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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的行为如同行车中的换挡一样难以完美无缺；但人类这架机器的本性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做到完美，作为理想这是必要的，正如汽车的本性要求所有的司机都能做到完美的变速一样“
同样，我得益于他对如何奉行基督徒崇高的仁慈原则的论述，这一原则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似乎可望而不可及。对于仁慈原则的崇高性，刘易斯并没有批驳或贬低，而是列出了什么不是仁慈，这对我们帮助很大：
……像爱你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我必须像爱自己那样爱他。那么确切他说我是如何爱自己的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发现我对自己并没有喜爱的情感，甚至对我个人的生活圈子也并不总是感到满意。那么很显然，“爱你的邻居”并不意味着‘喜欢他，或’认为他有吸引力，……对自己的某些所做所为，我可能会感到恐惧和厌恶。那么很显然，我也可以憎恶敌人的某些所做所为……所以，基督教义并不要求我们减轻一丝一毫对残忍和不仁行为的痛恨……即使当我们斩杀、惩罚敌人时，我们必须尽量设身处地地想问题——但愿他不那么坏，希望他在今生或来世可能会得到拯救，实际上就是祝他好。
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这些话无疑具有特别深刻的含义。
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学生对国家的主要贡献莫过于刻苦学习，获取知识，而不是想入非非，得陇望蜀。但我们还是想尽量多做一些实事。就我而言，每周一两个晚上，我去卡法克斯的军队食堂服务。来自附近的上海福德基地的英国士兵和美国航空兵是我们的常客。那里闷热潮湿，双脚也吃了不少苦头。但这项工作也很有趣，那里总是宾客满座，不乏睿智的幽默。
1944年7月诺曼底登陆的报导带来的是恐惧和忧虑。我的那么多同龄人在无遮掩的沙滩上进行殊死拼杀令我们深感不安。也许这时是我第一次怀疑自己留在牛津是不是错了。
实际上欧洲战场的战争一年之内即将结束。尽管还有巴尔格战役和昂合姆的悲剧，工作重心在缓慢地转移，人们开始为和平的到来作准备。我把时间越来越多地用于和平时期的活动，政治活动是其中的一项。
牛津入学初始，我就加入了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该协会成立于20年代，由基思·法伊林发起。 他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学者， 保守党的历史学家，后来写了《内维尔·张伯伦传》。那时全国约定战争期间各党派停止政治竞选活动。这一约定虽然并没有直接影响到高校政治活动，但实际上牛津的政治活动比30年代平静多了。尽管这样，保守党协会的各种活动迅速成为我生活的核心。当时牛津大学学生协会不吸收女性会员，但我有时去那里旁听。众多演讲明星就各种各样的问题展开辩论，大到世间大事，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鸡毛琐事。但牛津大学学生会鼓励那种华而不实的辩论风格。我大概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辩才，我更喜欢我们协会那种更为严肃的法庭式的实实在在的辩论。协会还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结识和交友的网络。那儿的一些同事们的经历表明，这个论坛的确起了有效的媒介作用。
牛津的政治活动培养了大批人才。在这些活动中，我结交了一些朋友。随着日月的流逝，这些朋友就像安东尼·鲍威尔的小说所描写的那样屡屡反复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其中爱德华·博伊尔是与我关系较为亲密的一个。他在那个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圈子里斡旋，轻松自如，而我只不过略知一二。但对于政治我和他一样兴趣浓厚，严肃认真。当时他是一位自由党下院议员的儿子，十分富有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作为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他的观点与我的带有乡土气息的中产阶级保守主义观点相吻合。后来我们在政见上分道扬镳，但一直是好朋友，他身患癌症不幸早逝。
我在最后一学年认识了威廉·利斯——摩格。他早年就已成为《泰晤士报》的知名编辑。我同威廉的关系始终不如同爱德华那么密切，这个人让人觉得他拘谨的外表下透出某种坚毅，似乎生来就属于高层次。
闻名逻尔的自由党人罗宾·戴同爱德华一样，是牛津学生会的头面人物。我们后来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人们有时会想，牛津学生会的优秀天才适合干什么呢？罗宾·戴开辟了一条路子，他投身于电视访谈。此后我们在工作中狭路相逢，短兵相接。
另外一位明星人物是托尼·本。那时他仍然使用他的全名尊称：尊贵的安东尼·韦奇伍德·本。我们两人的意见总是相左，但他辩论时总是彬彬有礼，言辞有力。他是个爱国者，随着社会主义越来越落后于时代，他居然变得很传统了。不过我们共同的宗教根源使我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谅。托尼当选学生会主席时，我还应邀去参加了庆祝会，他的父亲斯但斯盖特子爵也出席了这次庆祝会。托尼严守新教教规，庆祝会没有准备任何酒。
