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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忘记，1972年春至1974年2月间，特德所推行的政策是大多数有影响的评论家所极力主张的而且得到了公众的广泛支持。美国的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大致类似的方针，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当时有些勇敢的、有远见的批评家的意见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四面受敌，孤立无援。尽管我的保留意见日益增多，但在这一阶段，我还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但是，我们有些人从这些错误中汲取了教训（尽管特德恐怕从来没有）。在我成为保守党领袖后，我才很好地，伊诺克·鲍威尔以及其他少数勇敢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为什么对于政府政策接连不断的180度大转弯提出抗议。他们声称：“如果你想找人把被践踏在泥海里的原则捡起来的话，你寻找的对象不应当是那些践踏原则的人。 ” 但是，伊诺克错了。用拉迪亚德·基普林的话说，基思·约瑟夫和我“有着数不完的教训”：
让我们老老实实地承认，
正如一个讲求
实际的民族应当做的那样；
我们有无数的教训；
这些教训将对我们稗益无穷。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后来的成功归功于我们对内部情况的了解和对早期失败的认识。希思政府特别使我们了解到，保守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比工党政治家所推行的社会主义政策的后果更加惨重。集体主义，如果没有平等主义的理想主义气味来弥补的话，是一种丝毫没有吸引力的信条。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已经简单阐述了一些背景。尽管我们由于塞尔登帕克宣言而受到称誉，但对我们的政策的思考远远不像表面看来那么透彻。特别是在经济政策方面更是如此。我们对通货膨胀以及工资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没有明确的理论。由于没有这种理论，我们陷入了盲目，认为通货膨胀是提高工资和工会权力造成的直接后果。因此，我们被无情地推上了控制收入和物价的道路。
而且特德缺乏耐心。我也有这一特点，我对人经常没有耐心。但我知道——当然，部分是由于看到了在特德领导下所发生的事情——从广义来说，要制定一项行之有效的导致长远变化的政策，就需要耐心。如果你坚持执行不干涉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只着眼于制定一种机制而不是制定一项计划的话，就特别需要耐心。1970年特德领导下的政府和1979年我所领导的政府的情况正是这样。由于执行新的政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看到成效，突然改变方向对战略的信誉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因此，特德政府上台执政，一方面可以为保守党政府过去坚持的原则和一贯性感到自豪，一方面又留下了一些令人困窘的问题，包括大量的‘180度大转弯’的怪事。1970年特德介绍竞选宣言时所说的话又回过头来缠绕他了：
一旦一项决定已经作出，一项政策已经制定，那么首相和他的同僚们就应当有勇气坚决地执行下去。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最近几年我们所看到的政策的不断后退和修补对英国的危害更大了。
然而，从另一层次来看，从在政府中日常的体验来看，对所发生事情的解释要从事情本身中去寻找，从困扰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反应中去寻找。我们过去以为我们已有足够的准备来面临这些问题。但是情况不是这样。我们逐渐被风吹得偏离了航道，直到在绝望中挣扎，我们撕毁了地图，扔掉了罗盘，在新的旗帜下航行，但舵手仍然未换，他仍然坚信他的航行，重新启程驶向未知的、暗礁密布的海域。
动荡来得很炔。由于全国码头工人罢工的困扰，政府上台几个星期就被迫宣布紧急状态。同时成立了调查法庭，以寻找一种代价高昂的解决办法。虽然在两周内罢工解决了，但这是否是一次胜利，也很难说。
下个月的危机是国际性的。9月6日星期日，巴勒斯但解放人民阵线的恐怖主义分手劫持了4架飞机（没有一架是英国的），并要求这些飞机飞往约旦。其中3架飞机劫持成功了。但第四架是从以色列飞往伦敦的飞机，劫持者被保安人员制服了。幸存的劫持者莱拉·哈利德在希思罗机场被逮捕。
