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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萨拉热窝生活必需品奇缺，我为我们的会见准备了丰富的午茶。使我惊奇的是，当他向我透彻地介绍政治和军事形势时，他不肯吃任何东西。但是当我走进书房给外交部打电话为他安排一次会见时，我的同事再一次要他吃点东西。于是，他狼吞虎咽地一口气吃了几块三明治。后来他向他们解释说，由于他在地堡里呆了几个月没有什么东西吃，因此他想，在我面前吃东西时样子一定不文雅。
他告诉我的情况证实了我所听到和读到的一切。于是我当时作出决定，我在道义上有责任采取行动。我要尽可能地发挥我最大的主动性，但是我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美国，因为在与外交部进行了多次无结果的谈话后，我对英国倾听我意见的可能性已不抱任何希望。在《纽约时报》和美国电视上我辩论说，如果袖手旁观，我们就正在成为帮凶。我企图以此唤醒西方的良知。但是我也谈到了一些确切的例子。
有人争辩说，西方已无能为力，除非我们准备冒险长期卷入越南或黎巴嫩式的冲突，那样西方的伤亡可能很大。这种论点部分是危言耸听，部分是为无所作为寻找借口。像沙漠风暴那样从陆上发动全面进攻与停止向波斯尼亚禁运武器、向波斯尼亚军队提供武器和直接打击军事目标和通讯系统，这二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西方绕道而行，不闻不问，我们也不能期望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土耳其和穆斯林世界对此已日益担忧。在波斯尼亚屠杀更多的穆斯林，这些事件不仅本身骇人听闻，也使冲突有扩大的危险。
塞尔维亚没有像过去苏联那样的强大的外国支持者。到目前为止，西方不采取行动对它是个鼓励。西方明确声明不会使用武力也起了同样的作用，而明确警告要采取军事行动则会迫使塞尔维亚考虑停止其侵略。应当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要它遵从西方的某些要求：
停止给予塞尔维亚用以对波斯尼亚进行战争的经济支持，由设置在塞尔维亚—波斯尼亚边境的国际观察员对此进行监督。
贝尔格莱德承认波斯尼亚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放弃对它的领土要求。
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保证人道主义小组的进入。
在更加广泛的整个地区非军事化协议的框架内，签订波斯尼亚非军事化协议。
允诺进行合作，使难民回到波斯尼亚。
如果这些要求（它们应附有最后期限，不能得到满足，应该进行军事报复，包括从轰炸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德里纳河上的桥梁、军事护送部队、萨拉热窝和戈拉日代周围的炮兵阵地、军用仓库和其他在战争中有用的设施。还应当说明，这不是一场针对塞尔维亚人民的战争，即使塞尔维亚境内在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设施可能遭到袭击……
塞尔维亚不会听从这些，除非迫使它这样做。只有当他们的抵抗可能遭到失败时，才会产生一个比较民主和爱好和平的领导层。袖手旁观，直到冲突把一切耗尽，这不仅不光彩，而且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难民、恐怖主义，使其他国家卷入巴尔干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更糟的事情。
在一段短时期内，这一论点看起来好像要占上风。我相信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内对战略的确重新作了一些估价。当时的军事和制订外交政策的机构已经完全醒悟过来，但只是提出了许多理由说明为什么大规模的地面部队的干预（我从未提过这一建议）太冒险，为什么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必须继续下去（这的确使得受害者不能自卫），以及为什么空中打击不会起作用（如果就事论事，这可能是对的，但如果把空中打击作为支持装备精良的波斯尼亚军队的一种手段以改变军事上的均势，它们的说法就不真实了）。
自从1992年夏季以来，向我所主张的方向采取了一些行动，但太少也太迟了。在荒谬的限制下，只进行了很有限的空中打击，而且都是在抗议联合国和北约不愿意采取进一步行动背景下进行的。由于美国的压力，解除对波斯尼亚的武器禁运有了某种可能性——但是直到温和的穆斯林领导人在得不到西方的帮助下被迫危险地紧密依靠像伊朗这样的伊斯兰国家之后，才出现了这种可能性。尤其是19——92年8月时，俄罗斯还没有卷入这场纠纷，而现在俄国政府在这一致命的赌博中已成为一个重要角色，正朝着我所担心的方向增加了赌注。最后，在波斯尼亚的英国军队和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其他国家的军队都驻扎在易受攻击的位置，如果西方最后真的认真起来，他们很可能成为塞族人的人质。在波斯尼亚的可耻失败不仅有损于我们的信誉和道德境界，它还加深了自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北约内部所出现的最严重的裂痕。
可是，重要的是要把波斯尼亚的大败看做是一个征兆，而不仅仅是一个事业。在“世界新秩序”这一概念时起时落的整个这段时期内，关于国际事务的许多讨论几乎是不现实的。外交政策的思考家们仍在进行这些争论：（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历史”是否已经“结束”；按照弗朗西斯·福山激励人心的论文，我们是否已经到了“人类思想进化的终点，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遍化已成为政府的最后形式。”
