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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头人自然也是一种身份和角色，它是儿时游戏指派的，它的表情要求是：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看谁的立场最坚定。电视这一媒体一出现，便迅速成为大众文化的集大成者，它的视觉阅读代替了深度的文化思考，平面化不只是削去高度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平均值的问题，而是向文化理解的最低可能性靠拢。文化阅读的最低值可能是低智商的，甚至是反文化的，但是它是游戏的、感官的和无意义的，而人的角色心理之中又必然会有这样的游戏的需求、感官的需求和无意义的需求，就像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也要吃喝拉撒性交一样，有意义的思想和无意义的粪便排泄构成了完整的人生。
因而同一个人对电视，便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表情，一方面会一个夜晚眼球完全奉献给电视，另一方面又愤然痛斥电视台的弱智和浅薄。这是两种角色心理在起作用，看电视时他只是一个低文化水准的“大众”，而骂电视时他很自然是以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自居。而电视台老板、总裁不会因为那些知识分子的批判而改变“愚弄大众”的宗旨，因为他们最清楚，电视台从来就不是为知识分子而存在的，或许知识分子的愤怒程度越激烈，愈能证明电视台在更大程度上真正掌握了“大众”。当我们明白了坐在电视机前手握遥控器的受众都是严格遵守游戏规则的木头人时，我们也就不难明白《还珠格格》、小燕子为什么会走进千家万户集万千宠爱在一身了。
这也正是我所忧虑的问题，人们有理由在看电视时放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思想能力，可久而久之会不会就以此基准作为自己的文化高度和心智理想呢？小燕子长不大，可那些模仿、热爱小燕子的孩子终会长大，他们长大后还会记得小燕子吗？还会不会为小时候的狂热感到脸红呢？《还珠格格》的第三部又将拍摄竣工，希望上映时收视率不要再那么火暴，更希望那些端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有一天会抗议电视台：我们不是木头人！
2001年4月1日完稿于碧树园
第4节 盛满平庸的地方（1）
——一台电视晚会的文化与欲望
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如今已成为中国人春节的一部分，一些研究者将它称之为“新民俗”。虽然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讲，一种民俗的形成往往需要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因而说春节联欢晚会是民俗不免有些“前瞻”的味道，但春节联欢晚会这一特殊现象却蕴含着诸多的文化内涵，它既是传统文化春节这一传统节日在今天的延续，又是电子时代向文化传统妥协的混合物，既是中国本土文化面对一个开放世界（电视直播）的自我选择，又是地球村文化…网络文化中一个奇异的区域文化的自我循环。
春节联欢晚会是一个时代文化精神的承接之器，这个巨大器皿里翻滚着浩大的泡沫，但我们拨开这些繁杂的泡沫，便会发现这个巨大器皿之中的沉淀物是如此平庸、如此单调，涮来涮去只是那么一点点可怜的文化和欲望。短暂而漫长的历史说起春节联欢晚会，人们习惯地、自然地提到1983年。准确地讲，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是从1983年开始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延安时期就有，至于用电视来转播春节联欢晚会，早在1960年北京电视台就做过，当时还没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是我国的第一家电视台。当时的电视机甭说普通群众看不到了，就连高层干部也很少见到，北京电视台的中国最早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没什么影响也就很自然的了。但我们今天在论及电视晚会“历史”时，却不能不提1960年北京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文革开始后，春节被列为“四旧”之一，春节晚会自然也偃旗息鼓。待到它重新露面，已是1978年。据著名相声演员姜昆回忆：1983年以前，中央电视台每年也搞春节晚会，但只是一般性的联欢，如1982年的晚会在北京新桥饭店举行，主持人是达式常和当时演电影《樱》的女主角而出名的程晓英。
1983年春节，老导演黄一鹤提出要办一台现场直播的晚会。他请来侯宝林、袁世海、郭兰英、杜澎、谢添等老艺术家组成顾问班子，将晚会设计成茶座式，并将电话接进现场，吸引全国电视观众参与，节目时间长达五个小时。现在看来，当年的这台晚会可以用“稚嫩”和“朴素”来形容，比如晚会举办地点是中央电视台旧址的600平方米演播厅，与现在设施完备的100平方米大演播厅不可同日而语；再比如当时不仅有马季、刘晓庆等“主持”，还有姜昆等“报幕员”，演员们的服饰也远不如十几年后同行们的行头豪华。但是这台晚会云集了当年第一流的演员和节目，一出手就吸引了全国观众的视线，获得了很大成功。
