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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擅长理财。两年之后，冯雅琴生一女，取名姚飞雁。又过三年，冯氏再生一女，取名姚鸣雁。
一九三七年，姚西曜明显地消瘦下去，胃口越来越差。他不断地吐出紫黑色的血块，终于一病不起，死于姚家老屋。
冯雅琴成了一家之主。靠着佃户耕种姚家土地，她在姚公埠过着无忧无愁的日子。直到临近解放之际，她知道世道要大变，便卖了土地，家产，逃到上海，住在姚蓬子家中。
她与姚蓬子之间的感情，不好，也不坏……
生母姚张氏的病逝，曾使姚蓬子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他的大学同学周颂棣住在离姚公埠八十里路左右的地方，托人带来口信，邀他去做客，散散心。
姚蓬子来到周家，结识了周颂棣的姐姐。他有心，她有意。本来是为了驱散丧母之痛，却迎来了爱情之蜜。
沉醉在诗的梦幻中的姚蓬子将情思化为情诗：
你小小的唇正象一颗酸果儿，
虽然颜色是红晶石似地鲜艳，
味儿却酸酒一般苦。
因为我正想试尝苦的滋味呢，
故而我们的唇儿触着时，
我的眉间透露了笑意。
爱情虽然滋润了他枯萎的心田。但是，对自己未来充满种种幻想的姚蓬子，不满足乡间的平淡生活，他常常梦想着哪一天成为一个大人物，大圣人。于是，他告别了浣江的水，告别了母亲的新家，告别了恋人的红唇，来到了繁华的大上海。
象征派诗人
把青春的火花凝固，那就是诗。
青春焕发的姚蓬子，沉醉于诗的幻梦。
一九二四年盛暑，料理了母亲的丧事之后，借助于一位同乡的介绍，来到了上海，在光华书局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脱去长衫，穿上西装，姚蓬子昂首阔步于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那时的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今南京路、九江路、汉口路）是商业街，而四马路则是文化街。
徜徉在四马路，姚蓬子如鱼得水，以为中国虽大，唯此街于他最直。在四马路上，中华书局、梁溪图书馆、新文化书社、群众图书公司、有正书局、大东书局、泰东图书局、国华书局、来青阁，比肩而立。自四马路转角往南，棋盘街上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民智书局、武学书局、公民书局、中华图书馆、扫叶山房、文瑞楼、著易堂、广益书局鳞次栉比。不远处，有着会文堂书局、新民图书馆、亚东图书馆、千顷堂、蟫隐庐。
这里是书的王国，文化的殿堂，作家的摇篮，书商的市场。
一九二四年六月，四马路上一家名叫“光华药店”的铺子，被新创办的书店买下，挂出了“光华书局”的招牌。
光华书局给四马路增添了气息，它是那里第一家专出新文艺书籍的书店。老板乃上海出版巨子张静庐。他先在上海创办了颇有影响的《商报》。后来，他想在《商报》办个出版部，印行书籍。张静庐与郭沫若相熟。当他来到上海环龙路（今南昌路）郭寓，郭沫若痛快地答应给他两部书稿——《三个叛逆的女性》和《文艺论集》。张静庐开始印郭沫若的这两部书，便打出了“光华书局”的牌子。正巧，四马路上有一家光华药店支撑不下去，要出租店面，张静庐就租了下来。于是，“光华药店”变成了“光华书局”。有趣的是，开业之后，仍不时有人进来问：“卖药吗？”
郭沫若的两本书为光华书局打响了第一炮。此后，郭沫若等编的《创造社丛书》、《创造季刊》，也都由光华书局印行。光华书局与创造社结下了深缘。
