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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安排于11月25日星期一会见特德。他坐在下议院他房间里的桌子前。我其实根本不必担心伤害他的感情。我走进去对他说、“我得告诉你，我已经决定竞选党的领袖了。”他表情冷淡地看着我，转过身去耸耸肩说道：“请便。”我轻轻地走出了房间。
于是，星期一我第一次作为公开的保守党领袖竞选人与媒体见面。我很高兴可以指望得到戈登·里斯的帮助和建议，他现在已经是我的朋友并且参加过我早些时候的记者采访。这些采访进行得都很顺利。当然，因为我是个女人，所以这就成了人们感兴趣的主要话题。那天晚上影子内阁和指导委员会的气氛多少有点“紧张和尴尬。环顾左右，我发现除了基思，到场的人中支持者寥寥无几。我猜想人们觉得我做了一个荒唐的决定，因此就没有公开表示更多的敌意。在稍后举行的保守党财政委员会会议上，没有这种明显的压抑气氛。我觉得我就像特曼的一个非凡的卡通片中那个”想当保守党领袖的男人“，只是我是个女人。片中那些被激怒的上校们和愤怒的贵妇们对他大发雷霆。
我相信，特德的小圈子，还有党中央总部里至少有一个人，曾经希望我碰到点什么事像毁掉基思那样毁掉我。在两个月前接受《退休前的选择》杂志的采访时，我为那些面临食品价格迅猛上涨而勉强维持生活的老人们提供了一些我认为是比较实际的建议。我说可以储存一些罐头。我小时候就有人对我提过与此完全一样的建议。任何精明的主妇都要挑价钱便宜的时候买东西，而不是等到最需要的时候才急急忙忙跑去以高价买同样的东西。
让我感到惊愕的是，11月27日星期三报上充满了所谓我在“囤积”食品的故事。有人显然是在利用这次不起眼的采访把我描绘成吝啬、自私，尤其是“小市民气”。他们以特有的方式干得很聪明，因而使得其孜孜以求的丑化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适合了保守党内那部分小人的势力眼口味，因为不言而喻，意思是说对一个杂货商的女儿所能指望的就是这些。它还使公众回忆起我在教育部时被传说和报道为“抢走牛奶的人”。
现在上演了一场真正的声讨闹剧。压力集团受到怂恿，大肆抱怨。一个家庭主妇代表团据说要从伯明翰赶来向我要罐头。食品化学家就罐头食品储存过久发表他们的看法，马了·雷德梅恩，前保守党议会督导员，保守党权势集团可信赖的人物，现任哈罗兹百货商场副董事长，在电视上说：“任何一种劝诱抢购都有背于公众的利益”。其实，雷德梅勋爵家的食品储藏室里可能存着比三文鱼和牛肉罐头之类更诱人的东西。对付这样的事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请摄影师到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请他们检查我的食品储藏室和食品厨里都有什么。这也许能让保守党统治集团的一部分人相信，我和我的家庭所具有的品味和标准，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渴望领导他们党的那个人的样子。而这肯定表明了所谓我在“囤积居奇”，的说法纯粹是恶意中伤，无稽之谈。
最后，为了使这个正在消声匿迹的故事继续下去，我的对手们做得大过火了，11月29日星期五，我正在约翰—科普的南克罗赛斯特选区，突然接到了秘书阿利森·沃德的电话，说广播里正报道有人看见我在芬奇利路的一家商店里买大量的糖（当时食糖短缺）。阿利森已经做过调查，发现那里根本没有这么一家商店，而家庭的糖消费量怎么说也是有限的。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谎言。我对此予以坚决的否认，阻止了媒体的传播，结束了这场荒诞的攻击。
我认为这种做法最终总是事与愿违。它向全国的妇女表明了这些男政治家们对普通的家务事多么无知。它也说明这些保守党的达官显贵们对于许多像我一样出身平凡的人，怀着多么丑陋的蔑视，只把他们看作是投票的机器。对我的反对者来说最严重的是，他们的做法激起了保守党内持公正态度的议员们对我的同情，他们看到我成了捏造愚蠢攻击的目标。
尽管如此，我当时的确很难过，有时几乎要落泪。有时气得发抖。但正如我对我的朋友，斯特里瑟姆的议员比尔·谢尔顿所说：“我看到他们怎样毁掉了基思，可是，他们毁不了我。”
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更促使我下决心参加竞选。还有关于爱德华·杜坎也要参加竞选的许多传说。作为后座议员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位男性，他很可能比我获得更多的支持。12月5日星期四，就在囤积的谣言就要结束的时候，我在罗伯特·黑德利的克赖斯特丘奇选区参加保守党的一次集会。罗伯特是杜坎的坚定支持者，他认为杜坎会出来参加竞选。我说如果他真这么做，我就要重新考虑我的立场了。我们不能分散右翼的票。
