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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三三年上半年，仅上海一地，被捕的中共党员便达六百人左右！其中，最令人震惊的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六月下旬被捕之后，成为“软骨虫”，居然供出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地址。同案被捕的秦曼云，也成了叛徒。于是，国民党特务在上海来了个大搜捕……
在这月黑风高之际，姚蓬子在上海滩上不见踪影。人们只是在书店里见到他的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出版公司印行。这本集子中，收入他的七个短篇：《兄弟》、《意外》、《黄昏的烟霭里》、《一个人的死》、《雨后》、《幸福的秋夜》和《一幅剪影》。对于姚蓬子来说，这本书是他毕生最重要的著作。因为他虽然出过诗集《银铃》，毕竟是薄薄的一小本，况且是他早期的作品；虽然出过几本翻译小说，毕竟是替外国作家进行“中文写作”。这本二百五十一页的短篇小说集《剪影集》，是姚蓬子在文学创作上的最高成就——此后，他就一蹶不振，落花流水了……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天寒地冻。在朔风凛冽的天津，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三个特务突然出现在戴着罗宋帽、穿着棉袍的二十七岁的男子面前。
就这样，中共特科“河北交通”姚蓬子的名字，出现在被捕名单上。
一个叛徒出卖了他。
天津警察局长的嘴角漾起了笑涡——因为这一回落网的乃中共机要人员，非同小可。
与姚蓬子同案被捕的，还有左翼作家潘漠华和洪灵菲。
潘漠华本名潘训，比姚蓬子小两岁，浙江宣平县坦溪村人氏，也喜欢写诗。一九二七年，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党。当姚蓬子出席“左联”成立大会那天，潘漠华也来到会场，并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代表的身份致祝词。后来，他在北平组织成立了“左联”北平分盟，又建立了天津支盟。被捕时，他是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
洪灵菲比蓬子小一岁，广东潮州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与蓬子在上海相识。一九三○年，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际，他成为七个常务委员中的一个。一九三三年，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秘书，在北平被捕。
“首都”甫京电告：“速解宁。”
姚蓬子耷拉着脑袋，戴着手铐，作为“要犯”，被押上南去的火车。
下了火车，一辆轿车已在那里“恭候”。
车轮飞转，直奔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看守所。
惊魂未定，一个温文尔雅的先生，穿了一身毕挺的西装，前来“看望”他。
姚蓬子原以为迎接他的是老虎凳和辣椒水，不料，这位先生却满脸春风，悠悠然抽着“三炮台”，慢慢儿地跟他聊着。
“姚先生，久闻大名！”那位先生把一本《剪影集》掷到姚蓬子面前，说道：“姚先生是诗人，翻译家，作家。我前几天刚刚拜读了姚先生的大作《剪影集》。你才华横溢，令人敬佩，敬佩。”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忐忑不安地紧紧盯着面前这位笑嘻嘻、文诌诌的人。
“姚先生，你一定把我当成‘政敌’，其实大可不必，我们之间完全可以建立‘正常的友谊’！”他继续微笑道。
当此人自我介绍说姓徐名恩曾，姚蓬子若五雷轰顶。姚蓬子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徐思曾是何等厉害的人物：倘不是钱壮飞通风报信，恐怕连翟秋白、周恩来都落在此人手中！
那时候，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徐恩曾跟戴笠平分秋色。
在南京不起眼的小巷——鸡鹅巷五十三号，戴笠建立了自己的特务系统。一九三二年九月，公开的名称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为处长。它的前身为复兴社（又称“力行社”、“蓝衣社”）的特务处。一九三八年，戴笠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系统。
徐恩曾原任“军事委员会调查局第一处”处长，亦即国民党的党务调查处处长。一九三八年，徐恩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建立了另一臭名昭著的特务系统——“中统”。
徐恩曾的脸上没有一块横向，却是个温文尔雅的“君子”。说起话来，慢条斯理，文诌诌的，笑嘻嘻的。他的话，象裹着橡皮的铁条，软中透硬，笑里藏刀。
在看守所里，徐恩曾没有高喊“来人哪”，没有使劲地拍“惊堂木”，却与姚蓬子面对面坐着。一边悠悠地抽着“三炮台”，一边慢慢地聊着。
“姚先生，你是诗人，你是作家，我拜读过你的许多大作。才华横溢，令人敬佩。”徐恩曾开始了他的“演说”，“象姚先生这样的文人，干吗去给共产党卖命？”
姚蓬子静静地听着，眼睛睁得大大的。看得出，徐恩曾的每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心。
徐恩曾是最善于察言观色的。他看出了姚蓬子内心的空虚，便长驱直入了：“姚先生，你为共产党卖命，共产党的首领们又是怎么样呢？我这里，有顾顺章和李竹声幡然醒悟之后，写下来的深刻体会，你不妨看看。他们都受到了当局的优待……”