张静庐先生是浙江镇海县人氏，跟姚蓬子算是大同乡。借助于一位熟人的介绍，姚蓬子进入光华书局，担任编辑。从此，他踏上了上海文坛。
头一回去见张老板，姚莲子西装毕挺，领带打得端端正正。
才几天，他就扔掉了领带，又过了几天，解开了衬衫领扣，再过几天，连西装扣子也不扣了。他是一个随便惯了的人，受不了“束缚”。不修边幅、散散漫漫的他，又常爱激动。一旦激动起来，他就不住地在屋里踱来踱去，即便夜深人静，他也会突然跳下床来，写下抒发自己激情的诗句。
一九二九年，姚蓬子在为自己的诗集《银铃》写序时，曾追忆当初：
“我开始作诗，是远在五六年前。那时，火与血之光已在中国的南部门灼，历史已走上了新转变的前夜。那时我流寓在北京古城中。白天，我在图书馆里找寻着古代的叛逆者之迹；如尼采、叔本华、波德莱尔、坡、阿尔志跋绥夫等等，都是我当年神交的好友。晚上，不是躺在床上，一盏昏沉的煤油灯下，追逐着莎宁与巴莎诺夫等人的影子，在横文的书籍中，即是跑上堕落者之集合所，以感伤的享乐来满足我变态的本能。这些诗，都是我变态的情绪的表现呵，我自信是如此。因为我那时无意识地毁坏着建筑在宗法制度上的‘所谓合理’的生活，来恐吓那些好意地拖住我留在坟墓中的人们！”
“我有勇气把青春撕成了碎粉，掷给你们看吧……”
他是感伤的青年。他是苦闷的青年。他是变态的青年。他仿惶徘徊，忧心忡忡。他又不甘于沉沦和寂寞，不屑于堕落和潦倒。
迷惘的他，卷入了法国的象征派诗潮。那是十九世纪末发端于法国的新浪潮。象征派的诗人们以为，写诗应当“主观”，应当“唯心”。在他们的目光中，世界是双重的叠合现实世界痛苦而虚幻，另一个世界则真而美。他们用诗暗示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亦即“象征”。悲观的情调，废颓的色彩，成为他们的诗的主旋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象征派诗潮风靡欧洲。接着，冲击着中国。姚蓬子一拍即合。
诗是内心的独白。姚蓬子的诗，映照出他的一颗苍白、凄冷的心。
在“无边落木萧萧下”的深秋，姚蓬子仿佛觉得整个世界在坠落，在枯萎。现在可以查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便是《秋歌》：
黄叶，无声地飘堕着，
象梦一般的，
或叹息似的，
负着露和泪坠落在地上了。
远寺的钟，
滞重得有如病驴的蹄声；
听新蹄声淹没了旧的，
我欲低泣。
秋的情调凄迷我的心：
破塔，野寺，
都市的遗址，
都沉入旧情的回忆！
奄奄的叹息，
逸出我的咽喉了；
可是奔不到三五步，
又消失在空中。
哦，诗人面对凛冽、悒郁的秋风，不住地叹息着，低泣着。
诗人低头吟叹，见到墙角的一张破琴，又是一番悲凉的惆怅的感触，袭上了心头。
姚蓬子来回踱着方步，哼成了一首《破琴》：
零落的琴，
比掩在黄草中的歌唇还要寂寞，
比古庙的钟，更寂寞。
残弦进裂在秋风中了，
它褪色的襟角与裙边，
都睡满了尘丝，青苔。
再不会，梦见了诗人，
曲调未成，就拍翅向他飞奔；
晨露上，也再不见琴声驻停。
孤独地，看春花换成黄叶，
看月缺又圆；
秋月下，偷顾影子，活象架枯骸。
大抵诗与杜康如影随形，蓬子也总离不了酒瓶。他写《酒后》，如同为自己画了一幅自画像：
靠在老旧的绒布枕上，
一个缺嘴的酒瓶
和几卷未成稿默坐枕旁。
乘灯火打睡在纱罩里，
几只饿鼠，得我允许似的，
放浪地舐食着残肴。
飞向青年诗人那里去了吧，
梦之神，我几回凝视，
瞧不见她翅子的一羽。
沉郁的乡思，凄凉的笑，
一向是侍候我颜色的奴才们；