阿宾顿的议员艾雷·尼夫是杜坎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也是他在后座议员委员会执委会的同僚，我对他也很熟悉。我们在业务上曾多次相逢。作律师时，我们曾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工作。在威斯敏斯特花园区他曾是我的邻居。在我担任反对党社会保障发言人时，曾在他起草80岁以上老人抚恤金法案时帮助过他。我们都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任教育和科学大臣时，艾雷曾考虑辞去他担任的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帮助说服他留了下来。
艾雷是个有着各种截然不同特点的人。他态度温和但又很有主见。作为一名作家和从科尔迪茨战俘营逃出来的英雄，他带有一种浪漫气质。比起其他议员，他的经历要多得多，也经受了不少磨难。他有幸有戴安娜这样一个有政治头脑的出色的妻子，她忠诚地支持他。50年代艾雷曾当过短期的低级部长，后因健康原因不得不辞职。我知道特德曾不近情理地告诉他。这是他事业的终点，艾雷的政见不大容易说清楚，我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属于右翼，可能他并不从右翼的角度观察世界。我们相处得不错，我感到我们互相尊重。但是那时我们还不像日后那样成为亲密的朋友。
艾雷在我决定参加竞选后不久来看我。他希望说服杜坎出来竞选，而杜坎本人还在犹豫不决。由于特德没有给他高级职位，他专心致力于城市工作，他现在不愿放弃这项工作，当然，在杜坎作出某种决定之前，艾雷是不可能积极支持我的。不过我知道我可以企望得到他的建议，他也答应和我保持联系，我们后来也确实保持了联系。从那时到那年年底，他几次来到我在议会的办公室与我交换意见。整个的“囤积”风波足以说明我将面临的是怎样严峻的斗争。如果我最终能正式进入候选人名单，艾雷最好能在身边帮助我。
12月7日星期二，内政委员会宣布的结论再次削弱了特德的地位而加强了他的潜在竞争对手。保守党领袖将每年选举一次，竞争者只要有一个推荐人和一个支持者提名就可以了。而第一轮投票获胜所需的多数票数却显著提高到了50％，另加上有资格投票者15％的票数。这实际上激励了竞争者，它意味着有困难的领袖需要赢得更大多数参加投票者的信任。
然而，那一年在兰伯赫斯特度过的圣诞节气氛仍然不如其他节日。我们竞不能像平常那样散散步，天气很坏。我知道等到我回到威斯敏斯特时，不管我是不是真地去竞选领袖，对我都是一个考验的时期。丹尼斯也在为他的生意着急，伯马石油公司遇到了大麻烦。我们对未来都没有大大的信心。
第五节 威斯敏斯特的小动荡
回到伦敦以后我决心理清竞选领袖的事。我邀请文雷来福拉德街我家中吃午饭，以便很好地进行一次讨论。我还发现罗伯特·里德利的一封来信，催我和杜坎快作决定，到底由谁作候选人，不要分散选票。问题在于，这只有等到杜坎明确了他要干什么后才可能，而从我和他的谈话中又很清楚，他仍然举棋不定。1975年1月9日星期四，我和艾雷共进午餐，情况仍然如此。我告诉艾雷我认为杰弗里·豪可能会支持我。我还对他说，在特德领导下进行正常的讨论是多么困难。艾雷向我讲了他最近一次与特德谈话的情况。我们两人都清楚地认为更换领导人的时候到了，唯一的向题是杜坎和我谁出来更合适。艾雷持有一种有趣的也是很精明的看法。他认为人们对特德在保守党议会党团中可能得到的支持估计过高。后来的事态发展与这一观点相符合。
1月15日星期三，爱德华·杜坎公开宣布他不准备竞选领袖。这样，我的道路就敞开了。现在急需建立一个有力的竞选班子。
事态发展得很快。当天下午我在委员会阶段的会议上作为反对党的主持人对财政法案进行审议。弗格斯刚刚得知他必须参加一个议会代表团去南非进行访问。他认为他会在竞选领袖首轮投票时按时赶回来（事实证明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在议员的分组投票走廊里遇见了比尔·谢尔顿，请他在他出国期间主持我的竞选。比尔同意了。当比尔告诉我他同意主持我的竞选时，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很忠诚，他会是一个精明的竞选运动组织者。后来我才知道，在以后一次投票过程中，艾雷找到比尔说：“你知道我一直主持爱德华·杜坎的竞选运动，现在爱德华退出了，如果我们能达成某种协议，我可以把支持杜坎的人拉到玛格丽特这边来”。实际上，这个协议不过使艾雷接管了我的竞选运动，比尔成了他的副手。
当艾雷来到我的办公室见我时，这一安排就确定了下来。我们都表演了一点外交小步舞。他有点明知故问地问我是谁在主持我的竞选运动。我也不得不装摸作样地回答他，我并没有真的进行竞选运动。艾雷说：“我看，最好是我来替你做这件事”，我很热情地同意了。我知道这就意味着他将尽可能地把杜坎的支持者拉到我这边来。突然一下子，我多日来的担忧全都烟消云散了。从那时起，艾雷和他的主要副手比尔就为我争取支持者，默默地、任劳任怨地做他的同僚的工作。