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要求释放她。正当内阁于9月9日星期三开会之前，他们劫持了一架英国飞机以施加更大压力。当我们开会时，该飞机正在飞往贝鲁特。有人向内阁说明，我们已经默认了美国的建议，释放莱拉·哈利德以换取释放人质。以后的几个星期内，在进行交涉的同时，内阁对这个问题讨论了许多次。在此期间，约旦本身陷入了在国内进行的一场战争，因为侯赛因国王为反对巴勒斯坦人控制他的国家而与之作战，而叙利亚人入侵并占领了他北方的大片国土。特德拒绝站在侯赛因国王一边并参与进去，他肯定我们与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谈判是正确的。尽管释放哈利德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最后还是达成了交易，所有人质也随之被释放了，虽然被劫持的飞机被恐怖主义分子炸毁了，但侯赛因国王勉强地但又是成功地经受住了一黑九月“事件。
但到那时，我国政府已经遭受到一次打击，也许我们从来也没有从这次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7月中旬，伊恩·麦克劳德因腹部小手术住进了医院。手术是成功的，手术后他回到11号去休息几天。7月20日星期一的午夜，我的电话铃响了，是保守党议会督导员弗朗西斯·皮姆打来的。他说，特德要他打电话通知所有内阁成员，伊恩因突发心脏病于当晚去世。他享年只有56岁。
我个人感到受到打击。因为我与伊恩共事一向感到他是一位宽厚善良的人。我知道是他给了我发挥才能的机会，使我进入了影子内阁，然后进入了真正的内阁。但同时我也立即意识到我们失去了最机敏的有才智的政治人物和最好的沟通工作者。我不知道如果伊恩当了财政大臣他的表现会怎样。但是，如果人们承认，正如我过去和现在都承认的，即经济政策的最大错误来自特德对财政部的压制；人们可以有理由假设，如果伊恩还活着，事情可能会好些。托尼·巴伯接替了他的职务。托尼·巴伯是个很有才能的人，但他在财政部的时间，总的说来并不愉快。随后几年的经济问题都来源于这一职务的变换。虽然托尼可能有良好的经济天赋，但伊恩在政治上却强得多。
伊恩·麦克劳德去世后的那次内阁会议是沉闷的。内阁会议桌旁坐着的几乎都是此后我四年半的同僚。他们的个人素质将受到严峻的考验。托尼·巴伯是我担任律师时的老朋友，虽然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他是一个能干的税务律师，但他不是有可能起来反对特德的那种人。雷吉·莫德林任内政大臣，直到1972年由于普尔森事件而辞职。他一直对经济政策有兴趣并持有鲜明的看法。相形之下，他对他的新职务并不那么高兴。他在业务上还是极为称职的但任何向增加政府干预经济政策的倒退，他不大会起来反对。实际上，他一向是主张这种政策的。
亚历克。道格拉斯一霍姆不费吹灰之力恢复了他原来在外交部的职务。然而，不久，外交部就需要花费很大力气来实现我们作为反对党时所作的承诺，即取消对南非的武器禁运，并设法制定一种我们承受得了的方法来保持英国在苏伊士以东的驻军。他再也不能像在影子内阁中时那样更多地参与国内政治事务了。昆廷·黑尔沙姆如愿以偿，当上了上议院议长，他在特德和以后在我领导下任该职很长时间。在他任该职期间，他设法将他一贯的恶作剧和表演意识与上议院的斯文庄重的传统相结合。彼得。卡林顿是国防大臣，他沉着地担任了这一适合他的职务。我知道他与特德关系亲密。在他担任党的主席和能源大臣以后，他们的关系就更加亲密了。他在处理最后的矿工罢工问题上起了关键作用。这次罢工促成了1974年2月提前大选。他是特德的核心成员。
相反，尽管基思·约瑟夫是内阁中的资深成员，他的见解一向受到重视，但他肯定不是内阁核心成员。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核心集团。在被任命为社会事务大臣以后，首先浮现在他头脑中的是富有同情心的社会改革的一面，而不是他更加保守的经济信念，尽管他仍然极不信任一切形式的总体主义。由于他的热情。解决使儿代人遭受贫困的周期性贫困问题就成了他的任务。像我一样，基思负责一个开支很大的‘社会’部门，因而他（也像我一样）的优先项目的开支与紧缩公共开支的要求之间自然就产生了矛盾。不知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安排，特德把内阁中两个在经济问题上最保守的成员排除于经济问题的决策之外，而将经济决策留给那些他可以施加最大影响的人。
约翰·戴维斯是英国工业联合会前总干事，（当伊恩·麦克劳德死后他被召来担任技术部大臣时，他对政治一窃不通），他肯定是经济决策圈内的人。我喜欢约翰，事实上后来我任命他在影子内阁中担任了一个职务。但是，即使是他的最热心的仰慕者，对他处理动荡不定盼产业政治的做法，也很难为他辩护，而现在他的职责就是处理这类问题。约翰还代表‘商业’界，这是由于特德有潜在的总体主义意识，认为商界在政府中可起某种‘作用’。
罗伯特·卡尔是就业大臣，他是继托尼·已伯和约翰·戴维斯之后在特德领导下负责经济战略的第三名关键人物。他年纪比我大很多，我们的观点和性格也不同。他虽然刻板，但却是正派的、工作勤奋的人。他负有一项困难的、有理由认为是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即设法使有缺陷的劳资关系法起作用。他具有保守党左派的名声，但这并没有像想像的那样有用。工会会员认为保守党左翼不是更富有同情心，而是更不坦率而已。作为第一次煤矿工人罢工（1972年）时期的就业大臣和第二次煤矿工人罢工（1974年）时期的内政大臣，在这些事件发生期间，很少有人比他遇到过更大的困难。