留下一沓文稿，笑笑，徐思曾捻灭手中的烟头。走了。
那一沓文稿，如同炸药包，剧烈地震撼着姚蓬子的心。
虽说顾顺章是上海工人，姚蓬子曾见过他，却没有太多的交往。李竹声却是姚蓬子所熟悉的“顶头上司”。读着不久前还是“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李竹声的“反省体会”，姚蓬子不住地在自问：连车竹声都举起了白旗，我又何必自讨苦吃呢？
姚蓬子知道，国民党特务手中的枪，不是吃素的。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深夜，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阵枪声响过之后。姚蓬子所熟悉的五位“左联”作家白莽（即殷夫）、柔石、李伟森、胡也频、冯铿，都倒在血泊里。他们都是中共党员，年纪也与姚蓬子相仿。特别是白莽，曾是姚蓬子的诗友。记得，记得，他把《银铃》送给白莽，白莽跟他畅谈过对诗的见解……
别无选择。在姚蓬子面前，只有两条路：李竹声之路与白莽之路。
“姚先生，孔夫子说‘三十而立’。先生年近‘而立’，前途不可估量。何况，先生家中还有两岁的儿子。先生即便不为自己着想，也应该替儿子想一想……”徐恩曾的话，不时在姚蓬子耳际响着。
要么跪着生，要么站着死。没有挨过一棍子，没有上过一回刑，姚蓬子的双膝弯曲了，跪倒在徐恩曾面前，扯起了白旗。
他，供认了自己的身份——中共党员，供出了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
他，供出了左联党组织名单，供出冯雪峰、华汉、钱杏（屯阝）是中共党员；
他，供出了与鲁迅会面的地点，供出了冯雪峰、阳翰笙、钱杏（屯阝）、柳亚子的地址；
他，居然用他的笔，写出了“排击共产主义的论文”！
大喜过望，徐恩曾发出一阵狞笑。他当即决定，给予姚蓬子这样的“反省模范”以“自由”！
又见到了蓝天，又见到了阳光，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姚蓬子从子弹上膛的枪口讨得一条活命。步出囚笼，获得了“自由”。
只是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卖了党的机密，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姚蓬子倒戈的消息，不胫而走。鲁迅闻知，不胜啼嘘，万分感慨。
鲁迅在三封书信中，谈到了姚蓬子。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鲁迅在《致姚克》中，嘲笑了卖身求荣的姚蓬子：
“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引者注；即指姚蓬子），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写道：
“蓬子转向；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鲁迅在《致萧军萧红》中，深刻地剖析了“蓬子转向”的根源：
“蓬子的变化，我看是只因为他不愿意坐牢……凡有知识分子，性质不好的多，尤其是所谓‘文学家’，左翼兴盛的时候，以为这是时髦，立刻左倾，待到压迫来了，他受不住，又即刻变化，甚而至于出卖朋友……”
从“蓬子转向”，再重读鲁迅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左联”成立大会上发出的警告，是何等的睿智、远见：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在“左联”五烈士牺牲两年后的忌日——一九三三年二月七日，鲁迅提出凝重的笔，写下名篇《为了忘却的记念》。他，“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他，“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然而，他对“左联”的败类——姚蓬子，只是投以脾睨的冷眼……
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楼适夷迄今还清楚地记得：
一九三四年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的监狱里，忽然响起监狱长嘹亮的声音：“全体肃静，全体肃静……”
两边是铁囚笼，关押着一个个“共党分子”，监狱长站在囚笼间的“弄堂”里，发表训话：
“姚蓬子的名字，你们都是知道的。他是中国著名的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执行委员。前些天，他关押在这里，你们也是看到的。现在，你们看不到他了——他自由了！他为什么能够自由呢？因为他幡然醒悟了，与共党决裂了。他的悔过自新，受到了中央的表彰。他不光是自由了，而且还将委以重任。他是你们的楷模！
“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一个左翼作家洪灵菲。洪灵菲走的是另一条道路——抗拒之路。结果怎么样呢？洪灵菲已经被当局所枪决！
“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要做姚蓬子呢，还是做洪灵菲？好生掂一掂，赶紧作出选择……”
“无耻！”楼适夷骂了一声姚蓬子。
楼适夷也是在一九三三年被捕的，比姚蓬子早几个月。
当姚蓬子被押入南京中央宪兵司令部监狱的时候，从楼适夷的牢房前走过。姚蓬子朝楼适夷微微点头，楼适夷也认出姚蓬子来了。
没几天，姚蓬子托人带口信给楼适夷：“好吗？”
过了些日子，有人悄然告诉楼适夷：“姚蓬子这人靠不住，当心！”
楼适夷不再理会姚蓬子。
果真，从监狱长的“演讲”之中。楼适夷得知：姚蓬子成了软骨虫！
