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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甫盖尼在悄悄地说了些什么，并用指头在地图上指指划划说了半天，来证实自己的话，老头子沉着地用低音回答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最高统帅是错误的。
真是鼠目寸光！你听我说，叶甫盖尼，我给你举一个日俄战争时的类似的例子……
你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
阿克西妮亚敲了敲门。
“怎么，饭都摆好了？就来。”
老头子走了出来，样子很活泼愉快，眼睛完全像青年人一样炯炯有神。他和儿子两个人喝了一瓶葡萄酒，这是昨天才从地窖里掘出来的，长了绿苔的商标上还保留着褪色的数字——一八七九年。
阿克西妮亚服侍着他们，看着他们的快乐的脸，越发感到自己孤独。哭不出来的痛苦在折磨着她。女儿死后的头几天，她想哭，但是哭不出来。喉咙里要哭号，但是却没有眼泪。因此石头似的沉重的悲伤就加倍地折磨她。她睡得很多（想在昏睡中寻求安息），但是在睡梦中她仍旧听到孩子的虚幻的呼叫声。她忽而觉得女儿就睡在她的身旁，于是她向后挪挪身子，用手在床上摸着，忽而听见一阵模模糊糊的耳语声：“妈妈，喝水。”
“我的好宝贝……”阿克西妮亚冰凉的嘴唇小声嘟哝道。
甚至在难熬的白天，她有时也恍惚觉得小孩子就在她的膝边纠缠，而且她觉得自己正伸出一只手去抚摸孩子卷发的小脑袋儿。
回来后的第三天，叶甫盖尼在萨什卡爷爷的马棚里坐到很晚，听他讲述从前顿河沿岸自由生活的朴素故事，以及古代的故事。八点多钟他才从那里出来；阵阵秋风掠过院子，粘脚的泥泞在脚底下咕卿咕卿响。一弯黄色的新月在云隙翻腾。叶甫盖尼借着月光看了看表，便向下房走去。他在台阶边点着烟，站在那里思索了片刻，然后晃了晃肩膀，坚定地登上台阶；轻轻地拧了一下门把手，门吱扭一声开了。他走进阿克西妮亚住的那间下房，划着一根火柴。
“谁呀？”阿克西妮亚拉紧身上的被子，问道。
“是我。”
“我马上就穿好衣服。”
“不必啦。我一会儿就走。”
叶甫盖尼把大衣脱掉，坐在床边卜。
“你的小女孩死啦……”
“死啦……”阿克西妮亚像回声似的回答说。
“你的样于改变得真厉害。当然，我明白失去孩子有多么痛苦。不过我认为你是在白白地糟踏自己，孩子是不会起死回生的，而你还很年轻，还可以生孩子。不要这样。振作起精神，听从上帝的安排……你总归并没有因为孩子死去而丧失一切呀，你想想看，你的全部生活还在前面，还大有奔头呢。”
叶甫盖尼握住阿克西妮亚的一只手，不容分说地亲热地抚摸着，委婉低沉地劝说着。他的语声变成了耳语，等他听见阿克西妮亚憋得全身颤抖，压抑着的哭声由饮泣变成痛哭的时候，就开始亲她那被泪水浸湿的两颊和眼睛……
女人的心是很容易被怜悯和爱抚征服的。被绝望折磨着的阿克西妮亚忘却了自己，倾出全心奔放的、久已生疏的热情，委身与他。但是等到那股毁灭性的、蒙蔽理智的无耻享乐浪潮退落后，她清醒过来，尖叫一声，失去了理智和羞耻心，半裸着身子，只穿一件衬衫，跑到台阶上去。叶甫盖尼连门也顾不得关，急忙跟着跑出来。他一面走，一面穿大衣，慌慌张张，可是当他气喘吁吁地走上正屋的台阶时，却愉快、满足地笑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喜悦使他心潮起伏。他已经躺在床上，抚摸着丰满、柔软的胸膛，想道：“从正派人的观点来看——这是可耻的，不道德的。
葛利高里……我偷了他的亲近的人，可是要知道，我在前线上曾经冒过生命危险啊。
