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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离开，我是不是有点残酷？”
林月琴回答说：“那是革命需要嘛。”
毛泽东听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好！长征路上你是宣传员，提着石灰桶刷标语，动员人家送郎参军，今天你自己也送郎上前线！”
林月琴又被逗乐了。
林月琴回到家里，高兴地向罗荣桓说了毛泽东见她的情景。罗荣桓和爱人一样，也很受感动，他把毛泽东的关怀和褒誉深深埋进心底，更加紧张地投入了开赴抗日战线的准备工作。
部队要出征了，罗荣桓深情地对林月琴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要安心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次告别后，直到1938年，他们夫妻二人才在晋西北敌后根据地团聚在一起。
3。2 “人类庄严—典型”
罗荣桓的家，是个革命的家，他们的家庭一直过着朴素的生活。对于妻子、子女的要求，他历来严格。
1938年林月琴从延安到山西孝义抗日前线一一五师报到，组织部长梁必业安排她在司令部做机关协理员工作。罗荣桓考虑再三对她说：“我是相信你的工作能力的，但我觉得你还是参加地方工作为好。一方面地方工作对女同志比较合适；一方面晋西北根据地刚刚开辟，有许多工作等着人去做；再则最好不要在我领导的单位工作，这样对你的锻炼好一些。”
她听从他的意见到孝义区委去报到，参加了根据地的工作。到鲁南后，也没在部队，分配到区党委工作，直到形势变化，部队东进滨海时才回到师部。
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1938年冬天奉命向山东进军。
罗荣桓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东进路上生的，所以取名东进。
罗东进出生以后，就在挑筐里和马背上，长途跋涉到了山东。
到山东后，罗荣桓担任了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当时环境很艰苦，带一个婴儿行军作战太不方便。罗荣桓和林月琴商量好，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东进五岁，环境比较稳定了，才从老乡家里接回来。
孩子回到父母身边，自然很高兴。有一次，东进戴了一个破防毒面具跑到街上，又蹦又跳，学着日本鬼子大喊大叫：“八格牙鲁！大大的有！……”
一个老乡的小孩，被吓得呜呜地哭了起来。
罗荣桓正好路过，他先哄得那小孩不哭了，然后把东进抱回住处，教育他说：“东进！你太淘气了！你到老乡家的时候，还不会走路，是他们用高粱煎饼和地瓜把你喂养大的。老乡待你像亲骨肉一样，你怎么刚回来就忘本了！你这样对得起乡亲吗？你知道不知道群众纪律啊？”
小小的东进站在父亲面前，从父亲眼镜里，望着严厉的目光，知道自己错了，想哭又不敢哭，只得耷拉着脑袋不吱声。
这件事，在小东进的心灵里打下了烙印。二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时爸爸叫我反省，是要我牢牢记住这次错误啊！事情虽小，给我的印象却很深。使我懂得了一条根本的道理，要爱护人民，永不忘本！”
1939年，林月琴又生了一个女孩，当时部队正从抱犊崮山区向南面的郯马（郯城马头）地区进军，这女儿就叫南下。
1940年5月反“扫荡”，有一天夜行军，在过封锁线以前，躺在挑筐里的小南下，忽然哇哇地哭起来。在静寂的夜空里小孩的尖声显得格外刺耳，很可能被敌人听到影响部队转移。
平时很少发脾气的罗荣桓，这时却恼火了。他严厉地对妻子说，一定要制止小南下啼哭！以免暴露目标。
林月琴抱起婴儿，把她哄睡了，部队才继续前进，顺利地通过封锁线。
这个在炮火声中出生、战争岁月长大的小姑娘，不幸在全国解放后，十几岁就得病去世了，这是后话不提。
建国后，罗荣桓家里又添了两个女儿：巧丽和腊娜。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的部长，工作很忙，身体又不好。可是他对儿女们的教育一点也不放松。他经常对孩子们说：“革命干部的子女，千万不要有优越感，才不会脱离群众。
你们一定要平等待人，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要关心帮助同学，养成共产主义精神。“
罗东进和妹妹南下读书的小学，在西郊，离家很远。他们寄宿在学校里，每星期六回一次家。有个星期六，家里派小车去接，罗荣桓发觉了，把孩子叫到跟前，严厉地教育他们：“这样不好！小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跟着，他吩咐家里人：“以后不准用车接送，让他们乘公共汽车，这对他们也是一种锻炼。”
从那以后，罗东进和妹妹上学、回家，都自己乘坐公共汽车。他们捡了父母的旧军衣，改小了自己穿，穿破后打上补钉。上学时自己带饭菜，常常带着窝窝头。
罗荣桓高兴地对他们说：“你们近来有进步，要坚持下去。”
1958上修建十三陵水库，罗东进已经上了中学。他主动报名参加水库的劳动，在工地干活努力，受到表扬。回家以后，罗荣桓勉励他说：“这仅仅是开始，往后要经常积极参加劳动，这是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质。要能吃苦耐劳，不能被艰苦困难吓倒，要把自己慢慢锻炼成一个劳动者。”
1959年，罗东进考上军工学院，罗荣桓觉得这是他走上社会生活的重要一步，必须从严要求。临行前，他深情地对东进说：“孩子，你要走了，要过独立生活，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
