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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凭猜测约略估计出”错误的汇率，并且因低估或高估汇率从而像微调一样使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产生巨变，这时，为汇率规定指标会产生巨大的货币压力，就像现在在东德所看到的那样。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就只得通过急剧贬值放弃使固定汇率表面上对商人有吸引力的这一“稳定”，或者通过快速通货膨胀或更高的利率这样更加带有破坏性的不稳定来维持这一“稳定”。在汇率机制中，英国幸而有6％的幅度来调节汇率的变动。
大体上，我回忆起了联邦银行总裁卡尔—奥托·波尔的一番话：“应该按照国内的货币情况确定利率，应该让汇率自行其事。”对此，需要加上一句：如果你固定了汇率，那么，利率与国内的货币情况就会自行其事。而财政部长们就像事故现场上无辜的旁观者。
公平他说，政府对这一分析不很欣赏。但大约15个月后，事实证明它再正确不过了。但对我的干预所作出的反应表明：一方面要总的支持政府，另一方面要大力反对后来成为政府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像走在崎岖小道上一样是多么困难。
一个人可以在英国议院之外采取这一策略。但是下议院的长处之一是要求发言人在辩论中要说出他们的真实想法。超出一定的限度后，我既不打算掩盖我的想法，而且在这么多年表达了我的意见后，我甚至已不会掩盖我的想法，1991年11月20日星期三，下议院有关欧洲共同体的辩论使我深切感到我非说不可了。事实上，我在下议院最后一次发言中，支持了政府的动议，攻击了工党关于单一货币的政策。并且驳斥了因为我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而对我提出的批评。但是我也继续问道：考虑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我们支持单一货币这一目标，要我们参加为铺平这一道路所建立的机构，因此，在实践中，决定让英国货币退出单一欧洲货币是否很值得。我重复了几乎就在一年前因竞选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所提出的想法，即如果决定要放弃发行英镑的权利，应该实行公民投票。可是，政府拒不承诺这样做。
事情发展很快，就我而言，我认为它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虽然有段时间，议会议员都难以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全文，更不用说公众了，但该条约的条款仍然获得了同意，首相在12月11日星期三对此发表了声明。熟知我的人也知道，最终我不能同意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我永远不会签订这个条约。一些人善意地，也有一些人越来越不顾一切地劝阻我，说我能够也应该保持沉默。我也很想照办。
首相发表声明后的第二天，一件令人尴尬的小事表明异想天开会发展到什么地步。我很高兴约翰·梅杰能在星期四傍晚参加我在克拉里奇饭店举行的我和丹尼斯结婚40周年纪念晚会。除了彼此的心事外，我们对其他事情聊得都很开心。但是当我走出饭店送首相上车时，许多照相机对准了我，有人问我对他在马斯特里赫特理事会上的表现有何看法。我回答说，我认为他表现“非常出色”。我的确相信，在最好表明他态度的一次政治活动上，他显示了巨大的才能。但是，我的话自然被认为是我同意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我第二天看报纸时，我决定，对所有有关人士来说，不管会引起他们多少痛苦，不能再出现这类误解了。
第三节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条款A——至少粗略看来——很好地结合了有关该条约目的和作用的两个可供选择的观点：
通过本条约，主要缔约国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个欧洲联盟，下文称做“联盟”。本条约标志着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 立一个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的过程中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
“从未有过的紧密联盟”这一用语引自原来的罗马条约，虽然值得注意的是在罗马条约中它是在序言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把它升格列入了独立存在的条约文本里，作为该条约的部分目标条款。但是无论怎么说，“联盟”这一概念显然是它的一个主要发展——事实上是“一个新阶段”。此外，条款日阐明了这一联盟的目标，包括“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最后包括单一货币”，“特别是通过执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坚持它的同一性，这包括最终制订共同的防务政策——它最终可导致共同防务”，以及“实行联盟的公民资格”。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科尔总理作出了下述评论：
在马斯特里赫特，我们为完成欧洲联盟奠定了基石。在实现欧洲联盟的过程中，欧洲联盟条约开创了一个新的、决定性的阶段。在几年内，该联盟将导致现代欧洲创始人在上次大战后所梦想要建立的欧洲合众国。