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子弹如果再稍微向右一点，不就会打穿我的脑袋了吗？
那我现在早已腐烂啦，早已被蛆吃光了……因此我要珍惜每一分钟，尽情享乐。我可以无法无天去于一切事情！“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这种思想太可怕啦，但是想像重又展现了突袭战役的那个可怕的场面：他刚从死马身上站起来，却又被子弹扫倒。他已经朦胧欲睡，便心安理得地决定：”这件事明天再说，现在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晨，当餐厅里只有他和阿克西妮亚两个人的时候，他负疚地微笑着走到她面前，但是她紧靠在墙上，伸出手去，怒不可遏地低声骂道：“别靠近我，该死的东西！
生活总是用自己不成文的法律支配着人们。三天后，叶甫盖尼夜里又来到阿克西妮亚住的那间下房，而阿克西妮亚却没有拒绝他。
第三卷 第二十三章
紧挨着斯涅吉廖夫医生的眼科医院有一个小花园。
像这样寒酸的、光秃秃的小花园，在莫斯科郊外的小胡同里有很多，在这样的小花园里，你照样还要看到城市那种死气沉沉的忧郁的脸色，你一看到这些小花园，就会想起那辽阔的原始森林，这时你就会感到眼前的景物更加刺眼，更不舒服。医院的小花园里秋意已浓：红叶满径，晨霜凋伤了鲜花，在剪短的浅草地上洒了一片晶莹、透绿的露珠。晴朗的日子，病人在小径上散步，倾听着莫斯科教堂悠扬、虔诚的钟声。阴雨天（那年这样的天气特别多），病人们就到各个病房里乱窜，或者在对自己和彼此都感到非常厌烦的时候，就一声不响地躺在病床上。
医院里的病人绝大多数是市民，伤兵都住在一间病房里Z 一共有五个人：扬。
瓦列伊基斯，是个浅褐色头发、浅蓝眼睛、高身材的拉脱维亚人，留着剪得短短的络腮胡子；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是个二十八岁的漂亮的龙骑兵，弗拉基米尔省人；来自西伯利亚的来福枪射手科瑟赫；轻佻干黄的步兵布尔金和葛利高里·麦列霍夫。后来又送来一个。那天正在喝晚茶的时候，铃声响个不停。葛利高里朝过道里看了看，见有三个人走进了正厅：一个女护士和一个穿束腰无领袍子的人，他们俩搀扶着第三个人。大概这第三个人是刚从车站接来的：他那肮脏的、胸前尽是褐色血迹的军便服上衣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晚就给他做了手术。经过短时间的准备（一阵喧闹声传到了病房里来——在蒸煮手术用具），新到的病人被送进了手术室。
过了几分钟，从手术室传来一阵低沉的唱歌声：在医生给伤兵取出眼眶里残留的、被炮弹片打坏的眼球时，麻醉过去的伤兵就一直在唱歌和模糊不清地咒骂。手术过后，他被送到伤兵病房里来了。过了一昼夜，从麻醉的迷糊状态中清醒过来，他说是在德国前线的韦尔贝格受的伤，姓加兰扎，是机枪手，切尔尼戈夫省的人。没过几天，他就和葛利高里搞得特别熟了：他们是邻床，晚上医生查过病房以后，他们经常要小声谈上很久。
“喂，哥萨克，怎么样？”
“很不妙。”
“你的眼睛是怎么治的？”
“天天打针。”
“打过多少次啦？”
“十八次。”
“疼吗！”
“不疼，很舒服。”
“你可以要求要求，把它挖掉算啦。”
“不能人人都做独眼龙。”
“这话不错。” 葛利高里的这位邻居，肝火旺盛，尖酸刻薄，对什么都不满意：咒骂政府，咒骂战争和自己的命运，咒骂医院的伙食、厨子和医生，——不论什么东西，只要碰到他那尖舌头上，都要大骂一通。
“小伙子，咱们为啥去打仗？”
“大家为啥，咱们就为啥呗。”
“你把道理摆给俺听，把道理摆明白。”
“别缠我啦！”
