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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庐山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抒发自己对彭德怀的同情：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田家英跟挚友李锐在山上漫步，谈出肺腑之言：“我在主席身边工作多年。我对主席唯一的希望是百年之后，不要有人议论！”
不料，李锐在跟一位老同志谈心时，无意中说出田家英的这句话。于是，田家英便作为“右倾”而挨整。
眼看着“文革”大幕即将拉开，中国又要面临新的灾难，田家英毅然删去了毛泽东的那段话——他既知道那段话传出去会给“左”派们增添疯狂的劲头，他也知道一旦被陈伯达、江青查出之后意味着什么。
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减少党和人民的损失，他在所不惜，豁出去了！
第一个死于姚文元那如刀之笔的是邓拓。
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发表后的第七天——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夜，在北京遂安伯胡同，五十四岁的邓拓写好两封遗书，塞在枕头之下，于夜深人静之际悄然而又愤然辞别人世。
一封简短的遗书留给爱妻丁一岚，而一封长达四千多字的遗书则是写给彭真、刘仁并北京市委的。在长信中，邓拓用生命之烛的最后毫光，痛斥了姚文元之流的凭空诬陷。他写道：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
继邓拓之后，第二个牺牲者便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
由于田家英凭着一股正义之感删去了毛泽东谈话中对姚文元、成本禹文章的评语，激怒了陈伯达和江青。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以陈伯达为组长、以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派人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大会上宣布田家英的“滔天大罪”：篡改毛主席著作！
五月二十二日，田家英被停职检查，收走全部文件，并勒令他在二十三日，滚出中南海。
五月二十三日上午，田家英悲愤交集，弃世于中南海。他，年仅四十四岁！他与邓拓之死，仅相隔六天。
第三个直接受害者吴晗。吴晗最惨，一家四口，三条人命死于姚文元的笔下！
批斗。隔离。入狱。一步一步升级，吴晗受尽折磨。他甚至“创造”了挨斗的“最高纪录”——一天之中被拉到八个会场批斗！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八日上午，吴晗的爱妻、历史学家袁震在苦风凄雨中离世。十月十一日，被打得胸积淤血的吴晗惨死于北京狱中，终年六十岁。他的女儿吴小彦受他牵连，挨斗受批，患了精神分裂症。一九七五年秋，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吴小彦因咒骂“四人帮”而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自尽——如果她再坚持十多天。她就能听见“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吴晗一家唯一熬过十年苦难的是儿子吴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考上了清华大学分校。
文网恢恢血泪斑斑
冤狱遍地，惨祸四起。姚文元的秃笔所到之处，泪汪汪，血斑斑。
主演《海瑞罢官》的马连良也受秃笔挞伐，在“文革”的锣鼓刚刚敲响之际便饮恨而亡。
《海瑞上疏》遭到株连。《海瑞上疏》与《海瑞罢官》被诬为一“骂”一“罢”，南呼北应。主演《海瑞上疏》是“麒派”创始人、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共产党员周信芳，被打成了反革命，受尽凌辱，在遥夜沉沉中屈死。
一“马”、一“麒”，都是中国京剧精英，全被姚文元秃笔一笔勾销！
由于批驳了姚文元的谬论，上海三位著名学者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
著名史学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李平心教授被姚文元诬为“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反党反社会主义”。他在一九六六年受迫害而死，不过五十三岁。临死前，他还铮铮如是言：“有几个问题是我事先绝对料不到的；第一，历史人物要全盘否定；第二，对清官一棍子打死，这无论如何也不合逻辑；第三，现在忽然从学术讨论完全转到政治斗争。现在问题很难说，很可能今天没有问题的人，明天有了大问题。（吴晗）哪里会打着红旗反红旗呢？现在反正就是一顶帽子戴上去。……”
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翁独健教授，《南包公——海瑞》作者蒋星煜，《海瑞上疏》编剧许恩言……文网恢恢，他们一个一个被押上批斗台。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所引起的株连，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令人目触心惊！
其一，株连古人：
海瑞死于一五八七年。他是广东琼山县人，死后葬于故乡。万万料想不到，他在地下安眠了三百七十多年，竟被姚文元的文章所骚扰。批判《海瑞罢官》的冲击波，竟冲击了位于天涯海角的海瑞墓。红卫兵们手持铁镐，把海瑞遗骨从古墓中挖出，给那一副白骨戴上高帽子游街！如此株连，恐世上绝无仅有！
虽然海瑞死后数百年不得安宁，然而，人们在这位当年的巡抚大人墓中，除了挖出一副白骨之外，只找到几枚殉葬的铜币，如此而已。海瑞的清廉，给那些狂热的红卫兵滴了几滴清醒剂。
其二，株连众人：
批判《海瑞罢官》而引起的株连之众，也是创“纪录”的，远远超过了封建王朝的所谓“株连九族”。张春桥、姚文元嘱令《文汇报》社不要放过一封投反对票的读者来信。