与福山先生的理论形成对照的是后来由塞缪尔·亨廷顿所作的预言，即国际政治今后将为《文明的冲突》所主宰，由七八种主要文化的互相作用来塑造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未来最主要的冲突将发生在把这些文化彼此隔开的文化错误路线上。“
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这些雄心勃勃的看法，另一方面是实践者的犹豫不决，它们之间的对照突出了一种不现实感。越来越明显，冷战的结束一在柏林墙的拆除和正式举行苏联的丧礼之间仅仅只有二年——已使得西方的政治家们迷失了方向。不仅是对一些安全体系——首先是北约——和防务战略必须要重新考虑，似乎外交政策整个的正确性、目的和方向本身都处于争论之中。
第二节 保守党人的外交政策原则
俾斯麦曾经说过，要他在执行外交政策的同时注意政治原则，就好像要他穿过茂密的森林时用牙齿咬着一根12英尺长的杆子。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保守党理论家的支持，他们要求我们在制订外交政策时只考虑国家利益。事实上，他们做法的逻辑明显经不起推敲。我们怎样认识我们极其重要的利益？一旦认识后，我们怎样能最好地寻求这些利益？它们包括其他国家的自由和民主吗？你怎样说服你自己的公民或其他政府和你一起走你所选择的道路？国际秩序的某一组织在多大程度上也符合国家的具体利益？如果符合的话，我们应该为它作出多大的牺牲？不参照一定的原则，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回答。
我认为，保守党处理国际事务的做法要依据5条原则。可以在不同的程度上和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利用这些原则迎接我们面临的挑战。
这些原则中的第一条是，只有当一个大国或一个强大得足以挫败其他强国挑战的、持久的联盟对集体安全作出保证，才能维护集体安全。在当今世界，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保持其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地位。不付出代价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不能期望由美国的纳税人单独承担这个代价。此外，也不会没有摩擦，俄国以及在今后适当时候会成为强国的中国、印度、日本、巴西等国——更不用说高度敏感的欧洲人——都会对此感到忿恨。但是为了和平与稳定，这一选择的坏处最小最小。
当其他国家更加以世界强国的面貌出现时，美国不能独自长期维持这一地位。但这一事实不能否定上述论点，虽然它的确能修改这一论点。首先，是时间上的间隔。经济最先进的国家不会自动地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特别是像现在，军事技术——在这方面美国胜过其他国家——是关键，而不是简单地看用于防务的资源有多少。无论怎么说，重要的是不要低估美国的经济潜力，因为不仅包括北美而且包括南美在内的广大的自由贸易区为这一潜力开辟了前景。
还有，如果美国领导世界的担子要延续到22世纪，它将需要可靠的盟友——它们愿意分担而且要完全分担这一担子。到底如何能做到这一点——怎样适当地分担向北约的投资，特别是对北约范围以外的活动的投资，以及怎样在经济上利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加强它的基础——这也许是我们今后10年所要讨论的最重要的课题。但是，不管分担这一负担要采取什么样的公共机构形式，也不管美国和欧洲如何分摊这一负担，领导世界仍将承担繁重的义务。不过，它们也会得到补偿，特别是国际上的安排和全球性机构作出的决定将倾向于反映美国的利益，也会从而扩大包括西方的利益。的确，除非这样，否则，有民主精神的选民们，特别是美国的选民们，将不会准备付出这一代价。
我的第二条原则是，在外交政策方面，我们应该承认地区均势的价值。这是与美国全球作用这第一项原则有关的、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条件。保持地区均势将有助于减少需要美国所领导的干涉的次数。当一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国家结盟去反击和遏制一个可能成为起支配作用的强国时，就形成了大体有益的均势，减少了对该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的诱惑力及其干坏事的可能性。当然，英国多年来的政策是在欧洲内部促使实现这一均势。正如我已经阐明的那样，当一个主要的、未言明的政策目标应该是遏制德国的力量时，这仍然是有意义的。
美国政策的制订者们一般不同意均势这一原则，部分原因是美国自己拥有压倒一切的力量，部分原因是理想主义和思想似乎非常重要，以致威尔逊的拥护者们把均势看做是无从区分是非。更为普遍的意见是，他们认为用欺诈手段竞相谋求统治地位的做法导致了一系列战争，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代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是，在一个拥有核武器使人们不能接受任何战争风险的世界里，人们也经受不起均势行动所引起的紧张局势。
这些论点不是没有价值。但是美国国务院在世界政治中几乎50年的做法是把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与地区均势的实际情况揉合在一起，从中东到印度次大陆都是如此。其次，如果需要的话，只要有一个主要的超级大国能决定地区争端的结果，这就限制了国家之间的竞争。美国在核武器方面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强大，这就增加了它限制这些竞争的能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均势才永远是一支力量。