“哈！你是个傻瓜。俺们来告诉你吧。咱们是在为资产阶级打仗，你明白吗？
资产阶级又是啥玩意儿呢？就是那种在大麻里生活的鸟儿。“。
他给葛利高里解释那些难懂的词儿，把一些恶毒的咒骂夹在里面当调料。
“别叨叨啦！我听不懂你的霍霍尔话，”葛利高里打断了他的话。
“看你说的！莫非你是莫斯科佬，真听不懂？”
“说得慢一点。”
“亲爱的，我讲的够慢啦！你以为是在为沙皇打仗，可是沙皇——又是什么东西呢？沙皇是个酒鬼，皇后是个窑姐几，老财们的钱越打仗越多，可是咱们脖子上……却套上了绞索。明白吗？你瞧！工厂老板喝白干儿——小兵儿只好抓虱子吃，双方的士兵都在遭殃……可是工厂老板却在发横财儿，工人阶级光屁眼儿，这就是咱们的制度，层层分明……好好干吧，哥萨克，卖命地干吧！你还能捞个十字架，一枚漂亮的，橡木十字架……”他说的是乌克兰语，但是偶尔在他激动的时候，就会改用俄语，再点缀上些他的咒骂，也能解释得清清楚楚。
他把葛利高里还不明白的那些道理灌输给他，揭露发生战争的真正原因，恶毒地嘲笑专制政体。葛利高里想进行反驳，但是加兰扎只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就问得他哑口无言，弄得葛利高里只能赞同他的话。
最使葛利高里不安的是他从心里觉得加兰扎是正确的，而且无力去反驳他，他没有反驳的理由，根本也找不到反驳的理由。葛利高里恐怖地意识到，这个聪明、凶狠的乌克兰人，在一点一点地、顽强地摧毁他原先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天职的全部概念。
在加兰扎来医院后一个月的时间里，葛利高里的意识赖以存在的基础全部土崩瓦解了。这些基础早已腐朽不堪，战争离奇的荒谬像铁锈一样腐蚀着这些基础，只须冲击一下，立即就会崩溃。现在冲击的力量已经具备了，思想觉醒了，这种思想使葛利高里那单纯而朴素的头脑感到疲惫不堪，穷于应付。他东冲西撞，寻找着出路，寻找着解决这个他的智力无力解决的问题的答案，而在加兰扎的答案里却找到了满意的答复。
有一天深夜里，葛利高里从床上爬起来，井把加兰扎也唤醒了，坐到他床上。
九月的月亮，透过垂下的窗帘射进了淡绿色的冷光。醒来的加兰扎的两腮闪着黑亮、粗糙的皱纹，黄眼窝里射出湿润的光芒。他打了一个哈欠，怕冷地把脚裹进毯子里去。
“你为啥不睡觉？”
“睡不着。一点儿睡意都没有。你给我讲讲这个问题：战争使一些人大发横财，另一些人倾家荡产……”
“是啊，怎么啦？……”
“等等！”激愤的葛利高里小声说道。“你说是为了财主们的利益，把咱们赶去送死，可是老百姓怎样呢？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难道就没有这样的人，能把道理讲清楚，能跑出来大喊一声：”弟兄们，看，你们是为什么流血牺牲的。' “
“怎么能这样跑出来呢？你胡说些什么呀？那好，俺倒想看看你来出这个头儿。
咱们俩是在这儿悄悄说说，就像两只野雁在芦苇丛里偷偷咕咕几声，只要你大声一叫，——立刻就有一颗子弹飞过来。老百姓都聋得要命。但是战争会把他们惊醒。
打过响雷，黑云就会下雨……“
“那么怎么办呢？你说呀，坏蛋！你把我的心都搅乱啦。”
“那么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我什么也不明白。”葛利高里坦白地承认说。
“谁要想把俺推下山崖，俺就先把他推下去。咱们要敢掉过枪口来对付他们。
要朝那伙把人们推下地狱的坏蛋开枪。你要知道，“加兰扎抬起身来，咬牙切齿地伸出手去，说道：”大风浪一来，把一切都一扫而光！“
“照你的意思，就是要……来个天翻地覆？”
“对啦！要把政府像扔破包脚布一样把它扔得远远的。要把地主身上的羊皮剥掉，撕破他们嘴唇，因为他们打老百姓的嘴巴子打得太狠啦。”