还有一个辩才，名叫肯尼思·哈里斯。他同爱德华·博伊尔以及托尼·本一道在美国举办了历时数月的巡回示范辩论。后来他在政治新闻界位居高职。我们曾多次会面，特别是在他为我撰写传记的时候。
作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一名干事，我自然而然地参与了1945年的大选活动。在牛津，我忙于牛津市下院议员昆廷·郝格的竞选活动。此后，我返回格兰瑟姆帮助空军少校沃思竞选，他想战胜并取代当时在位的独立人士丹尼斯·肯德尔。
现在回想起来，未来会发生些什么，完全应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由于一些神秘而不可抗拒的法则因素，战争总是加强了国家的控制和主张加强国家控制的人的地位。我丈夫丹尼斯认为，在军队中，人员的背景各异，而又空前地凑在一起，结果只能导致社会良心的深切苦痛，人们因此要求国家介入并改良社会条件。他是在我们结婚后向我阐述这一观点的。但不管怎么样，保守党在战时的几次大选中普遍表现极差，总的看来，我们的得票率呈下降趋势。当时没有人注意民意测验结果，其实民意测验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如同我指出的那样，敦刻尔克战役后，左翼势力很成功地将绥靖政策全部归咎于保守党，并且用巧妙的手法把丘吉尔同他所领导的党疏远开来。人们忘记了，工党甚至曾经反对鲍德温和张怕伦进行的有限军备建设。
另外、其他因素也在产生影响，应战时局势需要而实行的集中控制经济使许多人养成了一种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思维和心态。众所周知，军队中左翼知识分子们通过军队教育小组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奈杰尔就此曾评论道：“这是唯一的一个在胜利的旗帜下参加大选的军团。”在国内，电台的播音员们诸如J·B·普利斯特利的播音听起来熨贴入耳，实则是沿着左翼的方向作理想主义的解释。诚然，以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由于全神贯注于战争的紧迫任务，许多国内政策，尤其是和平日程的制定任务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联合政府中的社会主义分子手中。丘吉尔本人希望国民政府至少能维持到日本被击败以后，考虑到苏联日见增长的威胁力，也许还要维护更长时间。但是工党另有打算。不难理解，它希望沿袭它的集体主义衣钵。
因此，到了1945年，我们保守党人便面临着两大严重问题，后来局势表明也是无法克服的问题。首先，工党在对他们有利的问题上与我们展开争斗，并总是胜我们一筹。大约两年多来，丘吉尔在谈论战后“重建”的问题。作为此项计划的一部分，制定了拉布·巴特勒提出的教育法。此外，我们在我们的竞选宣言承诺执行1944年《就业白皮书》中的所谓“充分就业”政策；一项大规模的建房计划；接受自由党著名社会改革者贝弗里奇勋爵提出的国民保险福利的大部分建议以及一项全面的国民医疗保健计划。另外，我们无法理所当然地获得战争胜利的荣誉（到这时为止这样说对保守党是合适的），更无法去声讨工党的不负责任行为和极端主义做法了，因为艾德礼及其同事们从1940年起就同政府内的保守党人并肩合作。毕竟无论如何，举国上下都为战争做出了努力。
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坐在萨默维尔学院的公共教室里收听丘吉尔那段著名的（或者叫臭名昭著的） 竞选广播时的情景， 他的讲话实际上在说社会主义需要“某种盖世太保”来强制执行。当时我想，“他走得大远了”。尽管社会主义和强制之间从逻辑上讲确实有联系，但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这种论调是让人无法信服的。我在牛津的竞选会议上听到过类似论调的政治辩论。我知道它会遇到什么样的驳斥，比如人那么丘吉尔不在的时候，是谁在管理国家？是艾德礼先生。“我发现当时对这种论调的反应正是如此。
回到格兰瑟姆，我成为保守党候选人村级会议的“加温”讲演人之一。那时候，参加公众会议的人比现在要多得多，他们希望他们的钱没有白花。我经常是一个晚上在好几个会上发言。现在回头看看那时当地报纸对我发言的报道，绝大部分内容我仍然是赞同的。比如德国一定要实行非军事化，受到审判。英国要与美国合作，也要和苏联（就不那么现实了）合作。不列颠帝国，这个全世界有史以来各民族最重要的一个群体，永远不可解体。（这或许也不太现实—但我对不列颠帝国未来的看法在大战胜利后并不鲜见。）我呼吁人们支持保守党的主要论据是如果选择保守党，我们就能让丘吉尔继续负责外交政策。事实上，如果丘吉尔能任职到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之后，战后世界看起来或许至少会有所不同。
像牛津大学保守党学生会的许多成员一样，我听了保守党中央总部的斯特拉·盖特豪斯夫人讲的关于公众讲演的课。她强调表达要简明，尽可能少用专业术语。其实在选举会议上，当你从来不知道候选人到达之前你要发言多长时间的时候，有一点喋喋不休是很有用的。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最有价值的经历还是当一个富有幽默感但又挑剔的听众提问时，这时我不得不独立思考答案，有一次，一位老人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在很长时间里影响了我对福利的看法，我记得他问道：“就因为我节省了一点自己的钱，就不给我‘援助”。如果我把钱都花光，他们就会帮助我了。“这是对新福利国家不久就要摆在政治家面前的艰难选择的一个早期警告。