在《文汇报》刊出马捷的文章之后，迷惑了众多的读者。读者们以为《文汇报》“作风民主”，“敢于发表不同意见”，于是读者来信如雪片般飞往《文汇报》社。
不料，在“文革”中，张春桥下令，把其中反对姚文元的三干多封读者来信，逐一转到读者所在的工作单位。这三千多位读者遍及全国各省市，蒙受了“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的罪名，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其中有多少读者受迫害致死，多少读者被隔离、入狱，多少读者被戴上帽子，已无法统计。
其三，株连无辜：
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字狱”之先河。
一时间，由“罢官”引伸到“贬”、“谪”，都被视为“替彭德怀翻案。”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贵州日报》发表文章，批判了作家黄秋耘的《鲁亮济摘印》。
《羊城晚报》批判了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
陶渊明曾高歌“归去来兮”，辞职归隐，被视为海瑞的“同党”。于是，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也在劫难逃。
海瑞“抗上”，那个魏征也“抗上”。于是，蒋星煜的《李世民与魏征》遭到乱箭劲射。
由于《海瑞罢官》是大毒草，于是所有写过海瑞生平、海瑞故事以至画过海瑞连环画的作者，全遭讨伐。
著名美术史家、诗人常任使无端被牵入《海瑞罢官》一案，其起因可编入《新天方夜谭》！
吴晗在《海瑞罢官》单行本的序的末尾，写了这么一句致谢的话：“画像（指海瑞画像——引者注）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陈列的，墨迹（指海瑞墨迹——引者注）中有一份是天津卞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快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也就因为这么一句吴晗致谢的话，使这位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主任成为打手们注意的目标。不过，光是凭常任侠把一份海瑞墨迹送给吴晗这一点而打倒他，就连打手们也觉得还缺了点什么。
天底下竟有这样的巧事、奇事：报上曾登过一篇称赞《海瑞罢官》的文章，署名“常谈”，而常任侠偏巧姓常。打手们便一口咬定，“常谈”是常任侠的化名！
于是乎，常任侠“步步高升”：先是站高台，戴高帽，头衔是“吴晗的帮凶”；不久，提了一级，成为“吴晗的死党”；又过不久，又提一级，成为“彭真的死党”……
常任快教授在忆及这场飞来横祸时，感叹万分。他引述了吴晗在《朱元璋传》中描述朱元璋设置文网的一段话，倒是可借来准确地描绘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网：
“网罗布置好了，包围圈逐渐缩小了。苍鹰在天上盘旋，猎犬在追逐，一片号角声，呐喊声，呼鹰唤狗声，已入网的文人一个个断脰破胸，呻吟在血泊中。在网外围观的，在战栗，在恐惧，在逃避，在伪装……”
历史现象常常有着惊人的相似。如此逼真、形象地写过明代文网的吴晗，到头来落入“文革”之网，可悲可叹！
第十一章 进入“中央文革”
成了“中央首长”
两“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评〈三家村〉》的发表，使姚文元连升三级，从《解放日报》的编委，一跃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
然而，这个把别人的肋骨当作向上爬的阶梯的刀笔吏，还没有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就任，便飞往北京，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十八名成员之一。姚文元第一次成了“京官”。
千万别小看了这个“小组组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个“小组组员”的地位远远高于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须知，陈伯达也不过是个“小组长”，江青、张春桥不过“副组长”，如此而已。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文革”开张以来最为重要的中国最高层次的政治会议。姚文元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员，得以列席这一核心会议，这是姚文元平生第一次进入中国政治核心。这次会上，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使刘少奇在党内从第二号人物降为第八位，而林彪取而代之，居于一人之下，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彭罗陆杨”的职务，在这次会上被宣布全部撤消。全会通过了“历史性文件”——《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见到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姚文元紧跟，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贴出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姚文元的大字报，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加了注释，说明了在当时成为新名词的“炮打司令部”的具体含义。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又上升了一级。中共中央决定：“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样，连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王力、关锋、戚本禹，居然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桌旁。三十五岁的姚文元，坐到了毛泽东身边！于是，这个十七年前的高二学生，姚蓬子的儿子，一跃成为“中央首长”，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