另一方面，“在这一联盟中所作出的决定要尽可能地接近公民”这一用语，加上英国坚持从早期条约草案中去掉“联盟目标”这一用语，使英国政府有借口申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确将权力下放到了向各国议会负责的各国政府。“辅从”原则中利益的混乱同样来自英国政府想给予人们一个印象，即“马约”是一个自由化的而不是集权的措施。的确，“马约”在罗马条约中增添了新的3b条：
在不属于它专管的领域，只有当会员国不能有效地实现它们计划行动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共同体由于这一计划行动的规模或效果能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那么，它将根据“辅从”原则采取行动。
欧洲法院前院长曾明确地把这一段措词说成是“冗长的费解”。欧洲委员会以往的行为使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它会约束该机构的活动。首先，委员会自己决定根据“辅从”原则决定某件事情是否要移交给各国政府。实际上，要在欧洲法院内实施这一规定是非常不大可能的。不管怎样，在属于共同体“专管”的那些领域，也不会实施这一规定，从而在共同体法律中的广大领域，如大多数内部市场措施和许多社会条款，都不可能实施这一规定。任何人仔细和聪颖地阅读了这一条约后，都会看到科尔总理对它的解释要比英国政府的解释准确得多。也许这是为什么开始时如此难以得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全文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对它进行解释时更愿意使用笼统的用语和口号。
事实上，想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描绘成与它相反的东西，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只有当保守党内反对联邦主义的议员感到有必要支持首相时，他们才支持了这一条约，因此，辩论的真正焦点是英国到底得到了什么“例外权”。实际上，把“马约”说得最好，也只能说它不完全适用于我们。不幸的是，一点也不清楚，在法律上或实践中这些“例外权”对于我们会产生什么效果。
记得在1996年夏季，当约翰·梅杰和我在讨论如何抵挡要求实行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压力时，我已经准备好其他11国政府会通过谈判为经济货币联盟制订另一个条约。在这种情况下，当较穷的国家看到根据反映它们经济情况的货币将会失去竞争能力时，德国与法国最后可能会支持它们坚持要求得到的所有地区补购。我也曾想到，在谈判中可以利用德国人的担心，因为他们害怕在转向单一货币而逐渐放弃德国马克后会削弱他们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如果我们要使我们共同体的伙伴们在令它们三思的严酷的现实面前急刹车，首先，我们必须准备使用我们的否决权，并且要使对方知道我们准备这样做。如果当时真的使用了这一策略，事态会如何发展，现在当然无法说清。但尽管会有歇斯底里的咒语，没有任何实际的理由担心我们会被“孤立”。我们可以根据当时条约的安排，继续从单一市场受益，当然同时得容忍共同农业政策以及欧洲法院的侵袭。只是在保守党惊慌失措的议员们的胡思乱想中才存在着彻底垮台的事。
至于约翰·梅杰的方法，其问题在于，虽然它开始时赢得了喝彩，但基本问题却未得到解决。在此情况下，我们可能会不再去为我们关于共同体的另一种想法去争取支持，而去附和一个并不适合我们的、新的欧洲框架，同时又得依靠一些特别例外权，而这些例外权最终又要有赖于其目的与我们非常不一致的那些人们与机构的良愿和公正。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由于我们接受了有关这一联盟未来方向的一些重要原则，这一做法的改变的确使我们的地位恶化了。例如，由于接受了条款A和条款B中确定的总的目标，就使得英国今后更难以为自己对欧洲的看法提出异议。
后来表明，英国通过谈判成功地取得了两项特别的例外权。第一项同意英国可以不遵守《社会宪章》中有关工作地点与工会权的规定；第二项允许我们不加入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也即最终阶段。政府抵制了社会方面的条款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们会增加工商企业的费用、减少灵活性与竞争性，并且破坏了就业机会。但是这些例外权仅与新条款有关，而不涉及经过《单一欧洲文件》修改过的《罗马条约》中的其他社会政策指令。这仍然能使德国和法国通过后门将它们高的社会成本强加在英国头上。1993年6月的“工作时间”指令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它规定每周最多可工作48小时，这的确成为了一个具有考验性的案例。它作为“健康与安全”措施被列入第118a条中。需要得到合格的多数票通过才能生效。英国政府向欧洲法院提出了法律质疑。但是，不管是有关产假或是有关非全日制就业方面的指令仍接踵而来。所有这些措施只有一个主要结果——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也可能只有一个主要目标，即减少了英国工业的灵活性与竞争能力，使我们与欧洲一致。
此外，由于我们的社会成本低，毫无疑问，特别是法国人，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把投资和工作机会转向英国。例如，当胡佛—欧洲公司的总裁解释说，由于苏格兰的整个报酬费用比法国要低37％，因此，决定把真空吸尘器的生产从第戎转到格拉斯哥附近的坎伯斯朗时，这时，法国人感到愤慨。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法国法律所要求的社会福利费用是高的。当英国政策认为有必要将条例规定的负担和企业的费用保持在低水平时，法国斥之为“社会倾销”。在此情况下，它将继续施加和增加压力，要英国接受会危及其企业的条例。