“有了新政权以后，战争怎么办？人们还是要打仗的，——就是咱们不打，咱们的子孙还是要打的。用什么法子来缩短战争呢？怎么来消灭战争呢，既然自古以来就老是打个不停？”
“说得对，从古以来就老打仗，只要这些混账政权还存在一天，战争就不会消灭。就是这样！只有等到每个国家都是工人掌权的时候，那就不会打仗啦。这就要求好好去干。要把他们都他娘的送进橡木棺材里去！……会做到的！不管是德国人，还是法国人，——所有的国家都要变成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到那时候，咱们谁还要打仗呢？那时候国界没有啦！凶恶的仇恨也没有啦！全世界都过着美好的生活。唉！”
加兰扎叹了一日气，咬着胡于尖，那只独眼放着光，像做了个美梦似的笑了。“葛利什卡，俺愿意把自己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完，为了能看到这样的日子到来……俺的心像火一样在燃烧……”
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在灰色的曙光中，葛利高里才烦躁不安地睡去。
早晨，他被一阵吵声和哭声惊醒。伊万。弗鲁布列夫斯基脸朝下趴在床上，在抽抽搭搭地哭泣，一个女医生、扬。瓦列伊基斯和科瑟赫站在他周围。
“他哭叫什么？”布尔金从毯子里探出脑袋，沙哑地问道。
“他把假眼珠儿摔碎啦。从杯子里往外拿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打碎啦，”
科瑟赫与其说是惋惜，还不如说是幸灾乐祸地回答说。
有个俄罗斯化了的德国人，是个卖人造眼睛的商人，爱国心激励着他，把人造眼睛免费赠送给士兵。前一天，医院里给弗鲁布列夫斯基挑选了一只玻璃眼球，给他装上去，假眼球做得非常精致、漂亮，蓝蓝的，简直像真眼睛一样，真可说是巧夺天工，就是仔细去看，也很难分辨出真假。弗鲁布列夫斯基高兴得像小孩于一样笑了。
“将来我回到家乡，”他用浓重的弗拉基米尔省口音说道，“随便骗上一个姑娘。等结了婚，我再坦白告诉她，眼睛是假的。”
“他要骗人啦，狠狠地骂他一顿！”布尔金哈哈大笑道，他嘴里总在哼着一支歌唱杜尼娅和咬坏了杜尼娅衣裳的蟑螂的歌。
多么不幸的意外——漂亮小伙子只好就这么个独眼丑八怪样子回家乡了。
“别哭啦，会再赠送你一只新的，”葛利高里安慰他说。
弗鲁布列夫斯基抬起他那哭肿了的、一只眼窝空空的脸。
“不会再赠送啦。一只假眼——要值三百卢布呢。人家不会再给啦。”
“那只眼可真是一只好眼睛！上面的每一根细筋儿都画得清清楚楚，”科瑟赫惊叹道。
早茶后，弗鲁布列夫斯基和女医生一同到德国人的商店去，德国人又挑了一只眼睛送给他。
“德国人真比俄国人好！”弗鲁布列夫斯基欣喜若狂地说道。“要是个俄国商人——连一个戈比也休想讨到手，可是人家二话也没有说。”
时间吝啬地打发着日子。死气沉沉的、寂寞的漫漫长日真是度日如年。每天早上九点钟喝茶。给每一个病人用小碟子端来两片薄得可怜的法国面包和一块小手指头大小的奶油，午饭后，病人饿着肚子散去。傍晚又喝茶，为了有所不同，就用凉水下茶。病人的组成也在不断地变化。从“军人病房”（大家都这样称呼那间伤兵住的病房）里第一个出院的是西伯利亚人科瑟赫，紧跟着就是拉脱维亚人瓦列伊基斯。十月末，葛利高里也出院了。
留着剪得短短的小胡于的院长——漂亮的斯涅古廖夫医生检查后，认为葛利高里的视力很不错了。在黑屋子里，让他离开一定的距离，看灯光映出的字母和数字。
他出了这家医院，又被送进特维尔大街的军医院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