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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那时，我的讲话在全国的反应也大不相同。无疑批评者的夸大言词使这种反应更加尖锐，他们认为他们最终已把我打倒在地。在我接受采访前，民意测验表明我们与工党并驾齐驱。而此后我们领先工党11个百分点。在这次采访中，通过即席回答，在无意中收到的效果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不管威利在内心有何感觉，不管其他同事感觉如何，在我们极为困难的时刻这一效果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值得欢迎的激励。影子内阁内部对有关政策建议的讨论也尖锐起来。几周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的一致认识，除了坚持遣返移民的顽固分子外，大家都感到满意，这一认识将伴随我们进入大选。
这件事的整个过程表明，在关键问题上我必须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一定事先期望说服我的同事们；我可以期望国内会有人追随我，也许是多数人。
第五节 没有选举的1978年
1978年不仅有移民问题，它还是对反对党来说在政治上充满各种困难的一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由于采取了一些财政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1978年1月通货膨胀率首次自1974年以来降到10％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失业率也从1977年8月的顶峰逐步回落，尽管在1978年夏天有急剧的增长，那年12月失业人数为130万，比前一年少12万。在自由党的支持下，我们成功地迫使有关方面把所得税基本税率降低了一便士：但这本身也许可以减少蒙在经济上的阴影，而这一阴影在很大程度上使工党不得人心，对我们有利。
我们猜想，吉姆·卡拉汉希望沿着逐步改善的道路走下去，直到秋天大选，以“安全第一”为竞选纲领。在他的道路上的一大障碍是自由党认识到，自由党—工党联盟在政治上对自由党是灾难。但要结束与工党的联盟，在大选时就得至少面临由于支持工党执政而可能产生的后果，他们不愿面对这种后果，因此与工党分手的想法也就减弱了。至于民意测验，夏季时工党几乎与我们平手）尽管8—9月间我们超出了工党，9—10月间（在困难重重的保守党年会后）他们又领先我们5个百分点，自由党得分不足两位数。
在这种情况下，我责成人们起草竞选宣言，在影子内阁发言人拟定的初稿基础上由克里斯·帕顿和研究部撰稿。7月我阅读了该稿，印象不深。为了吸引各利益集团，该稿罗列了代价高昂的许诺，反而使本应醒目而简明的主题模糊不清。我说下一稿必须强调几个中心题目，如减税、加强国家的内部和外部保卫。首先满足这些承诺，如有余力才去完成其他需要花钱的承诺。实际上，有人提醒我说，在我们在野的3年期间，我们在分析情况和制定政策方面取得的实际进展是多么少。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继续如此考虑问题，我们怎么使国家变样呢？
令人鼓舞的是党的宣传工作发生了变化。戈登·里斯回来担任党的中央宣传部长。通过戈登使蒂姆·贝尔和萨契—萨契广告公司承担起党的宣传责任；这在我们的政治运作中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不言而喻，我知道为了传达我们的信息我们需要得到有关方面的最好人才。由宣传部门设计宣传内容，这不存在问题。但政治家需要拒绝引诱，不要在自己没有经验的领域里认为自己是专家。我经常拒绝就宣传品味或感觉效果提出建议，我把这些创造性的工作留给专门人员去做。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萨契公司的执事蒂姆·贝尔很好合作，他主管有关帐目。如同戈登一样，他既有政治感，又有幽默感。我与蒂姆首次见面时，我提出了我们合作的基础，我说：“政治家通常有很多脚趾，你必须诚惶诚恐，小心翼翼，不要踩这些脚趾。然而，我没有脚趾，你要告诉我真话。”当然。在实践中我并不是那么自我克制。
萨契公司对党的精疲力竭的广播模式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不可避免有人指责它行为不庄，过于简单化。但对党的政治广播的判断不应以党的忠诚分子的评论为依据，而是要看普通的政治感不强的观众是否选择这个节目，还是拨到其他频道，要看是否赢得了观众的同情。就此而言，我们的宣传方法的变革取得了很大的改进。
1978年夏天我们发起了张贴“工党不行了”宣传画的运动，这个运动意义重大，比为1979年大选做的工作还要重要。蒂姆、戈登和罗尼·米勒于19——78年6月的一个星期六到斯克特尼来就这个主题开展运动征得我的同意。这又是一次新的尝试。失业人数尽管已经接近150万，但这通常是“工党的题目”。我们的宣传画图文并茂，用文字和一幅排长队等待救济的图画来描绘失业。这就是说，我们选择的题目是我们通常不会作为运动主题的题目，如同福利国家这个题自一样，人们一般认为工党具有优势一这幅宣传画还打破了一种观念，即在党的宣传中不应直接提及你的对手。然而，萨契公司明白并说服我，在党的这类宣传中可以不去考虑这些。其设计意图是破坏我们的政治对手的信心，因此，宣传画应该限于传达一个简单的否定信息。