有一个遇到更大困难的人，那就是威利·怀特洛。他相继担任下院领袖、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最后在三天工作周时他担任就业大臣。威利属于参加过战争的那一代人，我们二人之间似乎很少有共同点，而且，肯定我们两人谁也没有设想过我们的政治生命将会联系得那么密切。因为当时教育部不需要搞许多立法，我们在工作上很少接触。但我已经意识到威利是一个富有智慧的和令人信服的人物。他的言谈举止和才干使他成为一名出色的下院领袖。在那一届政府末期，他的判断力和素质使他所起的作用仅次于特德。然而，威利在公开场合的坦率形象却掩盖了他机敏的政治才能和驾驭人的天赋。
伊恩·麦克劳德过早地去世之后。杰弗里·里彭负责进行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谈判。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有类似的背景——我们都曾担任过牛津保守党协会主席，都曾当过律师——但我们两人的关系从来都不密切。我总是感到他设法用他的人格力量而不是用他的论点的力量来压倒对手。这可能是由于特德给了他任务，要他在与欧共体谈判时尽量争取到最好的交换条件——而这种交换条件并不总是符合我们最大的长远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个问题。
我的印象是，特德最信任的两名内阁成员是吉姆。普赖尔和彼得·沃克。他们都对特德忠心耿耿。吉姆在保守党作为反对党时是特德的议会私人秘书，而彼得是特德1965年竟选保守党领袖班子的组织者、吉姆是农业大臣。他的农场出身和红润的脸色帮助他得到这一职位。此后，1972年4月，在彼得·卡林顿领导下他担任保守党副主席。彼得·沃克热衷于英国机构的现代化，这一点使得他更接近特德。他不久成为新成立的庞大的环境部的大臣。这时，他开始积极推行他的最不受欢迎的地方政府改革，直到我实行‘社区税’时为止。他的改革造成了更严重的官僚主义。后来他到了另一大机构，即贸易和工业部。吉姆和彼得都比我年轻，彼得更年轻些。但他们对政府总的方向都有着大得多的影响，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我很不相同，他们对特德的忠诚和他们的政治能量都使我钦佩。
其他内阁成员有苏格兰事务大臣戈登·坎贝尔，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领袖乔治·杰里科，威尔士事务大臣和党的主席波得。托马斯是我在议会中的亲密邻座和朋友，迈克尔·诺贝尔曾一度任贸易和工业大臣。这些成员在内阁的讨论中没有发挥显著作用。因此，我发现在内阁中只有一个政治朋友——基思。尽管总的说来我与其他内阁成员的关系是客气和愉快的，但我知道，我们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无疑，他们也了解这一点。这种情况经常更清楚地表现在偶然的交谈和启发的反应中，而不是在辩论中。由于我在教育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所以我不想在内阁中占据很多战略据点。
特德完全控制了内阁，未受到挑战。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赢得了1970年的大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个人人品的竞选赢得的。我们了解这点，他也一样。再者，以根本原则为基础进行辩论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而且与他的脾气格格不入。直到1972——1973年，以及到发生180度大转弯事件时为止，特德领导下的内阁能够保持团结，至少部分原因仅仅是由于承认这一点：他是首相，因而有权在执行计划过程中指望得到支持。然而，一旦计划本身被放弃而代之以实行总体干涉主义时，气氛就恶化了。这种恶化并不表现于发表不同意见，而是偶然流露出来的抱怨。我们知道我们陷入了困境。
第二节 罗尔斯—罗埃斯政策
尽管1970年夏天和秋天很多困难向我们突然袭来，我们的头脑中还完全没有出现忧郁的想法。事实上，特德·希思、托尼·巴伯、罗伯特，卡尔、约翰·戴维斯等人正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实施他们激进的改革方案，而内阁中的其他成员则是热情的啦啦队长。
首先，政府决心着手削减公共开支。（事实上，这是整个1970—1974年期间唯一持续在内阁一级进行审议的一个问题。1973年12月的削减是匆忙进行的，没有在内阁详细讨论。）讨论于7月底开始。大家一致同意的目标是对1974—1975年度的计划开支净削减17亿英傍，而且特德还散发了一个关于经济形势的文件以表明他对这一战略的承诺。削减的开支多半在工业方面，但我已经指出，在教育部内在开支问题上也会有一场战斗。投资补贴取消了。工业改组公司将关闭。飞机和航天工程将受到最严格的审查。甚至耗资巨大的协和式飞机项目，主要由于欧洲政策的原因，也要暂缓执行。这是一项大规模的自由市场经济项目。这样在10月份就有可能制定一项减税预算。根据该预算，标准所得税率比原来的一英镑收8先令3便士（折合新市约为41便士）降低了6便士，并且从下个财政年度开始对公司税进行削减。
我们经济计划中的另一重要环节也毫不迟疑地提了出来——劳资关系法案。该法案的框架已经是大家熟悉的了：这是我们作为反对党时制订出的最详尽的政策的一个领域，而且早在1968年我们就发表了我们的方案。它试图雄心勃勃地、全面地为劳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基础。其主要原则是，集体谈判达成的合同在法律上