由于1983年春节晚会的成功，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在全国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好评如潮。春节联欢晚会的模式也基本形成：茶座式、主持人串联、歌舞穿插等，之后的晚会基本没能挣脱最早的模式。有趣的是，随着1983年春节晚会的成功，1984年的电视机的销售也异常火暴，很多人家在春节前购买电视机，就是为了能看到春节联欢晚会。电视机的普及，又使春节联欢晚会深入到千家万户。这与黄一鹤导演最初的设想是一致的。
黄一鹤导演在筹划1983年春节晚会时就说，要把春节联欢晚会办成一个“年年都叫得响的金牌节目”。黄一鹤导演的设想轻而易举地就实现了，甚至被超越了，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在第一年就打破了所有节目的最高收视率，而且成了中国电视节目的“王中王”，几亿人民在除夕之夜同看一台晚会，这在中外电视史上也是空前的。更重要的是，春节联欢晚会出现之日起，就不只是CCTV一个电视台的一台晚会，而是一种文化，是融传统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体的新世俗文化，春节晚会年年看，年年看来年年烦。它已经成为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一部分。设想，如果哪一年中央电视台不举行春节联欢晚会，肯定会有无数的中国人感到这个年过得不像“年”。这是春节联欢晚会编导们值得自豪和骄傲的，有人把它上升到“新民俗”角度来研究。虽然称之为“新民俗”有些为时尚早，是带有前瞻性和预付性的美誉，但春节联欢晚会现象的形成委实是件不易的事。几十年来，我们曾经试图将很多有价值、有思想的活动深入人心使之成为“民俗”，但很快都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结束，成为匆匆的文化过客。而春节联欢晚会居然在近二十年内经久不衰，个中的意味是很值得探究的。
春节晚会与中国足球
春节联欢晚会虽然一炮打响，一举成名，但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评价一开始就备受舆论的关注，众说纷纭，成为全国人民议论的焦点。
1985年，导演黄一鹤试图创新，第一次将晚会放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搞。两个篮球场大的舞台，高台楼阁、小桥流水、灯光闪烁。演员阵容也较前两年强大，香港的汪明荃、罗文。斑斑，台湾的朱宛宜等。音响也直接从香港运来，因运输不便，从20吨减为8吨，但晚会一开始就乱糟糟的，电视屏幕上黑压压的一片，很不明亮。留学美国的陈冲说了句“你们中国人”更是犯了众怒。晚会还没结束，就有人打电话批评这是一台糟糕的晚会。“场面乱糟糟，港台味太浓，新节目太少”，批评信从全国各地雪片似地飞来。领导层反响也很大，据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谢文清说：“别提了，初一在大会堂团拜，上至中央领导下至一般干部，每个人都劈头盖脸地质问‘你们搞的什么晚会？’我无地自容。团拜会上一个主要的话题就是昨天糟糕的晚会。”事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专门播出一条“本台节目”，公开承认错误，接受观众批评，表示要认真检查，努力改进。1985年的春节晚会成了晚会史上的滑铁卢。
多次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倪萍
有了这样的教训之后，春节联欢晚会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之后，导演虽然不断换，创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但晚会的大格局至今未变，变也只是个别节目和个别人物的调整，并没有大的变异。但对春节联欢晚会的议论却一浪高过一浪，人人都看几乎又人人口诛笔伐。有人说中国足球终于找到了患难兄弟，这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仔细想想，也确实有很多共同之处。
首先是教练／导演。众所周知，“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这个称号是一顶不折不扣的“荆棘王冠”，虽然戴上它立即就会“天下无人不识君”，然而出的这“名”是美名还是恶名呢？黯然离去的霍顿们心中最为清楚。同样，这几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虽然没有像曾雪麟、年维泗那样收到过上吊绳子、刀片，但在此起彼伏的不满、嘲讽声中，日子恐怕也不好过。今年孟欣、倪萍两位女将又竞岗应标，明显是对“大胡子”们的趣味不满意，让“女足”教头当主教练了，或许有一天，春节晚会也会请来洋导演的。
其次是花了大钱办不好事儿。中国男足队员的高薪金一直是舆论的讨伐对象，养个足球队得淌水似地花银子。春节联欢晚会的开销也一年比一年看高，是不是全由中央电视台出？不知道。反正开始有人指责春节联欢晚会“不负责任地花纳税人的钱。”
再次是比赛／演出前的神秘感。每逢国际比赛，无论大小，中国国家足球队十有八九会防贼似地防记者，“严禁与外界接触”。春节联欢晚会本来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这几年各路记者们渐渐感觉到：要在直播前采访有关演员、导演，甚至工作人员，非得使出浑身解数不可。有些关于春节联欢晚会彩排情况的报道中，赫然出现“探营”等词语，这本来好像只能在足球报道中看见吧？
又次是比赛／演出前的豪言壮语与赛后／演出后实际情况的令人不可承受之重的反差。这就用不着多作解释了，明眼人都看得见。
