄河急转弯处的三角地带，一举而歼灭之。不料中国军队在朱德、彭德怀指挥下，稳稳转入了敌后，利用太行天险，建立起新的抗战支点。3月8日，日军攻到风陵渡，还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主力，方感恐慌。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所编《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述及这一段战况时说：“有力的中国军退入山西省内的山地，会同原来盘踞该地的共军，扰乱我占领地区，其威势已不零轻视。”
小东岭会议刚结束，一二九师在涉县东阳关下响堂铺对日军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在缴获的物品中发现了一份有关日军动向的重要文件。内称：“共军猖獗，4月上句，将由潞安（长治）以 北400华里内施以痛剿。”
4月4日，日军果然调集一○八师团全部及一○九师团、十六师团、二十师团各一部共3万余兵力，北从正太路之昔阳、平定，西从同蒲线上之临汾、榆次、太谷，东从河北之元氏、赞皇、涉县，南从屯留、长治出动，分九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于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4月6日，朱德、彭德怀紧急向东路军发布关于部队和民众动员的训令。根据这一训令，八路军和友军各部普遍召开军人大会，说明粉碎这次围攻的意义，讲解新的作战要求，各军同仇敌忾，士气大振。八路军总部派出政工人员，和地方党组织、牺盟会、战地动员委员会等抗日团体协同，深入乡村宣传群众，实行空舍清野，组织担架队、运输队、破路队，支援反围攻。
为迎击各路来犯之敌，朱德、彭德怀连夜拟定作战方案，以八路军的一部，决死纵队一、三纵队，和国民党友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分别钳制各路之敌，掩护八路军主力隐蔽待机。待敌人消耗疲乏到一定程度时，即集中主力击破敌之一路，再扩大战果。
部署就绪，彭德怀说：“我们先到鬼子眼皮底下去游一圈，游到有一两股敌人胆大妄为了，再一锤子收拾它。”
4月8日，自屯留北犯之敌进入沁县，总部从容离开小东岭，向武乡石盘山转移，设指挥部于山上的义门村。
各路进攻之敌受到我军阻击。唯由屯留北犯的日军二十五旅团，在凶残狡诈的旅团长苫米地的率领下，未受打击即占据了沁县，又放火烧毁了历史悠久的武乡县城。11日，朱德、彭德怀令待机的一二九师主力从涉县北星夜赶赴武乡，准备予该敌以严惩。
苫米地烧了武乡，激起军民的极大愤怒。该旅团在窜往榆社时，遭到一五师三四四旅和集总特务团的有力截击，不得不折回。沿途群众空舍清野，敌人又疲又饿，处处挨打，再次扑向榆社，寻我主力决战；不料又扑个空，不得已，再沿武乡境之浊漳河谷，向襄垣后撤。此时，奉总部令严密监视着这股敌人的刘伯承师长，抓住战机，下令一二九师七七一、七六九两个团沿漳河南岸，七七二、六八九两个团沿河北岸山地，隐蔽快速猛追，同该敌平行前进，寻机歼击。16日晨，在武乡东长乐村一带之河滩地向敌发起猛攻，经一日激战，歼敌二十五旅团一一七联队等部22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七七二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英勇殉国。
长乐村急袭，歼灭了九路敌军中最骄纵、精锐的一路，一战而震动全局，各路敌军闻讯，纷纷后撤。八路军及友军各部奋起追击，相继收复了榆社、武乡、辽县、长子、屯留、潞城、襄垣、壶关、子洪口、沁源、沁县。
4月27日，长治、高平、晋城之敌向同蒲南段撤退，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与决死一纵队追击歼敌近千人。至此，九路围攻被彻底粉碎。整个战役历时20余日，歼敌400O余人，收复县城18座，将敌人赶出了晋东南。
此后，八路军一二九师以太行山脉的千山万壑为依托，开辟晋冀豫（以后发展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也一直转驻于晋东南太行山上，指挥整个华北的敌后抗战，直至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