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在夏季议会休会期间运作较好，因为这时政治降温。我们策划的运动将使政治保持高温，而且没有疑问将引起强烈的反映。因此经过大量讨论我同意开展这一运动。
正如所料，这一运动引起了反响。丹尼斯·希利大肆抨击。但工党越谴责，我们的宣传效果就越大。报界只是为了说明争论的问题，就得印出我们的宣传画，从而扩大了我们的宣传效果。这种做法非常成功，我们就其他主题开展了多次系列宣传活动，每次都有工党“不行了”的字样。1978年秋季以后，我们的政治形象比预料的要好，在9—10月间我们的地位继续加强，宣传取得的效果是原因之一。这对影响首相作出是否举行大选的决定具有一定意义。
只有吉姆·卡拉汉能够准确他说为什么那年秋天他没有下令举行大选。当然，我当时预料他会下令举行大选，特别是他在职工大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说后，会议结束时他很不得体地唱起了“那就是我，在教堂等待着……”，以嘲弄的口吻拒绝告诉人们他将做什么。两天以后，那是9月7日星期四，我正在伯明翰访问，从唐宁街打来的电话告诉我，在当天晚上首相广播讲话（我们知道这一日程安排）中，吉姆·卡拉汉将宣布不举行大选。
我尊重提前给我的这个秘密提示。实际上我们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总部的竞选班子。当时我的感情是不平衡的，我知道近期没有大选，又要接受支持者令人激动的良好祝愿，他们不知道不举行大选了。我在访问一个技术培训中心时，对面工厂的工人出来向我招手致意并呼喊：“马吉，祝你好运”。我尽量自我克制，不动声色地完成我的日程，同时考虑作出正确的反应。
首相宣告的信息使人们大煞风景，我也有同感。但我知道其他人的感受会更加沮丧，他们日以继夜地工作，一切迹象表明这将是一场旗鼓相当的竞争，他们把党置于战备状态。当夜晚些时候，我打电话给蒂姆·贝尔，了解他和戈登·里斯的感受。事实上。这两个人去伦敦西部的一个饭馆里喝了香槟并恢复了精神。我显然是把吉姆刚从梦乡中唤醒。我问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戈登，他突然说“上帝，我家被盗了”。是的，他是被盗了。他勉强走到床边上床，没有注意家里被盗了。
第二天晚上，我利用在广播节目中给反对党领袖安排的时间来答复首相的广播讲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鉴于首相讲话后发生的情况，首相企图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寻求新的授权是因为大选在即将来临的冬季对改善形势毫无作用。我答复道：
“可是，我们有些人看得比今年冬天要远。我们不相信英国需要用最低档磨磨蹭蹭地运行。越是拖延就越糟糕，越糟糕就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来扳正。但我相信，一旦我们有一个有信心的政府，形势就会得到好转。人民有信心，信心来自人民；政府需要在国内有权威，政府需要在国外有权威。”
我们能在1978年的大选中获胜吗？我相信我们能够以微弱多数进入政府。但是，只要犯一两个错误，我们就会在竞选中失败。而且，如果我们获胜，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工党政府的工资政策已经解体，职工大会已经投票反对续订社会契约——而且下一个月的工党年会将会投票拒绝一切工资增长限制，因此，这片遮羞布也就随之扯掉。福特汽车工人罢工已经表明，政府的5％的“增资标准”已经不能解决问题。几年来物价和工资的扭曲以及人们情绪上的挫伤正在不满和动荡的气氛中展现出来，如同当年希思政府的情况一样。
如果在1978—1979年冬天面临这种形势的是我们，我们会被打垮，正如最终工党政府被打垮一样。首先，我要坚持所有关于“标准”和“限制”的谈判必须立即撤销。这一举措将非常不得人心，也许对大多数影子内阁成员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稍后我将解释其原因。其次，即使我们在公营部门采取现金限制办法，在私营部门使用市场约束，而不是某种工资政策，发生破坏性罢工的危险也很高。我们不会像次年那样得到限制工会权力的授权，很可能在公众心目中只会加强19——74年实行的3天工作周留给人们的印象，即保守党政府意味着挑衅，在对抗中败在工会手下。
1978—1979年冬天出现的场面是可怕的，没有这些场面，没有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暴露，取得80年代的成就要困难得多。
毕竟，我们能够等待。尽管我不能声称我预见到了将要发生的情况，我相信工党的基本态度无法坚持下去。为了在限制工资问题上换取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工党政府执行了扩大国家控制的经济政策，减小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扩大工会权力。这一战略执行到一定程度就要垮台。工会领导人和工党左翼将会看到，他们的权力已经得到加强，他们对限制工资增长已不感兴趣。工会会员也不会响应号召，为已经明显失败的政策做出牺牲。社会主义政策对经济的全盘影响将会是，英国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将愈来愈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超过一定程度后，这一点就再也不能蒙蔽群众，再也不能蒙蔽外汇市场和外国投资者。但如果假设某种自由政治经济制度的基本机制还在运行，那么社会主义就要垮台。而这正是那年冬天发生的情况。