正如可以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在非常强大的美国存在的情况下，均势有助于解决今后问题的最主要的地区是亚洲和远东。有关日本对美国和欧洲经济构成了“威胁”的歇斯底里的讨论，没有考虑到两点。我们特别幸运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也由于日本得到了美国核保护伞的保护，因此它不希望成为军事和经济超级大国。亚大地区有三个已经或即将拥有核武器的强国，即中国、俄国和印度。
对于中国经济确切的规模和增长率是有争议的。但是人们知道：中国的潜力是巨大的，勤劳的中国人民（还有更加广泛的、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正在比以前更加有效地利用这一潜力，并且中国还正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而我们则在削弱我们的国防。
俄国在全神贯注它国内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但它仍将努力保持太平洋强国的地位。鉴于它有核武器和丰富的矿产资源，因此不能把这只熊排除在外。它与中国在边界和资源问题上有争吵，这些因素也许至今还在起着破坏稳定的作用。
印度相当大，只要目前的政策和趋势仍然继续下去，在适当的时候，它将变得很富有，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强国。这是西方应该欢迎和鼓励的事情。例如，如果感到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扩大一也有许多说法认为应让它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印度是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尽管印度有宗教和民族问题，但它是一个建立了法治的民主政体。在冷战所决定的旧模式中，印度受到苏联的影响。现在，我们决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它将是一个最容易打交道的亚洲强国。
所以，在亚大地区将会出现三个核大国与一个美国保护国之间的均势，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企图扩张其领土或势力范围，它可能遭到其他国家的反对。美国除了向日本提供核安全保护以外，如果该地区的任何一个大国似乎要打破这一均势，美国也能将其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投向天平的另一端。美国已经惯于为韩国、台湾和菲律宾等这些较小的亚洲国家（地区）采取类似的、保持均势的行动。这向一些较大的国家表明，它们不应该采取冒险行动，使美国卷人它们之间的冲突。这就更加说明为什么美国与朝鲜在有关核计划的纠纷中现在必须取得有利的结果。
第三节 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
第三条原则是，民族性、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是维护稳定的国际制度的最好基础。表面看，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难道不是民族主义破坏了欧洲的和平？事实上，从最重要的意义上讲，回答是“否”。多民族帝国的不稳定性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而像纳粹主义这样跨越民族界限的世俗信仰则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在两次战争中，只有强大的、民族国家才能够抵御和战胜侵略。
但是，无论如何，认为没有民族的世界——因而也不会有民族的忠诚、摩擦和制度——是可取的，那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可预见的将来，显然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世界。正如保守党人所认识的，政治要充分利用现存的这个世界，而不是不切实际地为不可能实现的事情设计蓝图。诚然，憎恨外国人的偏见可导致集中营、折磨和种族清洗。但是这种罪恶一般是受到压制的和被扭曲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后果，没有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如果其他人为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为什么我们要加以反对。黑手党是以家庭制度为基础的，但是，这不意味着家庭是一个有害的制度。
当然，对保守党人来说，民族（像家庭一样）也有深这和积极的社会价值。围绕它的传统和象征作用，可以鼓励那些有利害冲突的个人彼此进行合作，并且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牺牲。民族性向我们提供了最重要的心理上的支柱，以抵御使人们迷失方向的暴风雨——这一特性给予了我们继续存在的意义。因此，轻视民族性的人就像抛弃了自己家庭背景的人，或者（如同G。K。切斯特顿所说的名言）就像放弃了自己宗教信仰的人。这种人对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危险，因为他容易成为他所碰到的每一种不成熟的思想或强烈情感的牺牲品。
的确，有些民族主义是令人不快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有些民族已经犯下了历史罪行。一个有意识的完全抛弃了它自己过去的民族与一个总想着它过去的民族相比，前者是否是一个更加可靠的邻居，即使在当时这也是一个疑问。一个比较成熟的回答是要发现一个民族历史中那些崇高的事件和主题思想，从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更为正派和更加开放的民族感。否则，只有让那些没有理性的革命者来肩负民族事业。
人为的国家接纳了语言和传统各异的不同民族，甚至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