你去的是军工学院，生活很紧张，思想上要准备吃苦。要加强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团结同学。要好好学习，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
罗东进上学后，罗荣桓经常给他写信，督促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工程技术。第一学期放暑假时，罗东进的成绩不大好，罗荣桓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他说：“国家花那么多钱办学校培养你们，你不好好上学，对得起党和人民吗？”
在严父的要求下，在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帮助下，罗东进发奋学习，学业上有了很大进步。罗帅写信鼓励他，要他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963年12月1日，学校通知罗东进，叫他马上回北京。
罗东进脑袋里轰了下，心情紧张地想：爸爸长期患病，妈妈从来不叫他请假回家，这次叫他马上回去，一定是病情恶化了。
回到北京，罗东进赶到医院，看见亲爱的爸爸神志昏迷，心里难过极了，眼里滚出了泪珠。罗帅睁开眼睛，看了看儿子，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来。
几天后，罗帅清醒了。看到儿子站在病床前，他问道：“东进，你是到北京来实习吗？”
“不是，”罗东进说，“是回来看爸爸的。”
罗荣桓批评他说：“你不该放下学习，专程跑回来看我。”
罗东进分辩说，别的同学父母病重，也允许请假回家探病。医生和护士也帮他说话。罗荣桓仍旧不以为然地说：“东进，你是革命干部的子弟，应该注意影响，严格要求自己啊！”
12月14日下午，离罗帅去世前两天，巧丽和腊娜到医院，看到爸爸的病况，都止不住流出眼泪。罗荣桓让两个女儿坐在床沿，拉着她们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不要……难过。……你们不小，要听……妈妈和哥哥的话，长大了……要长革命志气。”又吩咐罗东进说：“东进，要好好……带着妹妹，跟着共产党……干一辈子……革命。”
12月15日，罗荣桓的病情更加恶化。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和邓小平等人，都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为了准备输血，总参、总政许多年轻军官，连日来守候在医院里。
下午，罗荣桓苏醒过来，拉着妻子的手说：“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又慈祥地看着孩子们，吩咐道：“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
这些话，成了罗荣桓临终前的遗嘱。在他生命最后一息的时候，还惦记着教育子女，永远跟随共产党干革命。
1963年12月16日下午2时30分，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无产阶级忠诚的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跳动，永远离开我们了！
罗荣桓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廉洁奉公。他也有情有爱，但他将个人的情爱融入到对党的事业和人民的挚爱之中。“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叶剑英《悼罗荣桓同志》）这也正是后人敬仰、崇拜他的奥秘所在。
4 攻打锦州与“林罗”之谜
正如刘邓大军曾引起人们的无限遐想一样，在解放战争中，我东北野战军两位指挥员林彪与罗荣桓也被人们不断神化，“林罗”成了智慧、勇敢、胜利的代名词。可是有谁知道，在辽沈战役的关键时刻，罗荣桓为了战役的胜利，曾同林彪进行过多么激烈艰巨而又关系重大的斗争！由此结下的“林罗”矛盾，一直持续到建国以后。
4。1 代人受过
罗荣桓元帅一生中，多次与林彪共事。早在井岗山时代的1930年，罗荣桓任红四军政治委员，林彪是军长。以后在红军一军团，在八路军一一五师，在东北野战军，林彪是军事指挥员，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
罗荣桓胸怀坦荡，肚子里能撑船；林彪心地狭窄，眼里容不了一粒砂子。罗荣桓对林彪的为人十分清楚，遇到分歧，总是从团结出发，尽量尊重林彪，维护他的威信，但对重大问题从不退让，坚持党的原则。
1930年端午节前，正在红四军二纵队任政委的罗荣桓突然接到前委命令，要他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和四军政委。
罗荣桓的新任命，是毛泽东提的建议。当时，红四军的军长是林彪。林彪虽然打仗有些办法，但高傲自大，个性太强，谁和他在一起都很难共事。林彪担任二十八团团长时，几届党代表都被他闹得不欢而散。下井岗山时，上级又从三十一团调来何挺颖任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在打大余时，不幸负了重伤，毛泽东知道后，特意嘱咐陈毅转告林彪，要好好照顾，想办法把他抬走。可是林彪根本不听，也不派担架去抬，仍让何挺颖骑马，结果因伤势过重，从马上摔下来牺牲了。