监狱长在结束“演讲”之后，特地找楼适夷谈了一次：“你和姚蓬子是老相识。姚蓬子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考虑考虑吧，早一点悔过自新，我们会象优待姚蓬子那样优待你！”
楼适夷不予理睬。他在狱中度过了四年。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发生，他才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与姚蓬子同时被捕的潘漠华，在狱中受到残酷迫害，以绝食相抗，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牺牲于狱中。
一九三四年的姚蓬子，仿佛身首异处一般，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人物。
在上海，他的《剪影集》在再版重印。他在被捕前所译的苏联梭罗古勃等著的短篇小说集《饥饿的光芒》，也由上海春光书店再版印行。在他的这些作品中，他依然是“左翼作家”的形象。
然而，在南京，由于徐恩曾的“力荐”，他的“反省范文”——《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赫然登载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上，并被五月三十日出版的第三十期《十日谈》杂志所转载。
姚蓬子的《宣言》，写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八日。《中央日报》在五月十四日发表时，还加了副题《回到三民主义旗帜下，为复兴民族文化努力》。
这篇《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乃姚蓬子叛徒嘴脸的最清晰的曝光。在《宣言》之前，有《中央日报》编者所加的一段说
姚莲子顷发《宣言》，脱离共产党，兹照录宣言原文，及姚在共党经历如次。
姚蓬子本名梦生，于一九三○年春，发起自由大同盟，旋即被选为执委，同时并发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参加共产党，在左联被选为执委兼任总务部长，并兼工农通信委员会委员，同时并参加党组，同时兼青年文艺研究会总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九一八事变后，任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执委兼总务部长，转任组织部长并兼党团书记。一九三二年春，负责编辑《文学月报》。一九三三年。任中央驻河北的交通，同年并兼任《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引者注：“巴尔底山”为“突击队”的音译）、《北斗》、《文学月报》等杂志编委。
这段关于姚蓬子“共党经历”介绍，大致如此，当然也有几处不准确，如《巴尔底山》早在一九三○年便已停刊，《北斗》是在《文学月报》之前等等。
《姚蓬子脱离共党宣言》原文如下——
亲爱的青年朋友们：
在这黑暗与黎明、老者与少年交替的前夜，整个民族落在挣扎的苦难里，感到苦闷，感到彷往徨，感到个人生活和民族前途的无出路，将是这大时代的热血的少年们的一大部分所不可免除的遭遇。我自己便是这样的一个。
十年前我是一个极感伤的颓唐主义者，以当时社会的灰色风气作为滋养料，在一种忧郁的情绪下消度我的日子。可是由于时代的改变，由于个人思想的成长和演变，沉默和叹息，不再能安慰我的苦伤，于是开始在这样的热情下，转变我的人生观。我要在一种理想当中，取得我生命的开始和寄托，于是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新的宗教的苦行僧，一个左翼文化的传播者和组织者。
从一九三○年到今日，我曾作为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左翼作家联盟的发起人，并参加执委及党团文化；反帝抗日联盟发起人，并负责党团书记；以及《萌芽》、《巴尔底山》、《文学生活》、《北斗》、《文学月报》等左翼杂志的编委。到今天止，我将我个人整个的精力，完全贡献于左翼文化的祭坛之前。
同时我曾企图以脱胎换骨的努力，在（现）实生活中检查自己、监督自己、批判自己。我渴望不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者，我要在日常生活上和意识上新生自己，成为一个典型的布尔什维克。
可是事实上没有走通这一条新的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在工作的艰难和停顿中，时常引起一种新的厌倦的情绪。……共产主义之路，在中国已经成为一条悲惨的绝路。……“
现在我站在共产党的迷阵之外，清醒的深思着，结果，我深刻的理解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到处碰壁的原因，因为中国革命主要任务，对外是脱离帝国主义的铁链，以保障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对内是肃清封建残余和军阀遗孽，以统一中国，以达到真正的和平。同时发展都市的民族工业，解除农村的封建剥削，给予广大劳苦群众以安居乐业的生活。以这些任务的达到与否，作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先决条件，则无产阶级的独裁统治显然不为中国当前之所需要。尤其是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今日，共产党所领导所发动的暴乱行为，直接的毁坏农村，毁坏仅有的民族工业，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