第六节 分裂与造反
在布赖顿举行的保守党年会总是困难重重。参加年会的大多数人预料由于大选临近，不会举行年会，而且感到受骗，失去了一次胜利。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我们落后于工党。而且，关于工党工资政策的迅速解体的争论，使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的思路上来，而我们的思路也受到解体的威胁：
举行年会前两周，吉姆·普赖尔在一次广播采访中说了不明智的话，使人听起来好像保守党支持政府增资5％的政策，而且他不仅表明支持一项法定收入政策；还透露他认为二个保守党政府也将不得不制定一项这样的政策。他说：“我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这很可能发生。”在我自己的采访讲话中，我试图把强调点拉回来，把工资、利润、产量联系起来，与工资标准脱钩。尽管我清楚地表明，我不支持福特汽车厂的工人罢工，同时我也指责政府的5％增资标准与此有关。我说法定工资标准实际上是行不通的。人们把我的话广泛地解释为我在要求回到自由集体谈判的道路上来，我并不想否定这一解释。
特德·希思从另一个方面参与进来。在年会的经济辩论中他警告人们注意教条主义的危险。他说政府的5％增资政策“尚不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解体。如果解体也没有什么值得幸灾乐祸。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国家感到悲伤。”我在主席台上观望着他讲话。杰弗里·豪在闭幕词中作了强有力的发言，他对特德的干预讲话泰然处之。他说下一届保守党政府将回到“现实的”、负责的集体谈判，没有政府的干预。但那天晚上晚些时候特德在电视台上讲话，他走得更远了。他警告说，“自由集体谈判导致大规模通货膨胀”。当问到保守党在大选中是否支持政府的工资政策时，他回答道：“如果首相说，他将对全国讲话并表明我们不能再一次容忍飞涨的通货膨胀，不能再一次容忍各行其是，我就说我会表示同意。”
这是一个在稀薄面纱掩盖下的威胁。在大选中我们二人的分裂将会导致巨大的损失。特德在大选中的作用问题长期以来使党感到担心。年初彼得·桑尼克罗夫特曾会见他并悄悄地与他讨论他的计划。汉弗莱·阿特金斯收到接近特德的议员的信说，可望特德在大选中给予帮助。已经作了安排在大选中与他的办公室进行联系。他的干预讲话使这一分歧天下大白。
而且，特德观点的实质在我看来完全错了。支持一项不可修补的政策是没有意义的，即使过去曾经有利（除了一段短暂的时期外并非如此）。还有，尽管反对中央强制执行的工资政策意味着我们将遇到稀奇百怪的同路人，包括特别好斗的工会分子，但反对集权和平均主义则基本上是健康的。作为保守党人，对于那些运用敏锐的智慧和强壮的胳臂生产顾客需要的商品的人们取得优厚的报酬，我们不应嗤之以鼻。当然，当这一态度被说成是机会主义时，甚至被那些声称是我们一边的人，并且伴随着公开的分歧，如内阁成员吉姆·普赖尔和基思，约瑟夫之间的分歧，就很难进行严肃认真地分析了。但实际上，我的政治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直接对那些传统上不投保守党的票，但现在想要使自己和家庭获得更多机会的人们讲话。因此，我在年会上的讲话用很大篇幅直接对工会会员讲话：
“你们想要提高工资，你们想要提高养老金，你们想要缩短工时，想要政府拿出更多的钱，更多的投资，更多—更多—更多。但是，这个”更多“从何而来呢？没有更多。能够有更多，除非我们生产更多，否则我们不会有更多。你再也不能把工资与产量分开，就如同你不能把剪刀与刀刃分开还要保持锋利的刀锋一样。在这里，让我对工会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说，你们经常是你们自己的最凶狠的敌人。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东西呢？因为大多的管卡措施剥夺了你们唯一需要出售的东西—生产率。
管卡措施就像附着在我们的工业生命上的藤壶。它们已经附着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初的设计意图是保护你免受剥削，但现在已经变成你们繁荣昌盛的主要障碍……我了解你们的担心。你们担心用较少的人手生产较多的产品意味着更少的就业机会，而且这种担心在失业率高的时候自然会更强烈。但你们错了。战胜失业的正确道路是以更便宜的价格生产更多的产品，从而使更多的人有能力购买这些产品。
我们将竭尽全力尽到政府的职责，再造自由繁荣的英国。我们相信不受政府干预的、现实的、负责的集体谈判。工党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竞争、自由企业和利润，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工党不相信这一点。我们相信大幅度削减你们的所得税。工党不相信。我们将创造条件，使你们挣的钱和节省下来的钱的价值得到保护。“
在此后的半年内这一战略会获得成功，但在短时间内尚属未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