此刻是，风样的，影踪都没有了。
处于青春期的年轻诗人蓬子，不时向“处女的纯洁的心”献上自己的情诗。大抵因为向往法国象征派诗人的缘故，他喜爱法国作家果尔蒙的小说。他一边写点短诗，一边埋头于翻译果尔蒙的长篇小说《处女的心》。
蓬子写过一首总共只有六行的《小诗》。诗虽短，情颇浓：
我将装饰花环在你发上，
珠练儿在你白嫩的颈项上，
轻纱的衣服在你身上，
金钏儿在你手腕和足胫上；
更将我灰白的颤抖的唇儿，
装饰在你猩红的唇上。
月下，花前，窗口，床边，蓬子一次次为Rose——玫瑰花儿一般的“露丝”，写下了热恋的诗句。
呶，蓬子的《今晚》：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弱似飘泊的幽魂哟，
又似墓头花的悲寂。
露丝，今晚的我俩。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
在忍痛的撒手前。
有如喝醉了浓酒，
露丝，忘去一切吧，
莫让忧思爬上你芳颜。
或者象我一样，
泪向心窝倒注去，
伤情的话涌到喉头，
又重复咽下；那末，露丝，
你心碎了，也让我不知道！
灯光是如此惨白，
情调又如此凄迷。
强欢假笑是不成了，
让我俩沉默地相守吧，
露丝，在撒手前。
蓬子写下的《蹀躞》，则把满腔情思献于菲菲。他把一片痴情化为诗行。值得说明一句的是，诗中的五行“……”是原文如此，并非引录者的删节：
透过了半开的窗，
灯光洒在草地，
冬霜般凄白。
我知道菲菲，
在楼头忸怩地窥望；
怕横空飞过的夜鸟，
知道了伊底偷窥；
处女的娇羞的情，
灰白的夜幕下，
放花在伊底心窍了；
又象被捆在魔绳里啊，
伊圣洁的视线，
夜的幻美诱它不住，
石榴子似的星也不，
总离不开草地的瘦影；
处女的纯洁的心，
（爱的责任命令她了，）
担心露水的苍白
将染白了我微红的面颊，
风将吹我生病；
但一夜不见，
焦急又煮碎了伊底心；
夜的游虫都已家睡，
夜莺也放下了笛时，
伊还焦思着：真病了。
每晚每晚，
我满装了虚幻的欢情，
被爱的骄矜漾在我心，
不管风寒露重，
含笑蹀躞在伊后门。
直到西风吹我病了，
才知一脉芳情，
从不曾飞进伊底心；
我夜夜的相思，
夜夜都死在伊门外。
诗抒情。罗曼谛克的诗人蓬子，用他的诗向世人披露自己的心扉：他的苍白，他的凄凉，他的烦闷，他的情思。
这些写于六十多年前的晦涩、灰色的诗，在这六十多年间几乎被历史所遗忘。只是为了勾出当年姚蓬子的形象，我才从发黄发脆的故纸堆里找出了这些诗……
遥夜沉沉，他期待着黎明；昏昏欲睡，他谛听着无声处的雷声。他的心境是芜杂的，他的心态是多元的。他曾用这样的“象征”，道出自己内心的痛楚与奋争；
“中国近十年的历史，是从坟墓中爬出来的历史。自然，有许多木乃伊或活死人，因为在坟墓中睡惯了，坟中的黑暗正适合于他们的视觉，坟中的腐烂正适宜于他们的嗅觉，坟中的死寂正适宜于他们不会翻身的身体。他们再也不相信人间是有太阳与花，火与血，面包与情欲，狂风与暴雨了。”
“大概是我没有睡熟吧？我听见外面有风与雷之交响，我从墓缝中看见了外面有火与血的飞迸。在坟里我觉得气闷。于是我开始在坟墓中爬着。”
“这些诗，是我烦闷在坟墓中的证据。”
潘汉年深刻地影响了姚蓬子
不管怎么说，那些小诗毕竟是蓬子的创作，是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第一个脚印。
当然，这些小诗在杂志上发表，莲子所拿到的稿费，如同沾在胡子上的饭粒。
姚蓬子倘徉在四马路上。一九二五年夏日，忽见四马路麦家圈口豫丰泰酒馆的楼下，热闹起来，挂出了新牌子：北新书局发行所。
姚蓬子踱了进去。人称他是“巡阅使”，什么书店都爱进去翻翻书，打听出版界的最新消息。