我向艾雷建议应与哪些人取得联系，他明确他说这类事全交给他办，不要我分心。他认为我应该集中精力于财政法案。这是一项好的建议，部分是由于这样我就有机会在楼上的委员会会议和一层的议会大厅显示身手了。说到底。最终决定保守党领袖的，将是保守党议会党团的党员们，我的表现和我的辩论发言一样会给他们留下印象。我的竞选班子开始时只有6个人，但很快就壮大起来，到了第二轮投票时已有四、五十人了，有点过于庞大了。游说工作做的相当精确。议员们可能要接受不同人的多次访问以核实他们投谁的票。艾雷和他的同僚们深知无捷径可走。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在进行着，他和比尔勾出一个个名字，记录着票数。艾雷时常向我报告进展情况，不过还附带着精明的选票游说者通常提出的告诫。竞选班子也来我在福拉德街的家中，通常是在星期天，与我一起讨论一周内将要发表的文章、演讲和提出进行其他活动的建议。
在竞选活动的初期阶段，我得到不少后座议员的支持，很受鼓舞。首批支持者有彼得·奠里森，他后来成为我在唐宁街的议会私人秘书。他告诉我3年以前，他的父亲，后座议员委员会前主席玛格岱勒勋爵就曾这样说起过我：“那个女人会成为下届保守党的领袖。”这也许是“那个女人”这个说法的最早记载。
与此同时，和媒体打交道突然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方面，戈登·里斯的作用是宝贵的。 记者安格斯·莫德兼有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 1966年由于在《旁观者》报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而被特德无礼地撤掉了前座议员的职位。他帮助我写了题为“我心目中的保守党”一文，刊登在《每日电讯报》这样的大报上；我同时收到了许多《每日电讯报》记者提供的有用的建议，这些人包括：彼得·厄特利、约翰·奥萨利文、弗兰克·约翰逊和艾尔弗雷德·谢尔曼等人，他们都支持我的主张，尽管他们的报纸也给了特德一些支持。乔冶·加德纳是1974年2月选举中加入进来的议员，此人是记者，还是《保守党新闻》的编辑，了解保守党中央总部的闲谈信息。他帮我起草文章，这确实是一个思想活跃的班子。
事实上，人们对我参加竞选的态度的变化是可以感觉到的。1月21日星期二，我在几尼俱乐部的圣斯蒂文餐厅的午餐会上讲话，在场的有全国和地方各大报的记者。到这时，根据艾雷收集的调查结果，我开始真正感到已有成功的机会。我苦笑着对他们说：“要知道，我真地认为现在你们应该开始认真对待我了。”他们惊讶地回头望着我，其中一些人可能不久就这么做了。到了那个周未就出现了从全新的角度评价我的竞选活动的文章。
同样，第二天在下议院与总是一幅谦和模样的丹尼斯·希利的另一次交锋也没有损害我的前途。他以恶毒但含糊的语气把我说成是“享有特权的热情之花”。我草草写下几句回敬的话。稍后，我兴致勃勃他说：“有的财政大臣是微观经济学家，有的财政大臣理财有道，可这位财政大臣却是廉价的。”保守党议员很爱听这些话。
就在离选举一周之前，艾雷、基思和比尔来到我家中讨论最新形势，那是1月26日星期天，从已作出承诺的人数来看，表示支持我的有120人，支持希思的还不到80人，似乎情况太乐观了。我们还需要对人们作口访，重新研究他们的意向。彼得·沃克和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蒂姆·基森和肯·贝克是希思竞选运动的主要筹划人。估计他们收到了二人票数相同或者更乐观的消息，他们的错误在于相信了那些消息。与艾雷的作风成明显对比的是，他们在第一轮投票前就大喊大叫地预言将获得巨大胜利。
在福拉德街我家中，大家同意星期一晚上我要在委员会13号会议室向我的主要竞选活动成员讲话。关于竞选活动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他们忘记的那些政治策略以及实际上是政治的欺诈，也比我所知道的要多得多。因此，我转而去谈我个人对保守党社会的看法和设想并回答问题，从10点半一直谈到半夜。能就我所信奉的东西讲一些肺腑之言，并且感觉到对我的事业至关重要的人们在倾听，其感受实在是妙不可言。显然，我的听众也有同感。一些议员告诉我他们从来不曾听到任何一位保守党高层人士从哲学角度谈政策。看来，对过去几年保守党没有方向、得过且过的做法感到沮丧的不只是我一个人。
这时希思阵营改变了竟选方针，但仍不得要领。嘲笑挖苦手法遭到失败。他们改为攻击我所代表的保守主义。他们说我的观点可能吸引党的中产阶级基层支持者，特别在南部地区，但绝不会赢得那些不信奉保守主义的人。我于1月30日星期四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的文章从正面谈了这个问题：
（作为教育大臣时）我曾被攻击为为了保卫‘中产阶级的利益’进行后卫战。现在当我领导着保守党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转让税”方案时却再次受到同样的指责。如果“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包括鼓励多元化和个人选择，提供公平的奖励，对技能和勤奋工作给以报偿，坚持有效地制止过份的国家权力，崇尚个人私有财产的广泛分布，那么这些肯定都是我正在努力维护的……如果一个保守党人不认为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主要保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