投票日过后3个星期，海外选票和服役人员的选票已经送回英国，这时我来到斯莱福德的计票站。在我们等待格兰瑟姆选举结果的时候，关于其他地方的选举结果陆续传来一些消息。情况很糟糕，并且越来越坏，工党占了压倒优势，保守党内阁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击败。不久我们自己的候选人也失败了。我感到很震惊也很难过。我回到格兰瑟姆，在“电影屋”影院的屏幕上看到更多的结果显示出来。情况并没有好转。我只是不能理解选民们怎么能这样对待丘吉尔。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一位朋友，我一直以为他是保守党的铁杆支持者，我对他说这个坏消息如何使我震惊。可是他一点也不震惊。相反，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这使我更加迷惑不解。当时我感到英国人这样对待这个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强有力地保障了他们的自由的人是可耻的。但是，埃德蒙·伯克不是说过吗：“完美的民主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回头看看，1945年到1951年工党的执政，似乎是战时在英国起主导作用的集体主义精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这种集体主义还要在英国盛行35年——塑造并扭曲英国社会，然后在1979年那个“不满的冬天”垮台。当时，大家都清楚，需要对保守党的原则和政策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我们在牛津像在其他地方一样，都感受到了这一点。在一份由我和迈克尔·肯钦·史密斯和斯坦利·莫斯于1945年第三个学期合写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我们提到了这一点。这份报告并不比任何其他保守党本科毕业生的论文包含更多深奥的观点。它提到的两个主题都是我们多次听到的——更多地研究政策并更好地阐述它。
这个建议可能有一些可取之处。也许关于保守党“形象”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迷路，尽管我们的政策具有连续性，但这些政策似乎都是专为有钱人而不是普通人制定的。正如我们那份报告所说：“保守党的政策在公众眼里只是意味着一系列解决个别问题的行政措施，在某些领域里与一些毫无道理的偏见和富有阶级的私利联系在一起。”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正的。假如保守党赢得了1945年大选，我们仍然会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当然，直接使用公共开支会少一些，并让私营部门和自愿捐助发挥更大的作用。但是，在当时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维护既得利益、反对变化和改革的看法是很有影响力的。
1946年3月，我成为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司库，同月晚些时候作为牛津大学代表之一出席了在伦敦的沃尔多夫饭店举行的保守党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非常高兴，我讲话支持更多的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士参与大学的保守党政治活动，我感到我们有必要丢弃那些令人感到沉闷的、谨小慎微的保守党观念。这并不是说像社会主义者（并不很坦率地）声称的那样我希望有一个无阶级的社会，而是因为我确实没有发现阶级有多么重要。每个人都可以给生活一些独特的东西，而他们的责任就是去开发这些才能——各种出身背景都可以孕育英雄。如同我在那次会议上所讲的：“我们都听到了关于这个时代是普通人的时代的论调——但是请不要忘记也需要非同寻常的人。 ” 我想或许本来还可以加上“妇女”二字。
1946年10月，我当选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主席，成为第三位担任该职的妇女。那年夏天我通过了期末考试并开始了四年级的争取化学学士学位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有较多的时间参加政治活动。比如，我平生第一次出席了那年在布莱克普尔市召开的保守党年会。我立即被吸收入党。在格兰瑟姆和牛津，成为一名保守党员令人感到不同寻常。而现在我突然置身于有着与我同样的信仰和对谈论政治有着永不枯竭的热情的数以百计的人们中间。
大会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氛。作为一个地位低微的与会代表，我意识到党的领导成员们，除党的领袖外，已经抵达布莱克普尔，准备把英国的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永存协调起来。参加1946年年会的一名敏锐的观察家，伯特兰·德朱维纳尔这样描写我们的前座议员们：这些杰出的、智慧的优秀政治家们，他们自幼受到的教养是谨慎的行政管理和文明礼貌的辩论方式。在内心深处，他们接受了1945年选举失败的结果。“这显然不是普通党员想听到的。事实上，坐在台下的人们就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第一天主席就拒绝了一项就哲学和政策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的请求。登台发言的人大都表示了寻求共识的态度，大家对这种态度的反应并不热烈。影子内阁部长们发现了我们的不满，结果会议越开要求共识的调子也变得越强硬了。我的直觉与普通党员是一致的，尽管我还没有像此后几年那样从理性上形成对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