姚文元三个字镀上了一层令人眩目的金光。如今，他不再是马捷之辈可以指名道姓“商榷”的了。谁批评姚文元的文章，哪怕是对姚文元说一句稍稍不恭的话，对不起，以下的帽子可以供君“自由选择”：
一曰“炮打中央文革”；
二日“攻击中央首长”；
三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虽然，当时姚文元唯一足以吓人的头衔，不过是那么个“小组成员”。
于是，如同本书开头所写，“于贵父荣”，姚蓬子的胸前别起了儿子所赠的毛泽东像章，一扫过去那种灰溜溜的面孔，一下子挺胸腆肚，神气活现起来。
和张春桥一起发动“一月革命”
往昔，张春桥和姚文元坐在上海，望着北京。如今，他俩坐在北京，望着上海。上海，毕竟是他们惨淡经营多年的“基地”，万万不可因为做了“京官”而丢了上海。
就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私下里庆贺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周年的日子里，从上海传来“特大喜讯”：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也就在十一月十日这一天，清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率领两千多名上海工人截车北上，要进京告状，被堵于上海远郊的安亭车站。工人“造反派”切断铁路交通，发生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
十一月十一日深夜，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代表身份，飞抵上海，处理“安亭事件”。张春桥与“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司令”王洪文结盟。于是，“三人帮”扩大成为“四人帮”。
当张春桥在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北京之后，上海又爆发了红卫兵发动的震撼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
在“安亭事件”和“《解放日报》事件”冲击之下，以陈丕显、首获秋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已摇摇欲坠。
张春桥、姚文元控制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和“上海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不过，光靠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还不行。要摧毁中共上海市委，必须在后院放火，内应外合才能成功。
十一月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二日，一次又一次，姚文元给徐景贤挂长途电话“策反”。正在为陈丕显、曹获秋草拟“检查”稿的徐景贤“反戈一击”了。这个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带领写作班于十二月十三日宣布“造反”。秀才们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喊出了特有的“造反宣言”：“革命方觉北京近，造反才知主席亲。”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看出时机成熟，双双飞抵上海。这一回，他俩以“来自毛主席身边的亲人”出现在上海滩，万夫莫敌，不可一世。
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发动了著名的“一月革命”，于二月七日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上海人民公社”发出“一号通令”，声称：“宣判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张春桥任主任，姚文元任副主任，把上海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一把抓了过来。从此。张春桥、姚文元统治上海达九年之久，直至他们垮台。
在“一月革命”的日子里，姚文元忙着“接见”群众代表，起草“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审定“临时委员会”委员名单，眼睛布满红丝，眼皮也浮肿起来。
二月九日上午，姚文元居然忙里偷闲，在上海林村演出了精彩的一幕……
这天，正值农历正月初一，一辆乌亮的小轿车停在林村弄堂口。
从车上下来的“首长”，一身崭新的军装。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大摇大摆走向老家。
哦，儿子姚文元来向老子姚蓬子拜年来了！
“到底是做了大官，坐了小汽车来拜年。”邻居们议论纷纷。
向来邋遢的姚蓬子，一身笔挺呢中山装，胸前自然不忘戴那闪闪发亮的金像章，在家门口恭候儿子一家的光临。
姚蓬子哈哈大笑着。虽然儿子进屋之后，随即关上了大门，那笑声还透过门缝，在外面回荡着……
过去了，过去了，反胡风时那口口声声“与父亲划清界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姚蓬子被抄家、同修文被勒令每天在里弄里扫马路的日子；
过去了，过去了，在姚蓬子的笑声中这一切不快都过去了
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张姚
令人不解的事发生了：“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之后，尽管《文汇报》套红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