同样，货币联盟方面的例外权更不起眼。它仅给予我们退出货币联盟第三阶段的权利，而不是第一或第二阶段。在实践中，头两个阶段对英国经济的自由到底有多大限制，这还可以辩论，虽然无论怎么看，它都是大的。此外还要求成员国“把它们的经济政策看做是共同关心的事情”。有关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要由委员会和部长理事会制订，然后通过一个名叫“多方监督”的机制密切注视其成员国是如何遵从这些指导原则的。委员会有权密切注视成员国公管部门的赤字，如果认为这一赤字“过大”它可对该成员国采取措施。在货币联盟的第二阶段，其成员国必须为使它们中央银行的独立作准备工作（正如英国已开始做的那样），并采取和坚持一个“多年度的一致性计划”，为最终成立的货币联盟调整货币。
最后，要求每个成员国“把它的汇率政策当做共同权益对待”。这就产生了一种危险，即其他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会认为英国有义务重新加入汇率机制，再一次使其货币政策服从于维持外部的比价。虽然1992／93年度汇率机制实际上的削弱使得将来实现经济货币联盟一致性的进程比在签订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时更加难以预测，但为了该条约的所谓“一致性标准”，可能把扩大了的15％的汇率机制变动幅度解释为“正常的波动幅度”。这就可能使成员国中的内部核心开始实现第三阶段的货币联盟，只是比原来的时间表稍稍推迟了一些。英国是否有权退出第三阶段，这一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一旦内部核心进入了第三阶段，组成了欧洲货币单位集团，英国就会受很大的政治（最后是法律方面）的压力，要它按照在第二阶段所承担的义务维持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的比价，从而跟随欧洲货币单位的利率。如果有些成员国成为了货币联盟的正式成员，英国在欧洲中央银行董事会——它确定期望我们要遵循的利率一中就不会有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要英国继续下去，参加货币联盟的第三阶段，这一诱惑是很大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规定，第三阶段是“不可逆转的”，这意味着，至少根据共同体法，以后我们没有权利退出和重新发行英国货币。这会使主权受到重大损失，标志着英国走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沉浸在欧洲超国家中。
有人争辩说，这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汇率机制的解体表明要在一个动荡的世界里固定汇率是愚蠢的。但这一论点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想在欧洲加速推行联邦制的历史表明，客观情。况不会劝阻联邦主义者放弃他们的计划。事实上，该计划受到每一挫折后只会促使他们进一步加快走向不可挽回的结局。第二，它可能会避免由于外汇投机性流动所带来的许多不稳定，一旦这些投机性的流动会使汇率机制解体，就可通过直接锁死货币和欧洲货币单位来予以制止。当然，由于汇率机制中的通货溢值，对较弱的国家经济所带来的后果甚至更具有灾难性。在适当的时候，经济活动中出现的大的区域性变化、工业下降和边缘地区失业人数的急剧增长，这又会促使大量的人越境移民。
但是，如果认为这些后果必然会导致放弃这一事业，那我们的无畏就到了愚蠢的地步。因为好的结局要依靠欧洲民主机构的健康发展和责任感。但是国家政治机构的权力现在正在被统一的欧洲机构所取代，而且对于这一点，没有真正的民主方法加以抑制。无论怎么说，这是放弃政治领导，坐等人们无法控制的不利局面，解除人们的职责，使他们不能执行有利于国家长期利益的政策。
我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国际上的影响非常关心，这反映了我对它的不安。这几乎也同样反映在我对它对于英国会造成的风险的关心。虽然1988年我在布鲁日的讲话中谈到了英国传统和机构的特殊力量，我也同样关心它对其他欧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影响。当然，最终还是要由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人们决定他们彼此之间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但是，当任何人看到这些大国在轻率地追求灾难性的目标而不向它们敲响警钟，这种态度是很不负责的，事实上是一个坏欧洲人。
要德国人放弃联邦德国马克；要法国人永远为占支配地位的东邻充当副手；要意大利不去进行国内政治改革而是指望欧洲联盟帮助它解决问题；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爱尔兰不要最有效地利用它们低的人工成本，而是去依赖德国的津贴；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向其他欧洲国家出口它们高的社会成本而不是将它降下来，这些都是没有道理的。至于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党国家，怎么能期望它们与因共同体的货币与社会政策而带来高费用的政权共处？很难看到它们不会成为迪洛斯式的欧洲联盟的远房穷亲戚。因此，对联盟的成贝来说，这一政策带来的是经济衰退的前景。对它们的邻国来说，它会造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