最后，两者还有异曲同工的重要一点，那就是“年年失望年年望”。足球赛上，球迷们打出“成也爱你败也爱你”的旗帜，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们虽然没这么直白，但多年来保持的高收视率还是证明了同样的心态：“好也看你孬也看你”。当然，这两年情况有了较大的改变，“拒看”春节联欢晚会的人多了起来，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春节联欢晚会已经办了十八年，十八的姑娘一枝花，谁知它不仅没出落得更招人喜爱，反而沾染上了中国足球的恶疾，实在令人扼腕。视觉平等与文化拼盘春节联欢晚会出现在80年代，与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密切相关。春节联欢晚会能够成为全民关注的热点，与中国人民主平等意识的苏醒有关。在中国没有电视台之前，各地的党政军机关照例都要搞一个与春节相关的联欢活动，有时是晚会的形式，有时是歌舞的形式，照例要请一些文艺界的名流到会演出，但出席晚会的对象都是本地的党政军界的领导、各界的名流和劳模、英模，平常百姓是无缘进入这种会场的。参加春节联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礼遇，这有些类似1949年以前富贵人家的“唱堂会”，请戏班子到家里来表演，让家人享受这种文艺娱乐。当时有些官宦富贵人家“唱堂会”一直唱到正月十五。“唱堂会”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是难以企及的文化享受。而春节联欢晚会通过电视这一现代媒体将达官贵人、平民百姓的视觉鸿沟填平，虽然春节晚会的现场仍然有些官员、名流、商贾、劳模、英模在场，但大年除夕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面对的都是同样的一台晚会，看到的是同样的面孔，听到的是同样的歌声，“与民同乐”和“普天同乐”成为美好的现实。视觉的平等，也导致了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的觉醒，当老百姓和达官贵人一起观赏名角的表演时，还可以品头论足，不满意还可以写信打电话到电视台斥责几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但由于电视时代信息传播带有天然的平等意识，春节联欢晚会在一个等级比较严格的社会里出现时，它首先获取的便是老百姓的主人意识和平等意识。
如果仅仅这样来看待春节联欢晚会还是不够全面的，因为春节晚会之初是靠电视的直播抓住观众的，但这种视觉平等的功能不仅春节晚会能体现出来，其他形式的直播节目也有这种功能。春节晚会火暴且像电视连续剧一样延续不断，与“春节”本身有很大的关系，人们将“春节晚会”称为“新民俗”是因为它与旧民俗有一脉相承的地方。春节的旧民俗中的贴对联、放爆竹、吃年夜饭、压岁钱等，都是不太注重内容而注重形式的，这形式象征什么？一是辞旧迎新的喜庆；二是团圆，即中国人最注重的“天伦之乐”，春节联欢晚会是这种精神在电视时代的体现。荧屏外，“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这是赵、倪二位主持人历年晚会最爱说的话之一），其乐融融；荧屏内，大场面、热闹的音乐在某种程度上也起到爆竹的作用，制造喜庆气氛。由中央电视台来办这一台晚会，除了有民俗的内涵以外，还有另外一种意想不到的黏合剂功能，这就是在普天同庆的时候，将全国人民、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黏合到一起同看一场“戏”，同听一席话，同过一把“瘾”，它比什么样的政治手段都具有政治功效，它的辐射性、覆盖力只有核威力才可以媲美。因为光用民俗的观念来研究，光是大年三十晚上那一餐，在南方和北方也有年夜饭和吃饺子之分，而春节联欢晚会巧妙地将全国上下、海内海外自然地而不是行政命令式地黏合到一起，它给注重“四海一家”、“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找到极为合适的载体。
因而春节联欢晚会最初只是一台晚会，只是一个金牌栏目，等春节联欢晚会火了之后，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电视节目，也不只是一个普通的节庆晚会，它负载着很多电视节目所能承载的内容，虽然早在1987年就有人呼吁立即停办春节联欢晚会，但是春节联欢晚会不但没有停办，反而越办越大，投资越来越多，阵容越来越庞大，场面越来越豪华，节目越来越模式化，时间越来越长（近两年有所收敛），就在于它不只是晚会，而是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为了搞好春节联欢晚会，层层级级推荐优秀节目，有点像选秀一般隆重而认真，而对节目的审查更是严格，像审查红头文件一样认真和仔细。这种严格的审查制度有点像当年“样板戏”的做法，以至狡猾的赵本山在彩排时“贪污”掉一些内容，免得节目被砍。
第5节 盛满平庸的地方（2）
春节联欢晚会上既当演员又搞摄影的牛群
春节联欢晚会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不只是政府交办的，也是老百姓的强烈要求。“年年难办年年办”，“年年难看年年看”，这两句话很能看出二者的心态，举办者明知难办却不得不办，如不办对上对下都交代不过去，观看者知道晚会就那么回事，但又期望能通过晚会实现某种自己的权利（比如视觉平等的权利、对晚会发牢骚的权利等）和理想。著名的前卫美术批评家栗宪庭在与电视评论家李幸谈到春节联欢晚会时的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东西（指春节联欢晚会）很没意思。当然，栗宪庭属于中国极少数不看电视的人。没有电视照样过日子，没有晚会也照样过年。然而，即使像栗宪庭这样前卫的艺术评论家和西化意识较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