一回生，二回熟，姚蓬子结识了那里的老板李志云。
北新书局原是一九二四年秋在北平创办的。当时，开设在李志云家中——北平翠花胡同。
上海毕竟领中国出版界之先。一九二五年夏，北新书局便南迁上海，总店设在上海宝山里，而在四马路开设了发行所。
姚蓬子从李老板那里得到重要的出版信息：北新书局正准备推出一套“欧美名家小说丛刊”。
姚蓬子感到机会来了，马上告诉李志云：“我正在细读法国名家果尔蒙的小说，打算着手翻译。”
“书名叫什么？”
“《处女的心》”
“好，好，好一个《处女的心》！这样的小说，销路会不错。”李老板当场拍板，同意出版《处女的心》译本。
就这样，姚蓬子从诗人“改行”，成为翻译家了。
一九二五年冬，十九岁的姚蓬子出现在诸暨姚公埠老家。一顶花轿把恋人周修文抬了进来。
新婚不久，新郎就匆匆赶回上海了。新娘回到娘家去住。过了些日子，姚蓬子把她接到上海，从此姚蓬子算是在上海安家了。
一九二七年初，北新书局发行处的书架上，出现了一本新书，印着：“《处女的心》，果尔蒙著，蓬子译”。
这是姚蓬子平生的第一本书。
李老板果真有眼力。《处女的心》上架之后，很快就销光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北新书局又再版《处女的心》。
也就在四马路上，姚蓬子结识了一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使他从象征派的颓唐的泥潭里挣脱出来，振奋起来，走上了坚实的布尔什维克之路。
论年纪，小伙子比姚蓬子还小三岁。他是江苏宜兴人，长得风流倜傥，上舞台演小生不用化妆。此人本来也在光华书局，在张静庐手下当小伙计。他又是郭沫若的密友，是创造社的一员。当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出版部”时，他又成为郭沫若手下的小伙计。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南下执教。创造社的两员大将走了，那在上海的创造社出版部，便由此人和周全平、叶灵凤三名小将支撑着，人们称这三人为“创造社小伙计”。虽说他们的出版部设在上海闸北宝山路的三德里，可是他们编的《幻洲》半月刊，委托光华书局印行。《幻洲》半月刊用四十开印袖珍本，内容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文艺版，由叶灵凤主编；下部叫“十字街头”，登载评论、杂文，由那小伙子主编——他居然因此自称“下部编辑”。
常来常往，“下部编辑”便与姚蓬子熟悉起来。
这位“下部编辑”幽默、开朗、爱说爱笑，象一块炽炭一般，总是热乎乎的。姚蓬子常跟他谈诗、谈小说，渐渐地谈社会，谈文学的前途。谈内心的向往。虽说姚蓬子年长于他，可是，当论及人生时，“下部编辑”那种不凡的谈吐，深邃的思想，使姚蓬子对他不由得敬慕起来。
此人便是潘汉年。一九二五年，他才十九岁，便已是C。P。——中国共产党党员、就是这位“下部编辑”悄然把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借给了姚蓬子。姚蓬子意识到，“下部编辑”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一九二七年二月，“下部编辑”突然从上海消失了。据他说，父亲潘莘华病重，他不得不回宜兴照料去了。
“下部编辑”半年后，方才露面，脸晒得黑黑的，显得老成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