后来，二十八团改为一纵队，党代表是谢唯俊。林彪对谢唯俊又是一肚子意见，三番两次到前委告状，硬是把谢给挤走了。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走后，毛泽东就反复考虑四军政委的人选，考虑来考虑去，觉得必须选一位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有宽广胸怀，善于忍让、谅解又能坚持原则的同志去担任。最后选后了罗荣桓，前委也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上任后，罗荣桓深入部队调查研究，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抓得紧，很快就解决了部队中的团结和作战能力较差的问题，使四军的工作很快走到了前头。
在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罗荣桓红四军打开莲塘和良村后，又奉命转向东面去攻打驻黄陂的毛炳文师。
由于时间紧迫，良村战斗刚刚结束，罗荣桓就带着四军主力部队，火速向黄陂赶去。在良村只留下了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打扫战场，安置伤员，收容俘虏，运送枪支。
就在我四军主力离开良村不久，故十九路军紧追了上来。
在良村打扫战场的我军机关人员来不有疏散，结果一些俘虏、枪支又被敌人夺了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了。
罗荣桓在行军途中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悲伤。虽然在敌人大军压境，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很难避免丢掉一些俘虏、枪支和伤员。但是，罗荣桓并没有因此而原谅自己。
他觉得，丢掉一些俘虏和枪支固然可惜，而丢掉在战斗中拼命杀敌流了血的伤员则不可饶恕。
罗荣桓历来都非常重视伤病员的救护工作，这一次由于军情急迫，没时间具体安排，只好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政治部和供给部，却不料出了差错。罗荣桓心情非常沉重，好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在黄陂消灭了毛文炳师的四个团以后，红军主力转移到兴国枫边、城冈地区，隐蔽休整。
在休整期间，罗荣桓等同志在城冈召开了四军军委会议，毛泽东和中央局的一位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深刻检讨了在良村战后丢掉伤兵、俘虏和枪支的问题，自己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可是，作为军长的林彪，却装成没事人一样坐在一边，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会后，中央局在没有做深入调查的情况下，免除了罗荣桓的军委书记，让林彪接任了这一职务。
罗荣桓对于中央局这一过重的处分，一点也没有计较，他觉得自己应该负责。
4。2 打不打长春——与林彪初次交锋
1946年，四平保卫战后，我东北野战军指挥部撤退到吉林北面舒长，蒋军猖狂向北进攻，林彪对东北局势失掉信心，打电报给哈尔滨的东北局，提出要去辽南打游击。罗荣桓知道了十分着急，当时哈尔滨的机关准备撤到佳木斯，火车都准备好了，如果林彪再去南满，东北局分成两摊子，局面更难收拾。他说总司令不顾全局怎么能行？马上派人去舒兰劝说。接着，高岗和谭政代表东北局，接林彪回哈尔滨。东北局利用八天停战时间，召开“七七”会议，总结了工作，稳定了局面、罗荣桓才放心去莫斯科开刀，切除长了肿瘤的左肾。
1947年，东北我军发动了夏秋冬三次攻势，歼灭蒋军30万人，解放了广大城乡，50万蒋军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及附近据点。
为了全歼东北之敌，加快整个解放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在1948年2月祝贺冬季攻势胜利的贺电中，明确指示我东北部队马上做好南下作战的准备。但是，当时担任东北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对中央军委的指示却全然不听，他在四月的吉林会议上，提出了“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五月间他又命令两个纵队去打长春机场，没有成功，又提出“久困长围”的口号，致使部队徘徊于长春、沈阳之间，几个月无所作为。
对于林彪这一做法，中央军委多次来电批评，政委罗荣桓也多次严肃劝他南下，但林彪还是无动于衰，因为他怀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罗荣桓对他一向以团结帮助为主，但此时林彪兼任东北局书记和政委，大权独揽，对他的规劝根本就听不进去。
磨破嘴皮，说服不了林彪。罗荣桓只好提议召开东北局常委会讨论。
会上，林彪再次强调围困长春的方针，说目前长春粮食已十分困难，再围下去，敌人必然会突围，我们可以围而歼之。
罗荣桓说：“粮食缺乏，饿死的是老百姓！敌人有空运，粮食弹药都不缺！我们再围下去只会浪费时间。中央军委的几十纷电报都要求我们南下作战。如果我们不执行‘关门打狗’的指示，让卫立煌集团40多万人跑掉，不论跑到那里，都会给今后的全国解放增加困难。”
常委们一致拥护南下打锦州的方针。林彪无奈，只好同意给中央拍电报，汇报东北局常委会讨论的结果。可是7月22日给军委的电报发出后，他又借口粮食困难，汽油不足，西线铁路被大水冲坏等等理由，仍然按兵不动。
罗荣桓坚决拥护南下方针，他日夜忙着指挥战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